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大会通还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到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已走过了95周年不平凡的历程。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创生当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925年5月1日，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结束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沉寂，成为工人运动复兴和高涨的起点。
铁路工会艰难恢复
1924年2月7日，二七惨案一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京汉、京奉、胶济、正太、京浦、京绥、粤汉等铁路代表20多名出席会议。会上选出孙云鹏为委员长、王荷波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杨殷被聘为全国铁路总工会顾问。
早在1922年10月，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就曾在北京集会，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不幸二七惨案发生，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各路工会的艰苦努力下，铁路总工会终于筹备告成。
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成立宣言，明确表示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三、增高知识，促进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
纺织工人凝聚力量
就在全国铁路工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合力的时候，全国纺织工人的力量也正在凝聚。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决议中明确指出，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多的一种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此时的上海，正是中国工业的最大中心，以纺织业、造船业、铁工厂、香烟工厂为最多，有三四十万新式工人，但当时却几乎没有一家真正的工会组织，除海员工会外，仅有一南洋烟草职工会。
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李立三、项英、杨之华等到上海，充实干部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与先期来到这里的邓中夏认真研究上海工运状况，迅速开拓上海工运的新局面。
早在1923年春，邓中夏应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之聘，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1924年春，上海大学增设平民夜校，迈出了教育和发动工人的重要一步。
共产党以上海大学为根据地，运用长辛店和安源工运的成功经验，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工人集中的地方办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组织和教育工人。随之以这些学校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人为核心，逐渐向建立工人团体过渡。
▲1925年5月24日，纱厂工会在沪西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
1924年9月起，先后在上海创建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杨树浦“工人进德会”。半年时间，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许多工厂中建立了组织，发展成员近2000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策源地。
▲1925年，罢工的香港、广州工人和各界群众10万多人举行游行
当时，资本家对工人非常刻薄。工人每天要做12小时的工，实在疲倦不过，稍有打盹，监工不容分说抬手便打。有些厂里甚至于上厕所都要领木牌，五六千人的工厂，木牌却只有两块，工人大小便偶然多几次，或是多耽搁些时候，也是拳脚交加。至于工资，一边是物价的高涨，一边是工厂的随意克扣，实在不够工人们养家糊口。
而在一些工友俱乐部里，工人们可以免费入学识字补习，还经常能够听到项英、刘华等人的演讲上课。刘华、项英等也很注意培养会员中的活动分子，分批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耐心教育，灌输一些爱国知识和斗争经验，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5年2月1日，同兴纱厂老板没有任何理由，便一次辞歇成年男工30多名，代之以养成工(即童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忿怒的工人们向厂方提出抗议，而资本家不容分说，将粗纱间80余人尽数开除。别的车间工人睹此情形，甚为气愤，忍无可忍之下开始反抗。
项英召集俱乐部会议，决定2月4日实行全厂罢工。这一天，原本是同兴纱厂发放工资的日子，但是厂方借故拖延时间，更加激怒了全厂工人。上午11时，刘贯之暗地潜入动力车间，关闭电闸，割断电线，用木棒打坏发电马达。电源一断，各车间的机器停止运转了，全厂电灯熄灭了，各车间的负责人发出信号，宣布摇班(罢工)。各车间工人们随即捣毁机器，割断纱组，纷纷离开车间，成群冲出工厂大门。下午1时左右，全厂的日班工人都到达潭子湾空地上集合完毕。
面对集结的工友，刘华、李立三和杨之华先后发表演讲。不少工人去过俱乐部，认识这位刘先生，很有亲近感。而杨之华从妇女身份出发，很多话说到了女工心坎里，博得阵阵掌声。当天下午，同兴纱厂工会即宣布成立。
工会成立后，旋即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6条要求，却遭到无情拒绝。于是，工会决定闹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先是派出联络人员到其他日本纱厂进行鼓动，又到各学校进行呼吁，争取学生的同情和支援。
内外棉第三厂首先起来响应同兴纱厂的工友，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到2月18日，罢工的日本纱厂共有22家，几乎所有上海日本纱厂都加入了罢工阵营，各工厂都先后成立了工会。经各工会联席会决议，成立各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公推刘华担任联合办事处总干事。这个工会联合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原班人马。
罢工工人每天在潭子湾集中，刘华、杨之华等轮流向工人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罢工的上海工人涌上街头
