顧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
——李慎之
在那“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年代，顧準一花獨放地創造著思想奇蹟。
——邵燕祥
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駱玉明
在一個兄妹十人的大家庭中，無論你怎麼出色，也很難得到家人的特別關愛。顧準在家被稱老五（兄弟排行），父親姓陳，有點文化，懂中醫，後來做棉花生意發了點小財，但很快生意又日漸清淡，總之顧準的家境一直都比較艱難。
事實上，顧準的父親有倆個老婆，她們是姐妹。顧準的母親是妹妹，顧準前面幾個兄弟都是大娘所生，他是這邊的老大，由於母親的家中沒有兄弟，所以自幼隨母姓（這或許是外祖父母答應他老爹娶小姨子做小老婆的條件吧）。
顧準的胞弟陳敏之先生最崇拜他這個五哥，一直到老了還免不了在內心嘀咕：都是一個爹媽生的，智商差距怎這麼大呢？（其實陳敏之先生也很了起）
顧準12歲讀完初中，個子卻像個八、九歲小學生。此時家裡也沒錢再供他繼續唸書，經人介紹，他來到由潘序輪先生創辦的立信會計事物所，當了一名拿一點點薪水，但包吃住的練習生，其實就是打雜，有點類似於外國公司的Office boy.
說到立信會計事物所，就要談一談創始人潘序輪。這傢伙也是個奇才。由於出身豪門，潘序輪年輕時是一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整天花天酒地，尤其喜歡賭博。直到27歲，有一天不知被什麼事情觸動了他的神經，忽然之間幡然悔悟，決定出國留學，沒兩年就拿了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隨後又跑到哈弗大學，又拿了個經濟學博士。
1927年，回到上海的潘序輪發現大多數中國人開的公司商行等經濟實體，仍然採用老式帳房先生的方式，根本不知現代會計是啥玩藝兒。於是乎，他先是開了一家名叫立信會計事物所，後來乾脆搞了一個會計補習夜校，不用說，夜校打雜的事歸顧準管。做完手上的事，顧準就坐在夜校後面的空位子上，等學生們下課後自己再去打掃教室。就在這等的過程中，百無聊奈的顧準也就聽起課來，他既沒有教材，又不好意思做筆記，全憑記憶聽完了所有的課。
有一次，同學們針對一個“難題”，下了課還在教室裡爭論，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顧準在一邊正等著他們回去，自己好打掃教室，可這些人越爭越起勁，絲毫沒有要離開的跡象，顧準忍不住插上一句，說這麼這麼一弄，不就解決了嗎？學生們不等他說完，紛紛訓斥道：“一邊去，小赤佬！”——恰好此時潘序輪從門口經過，他聽到顧準的講解，大為驚奇，不僅完全正確，而且比教材更簡捷清晰，於是把顧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詳細地問了顧準一些會計方面的學問，竟然發現，他這個博士都沒有什麼可以再教顧準的了。
而且，潘序輪發現，顧準對會計學的表述，比他更到位。於是決定，讓顧準擔任夜校的會計教師。第二天顧準走上講臺，學生們一看是這個打掃衛生的小孩子，於是破口大罵，硬是把顧準趕了下來。潘序輪沒辦法，只好讓顧準先跟著自己，每個月還多給了顧準幾十塊大洋。這樣差不多過了一年左右，顧準終於慢慢被學生接受。
1934年，顧準寫出並出版了國內第一部銀行會計專著，那年他19歲。後來還陸續出版了諸如《中華政府會計制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等五、六本會計專著，成為國內最有權威的會計專家之一，這些成就都在他21歲之前。
潘序輪是一個自視極高的人，但他對顧準的評價是：“弟才十倍於我”。
此時的顧準，不僅是立信會計學校夜校部的主任，同時還在之江、滬江等幾所大學做兼職教授，每月收入高達300大洋。當時上海一個黃包車的月包車價是2塊大洋。
但他並不滿足於此， 18歲時，顧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20歲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除了本職工作，顧準大多數時間都忙於革命事業。對此，潘序輪是知道的，他本打算將來把學校全部交給顧準，看到顧準如此熱衷革命，雖不公開支持，但也在多方面給以幫助。他減少顧準的日常事務，充分給顧準工作的自由。
1940年，顧準離開上海，參加了新四軍。他先後在蘇南、蘇北、延安等地工作和學習，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才同陳毅一起回來，期間擔任上海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
1952年，三反五反，顧準由於和領導產生意見分歧，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1953年，可能是領導的良心發現，顧準被調到北京，任中央建設工程部財政司司長。
1956年，顧準調入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兼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1957年被劃為右派，下放到河南信陽勞動改造，差點餓死。1962年摘帽後重返經濟研究所，1965年，顧準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再次下放到河南。1972年顧準回到北京，整天泡在圖書館，1974年12月3日，顧準因病死於北京反帝醫院（協和醫院），享年59歲。
顧準死前，極想和自己５個孩子見上一面，為此不惜簽下承認錯誤的文件——此前有關方面答應，只要簽字，不僅可以摘帽，還能恢復工作，補發工資，但他堅決不籤，後來人家說，簽了字你的孩子們就會來看你，顧準簽了，但孩子們一個都沒來，不僅沒來，最小的那個孩子，一位高中生，還寫來一封“斷絕書”，不承認有他這樣的父親。後來這個孩子，成了北京市恢復高考後的第一位理科狀元，現居美國，與國內斷絕一切來往。而顧準的一位女兒，據說是一位堅定的茅粉。
顧準的正式學歷是二年制初中。他十幾歲寫會計專著時，需要外文參考資料時，多由潘序輪幫忙，所以有幾本書二人共同署名。後來顧準覺得不方便，所以就自學起英語來，很快就達到可以獨立翻譯熊彼得經濟學專著的水平。顧準讀《資本論》，先是看譯作，後來看英文本，對中譯本某些章節，覺得譯得不好，就乾脆自己重譯一遍。
從1934參加革命到1974年去世，顧準用了四十年的時間，追尋他的革命理想，這期間無論政治上遭遇怎樣的磨難，他都是從馬列著作當中去尋找答案。直到去世前的二年，即1972年，他忽然對古希臘的歷史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在寫給陳敏之的信中透露，他計劃用10年的時間——也就是他今後的生涯，去弄清這個問題。
那麼，他在希臘文明中究竟找到了什麼？沒人能完全知道。因為他留下的只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
很多時候，一個嚴肅學者越到晚期，寫作便越謹慎。當他認為可以成熟某個觀點時，會整理儘量全面的材料去佐證，而往往一個新的材料又會引出一種新的觀點，於是又放下舊的一切。就像馬克思晚年，他寫下上千萬字的讀書筆記，一個字都不發表。就連費勁心思的《資本論》，也是寫了一半就擱置一邊，不再繼續下去。不像二十幾歲的時候，一本《共產黨宣言》，伏案就寫完草稿，寫完之後就讓恩格斯去抄寫和潤色，回頭看一遍，簽下名就OK。
顧準的思考和寫作，有點像晚年的馬克思，沒有絲毫的功利目的。在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之前，他不會輕易地下結論，但他的方向一直沒有變，——從希臘文明中去發現，那裡一定會有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