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地說，時間是2002年12月5日。
黃杏，在深圳一家酒店打工的廚師，感到發熱、畏冷，隨即去了醫院就醫，輾轉多家醫院，病情不見好轉，2002年12月17日送往廣州軍區總醫院，這就是“非典”的開端，中國人開始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
患者逃跑
2003年3月1日，凌晨1點，27歲山西籍女子持續高燒、呼吸困難，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科主任魏東光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並親自將其護送到解放軍總醫院。同時，非典也正式進入北京。
至此，SARS潘多拉魔盒正式打開。
SARS來勢兇猛
2003年2月9日，廣州市非典感染人數突破100例，死亡率居高不下，而此時的北京還對此一臉茫然。不久，佑安醫院，解放軍總醫院，北京市人民醫院多家醫院同時出現大量發熱的患者，並且他們都有著相同的病徵。3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北京為“非典疫區”，其中北京人民醫院確診SARS患者120人，本院職工高達83人，車水馬龍的北京城大街此時已經空空如也。
非典時期長安街
隨後，疫情開始蔓延全國，吉林確診首例SARS，接著就是遼寧，河北......
河南省洛寧縣羅嶺鄉韓溝村封村
小湯山抗非記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聯席會議上，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建議徵用療養院以解決床位不足問題，小湯山療養院進入考慮範圍並請示國務院。23日，國務院正式批覆，國家緊急徵用昌平區小湯山附近40公頃土地，由北京住總、北京城建、北京建工、中建一局等北京六大建築集團公司，合力搶建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從命令下達到醫院竣工，一共只花了7天7夜。
北京小湯山醫院
“這裡是不是死亡集中營，我們是不是要當做試驗？”第一批進來的40歲女患者不願意下車，牆上的攝像頭和站崗的武警使她害怕。
恐慌的情緒就像這病毒需要慢慢地退去。
北京小湯山醫院
小湯山醫院從4月30日晚收治第一名SARS患者，到6月20日最後的18名患者出院，這座醫院一共使用了50天。
小湯山醫院在建成後的兩個月內，收治了全國七分之一的SARS患者，大大緩解了北京已經繃到極限的診療壓力，集中隔離治療也大大減少了病毒的傳播。因此，小湯山醫院一度被認為是2003年國內非典疫情由嚴峻走向緩和的轉折點。
17年過去了，小湯山醫院已於2010年拆除，但它給我們的啟示卻歷久彌新：災難面前，無論是廟堂之上，還是市井之下，每個人都需要出色地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才能創造出奇蹟。
而現在，小湯山模式的延續，交給了2020年武漢。
而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位於北京城的小湯山近日將會被重新啟用。
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這部分內容摘選自柴靜的《看見》。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曆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佈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臺階上。她們手裡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髮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髮。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汙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慾望”。
採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〇〇三年對他的採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採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裡，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週四；四月十七日，週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隻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箇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髮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悽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裡，我會問他“你們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臟像是被什麼捏著，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裡面。人民醫院有九十三名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院戰戰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裡全溼了的時候，這些醫生護士，在天井裡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麼狀態，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後來發現，鬍子全白了。”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汙染區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麼區分清潔區和汙染區？”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麼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後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准，只能繼續開著，病人還在陸續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院還在繼續開放，發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溼，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癒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裡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後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目播出後，有同行說：“你們在製造恐慌。”
當時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誌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