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声地叹息
我是一揽风尘，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不能说明韩非思想的先进。因为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韩非的法和我们今天的法是同一个吗？
当然不是。
韩非的法以及法家的法，归根结底，是古代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我们今天的法律，是社会契约，并不是某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不能因为依法治国就得韩非的法是先进思想，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是统治工具和社会契约之间的区别。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思想上的。我们可以拿儒家的孟子和荀子来作比较：孟子的主张，我们可以归类为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不同，荀子是人性有恶。孟子是把人天生看成是善良的，而荀子是把人恶的一面强调出来，但没有说人原本就是恶的。而韩非则直接把人性归类成恶的一面，这也就是儒家和法家思想上的大不同。
而这些大不同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首先就是理念的不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上中下来形容他们的理念。上代表的是品德高尚的人，中代表普通人，下代表道德败坏的人。
显然，儒家思想只能规劝上，中两类，有可能会把一部分中一类的人引导成上。但是，也会有很大一部分原本意志不坚定的人变成道德败坏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劝其上，得其中，放其下。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而法家的思想很明显，人性本恶。能够让道德败坏的不敢犯错，能够让普通人安分守己，但是法家的思想是不可能培养出道德高尚的人，因为法家思想已经把你可能犯错的范围划出来了，同时也把你发展的范围划出来了，这就是法家的优势和局限性。
所谓的儒法之争，千年来根本没有结果和胜负。难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看不到法家的影子了吗？难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就没有儒家的思想了吗？
儒家和法家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胡萝卜和大棒，一方面，他们是相信人性本恶，希望有根准绳约束百姓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儒家的诸多思想为他们培养一个品德高尚的集体。这个集体就是士大夫群体，这个群体通常忠诚且有些古板。皇帝要换太子？不允许，皇帝要建宫殿？不可能……但也恰恰是这个群体，一直构成了封建时代的中流砥柱，千年来为每一个朝代保驾护航。
可单单有这个群体就足够了吗？
显然不行。
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解决了，那从古至今就只有一个朝代了，就没有改朝换代了。如果有人已经不受道德约束了，大棒就该搬出来了。法家思想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统治者巧妙的运用法家的思想，为自己的统治在底层人民中扩大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法家的法是统治工具了。
所以我说，现在的依法治国并不能体现韩非的思想先进性，儒家和法家都拥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性，同样都成为了统治者的工具，儒法之争很难说谁胜谁负。
思渊默言
韩非是韩国贵族，和李斯是同学，曾同时从师于荀子(这也是他在秦国因遭李斯嫉妒，被李斯进谗言杀害的原因)。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他总结吸收了战国末期诸子的学说，从而形成了他自已的刑名法术之学。比如，他吸收了荀子儒家学说，但废弃了儒家对士大夫以上用礼仪，对庶民用刑罚的旧说，主张人君对臣民一概用刑。
韩非非常崇敬老子，同意道家将“道"作为万物的本源。但他又肯定“道者，万物之然也"，是事物的总规律。老子的宗旨在柔弱无为，韩非却主张刚强有为。
韩非非常注重向法家(包括名家)学习，如他将商鞅、李悝一派专主用法，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慎到一派专主用势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要集权于中央，明君应当“抱法"、“处势"和用术，三者缺一不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央集权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理论，维护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利益，是当时政权巩固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湖北老卫
道德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在习主席提倡依法治国，同时也提倡、加强道德规范与教育。（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