从前毫无组织的工人，一旦组织起来，就显出革命性与团结性。 工潮不断扩大，资方终于计穷，资本家意想不到工人有如此的能力，不得不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资方起初还想敷衍拖延，工会则通过上海各界罢工后援会，公开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日本资本家认识到，这次的工潮工人已经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同时工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假如不从速解决，激起上海各界甚至中国全面实行抵制日货也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日本资本家主动要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经双方多次协商和斗争之后，签订一项“修正案”，达成如条件:一、不许无故打工人;二、酌量增加工资;三、不许无故开除工人;四、废止储蓄制度，发还工人原有储蓄金。基本上答应了工人的大部分要求。
这次的大罢工坚持35天，宣告胜利结束。
一波初平，一波又起，1925年4月，青岛日商大康纱厂也发生了工人大罢工。斗争22天后，日商接受工人提出的14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包括承认工会为正式代表工人的机关。
5月10日下午3时，工会开全体大会纪念罢工胜利，宣布晚上复工。到会的每人手中执小旗一面，上书“罢工胜利”“打倒资本主义”“拥护工会”……工人们高呼“工会万岁!”“工人团结万岁!”“工人胜利万岁!”“工人自由万岁!”
在各地工人运动相继复兴的基础上，一件“大事”也正在悄然酝酿。
一封迟来的通告
就在全国铁路、纺织工人凝聚团结力量，阶级意识不断觉醒，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之时，一件“大事”也正在悄然酝酿。
1925年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一份《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落款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
这是一份迟来的通告。
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以来，整整三年过去了。召开一次劳大的时候，正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大会影响所及，震撼中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本拟次年也就是1923年五一节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成立全国总工会，不料二七惨案发生，许多工会骨干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工人运动不得不转入低潮。直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加之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下台，工人运动方才进入复兴时期，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此起彼伏，第二次高潮势头萌动，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时机成熟，呼之欲出。
此前的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革命形势、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大会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等多项决议案，分析了全国工运所处的形势，详细制订了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的计划。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为此，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且必须进行党领导的职工运动，把职工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的工农部内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时向各重要产业地区派巡视员，以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中共四大这些决定，对全国正在复兴并即将进入高潮的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即将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思想和政治上作了准备。
这次大会与上次不同，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有了团结有力的工会组织。所以决定不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而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四家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发出通告，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虽由四家工人团体发起，但实际上一直在中共党团领导下进行。
国共合作以来，革命形势高涨，工农运动迅速发展。陈独秀致信中共旅莫支部，“急需派得力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者回国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商定，派遣罗亦农等19位同志分三批陆续回国。1925年3月12日，罗亦农、王若飞等7人从莫斯科启程回到了国内。回国伊始，罗亦农即前往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为中共党团成员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对大会的指导。
全国总工会诞生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连续报道了会议盛况，节录如下:
会场门首悬以生花砌成红底白字大横额曰“农工大联合”，场内一演说台，高可两丈，占面积约半亩，左为全国工人代表席位，右为全省农民席位。台前悬红底白字大横披“五一大示威”，台之正中高插铜质镰斧模型的大赤旗，其四围满插旗帜，书“我们目前的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权”“我们目前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最低限度的工资”“检阅我们的力量向敌人进攻”“民国革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等标语。
会议开幕，唱国际歌，全体起立高呼“农工兵大联合万岁!”“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在这次会议上，邓少山(即邓培)宣布了开会理由，谭平山、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士脱洛弗斯基、廖仲恺以及俄国人加伦将军都发表了演说。
▲二次劳大通过的决议案《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
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记载，演说完毕后，全体出发巡行。由会场左出越秀北路，经惠爱东路、转西行至永汉路，南行出南堤，西行至西濠口，折北行至太平路之西瓜园散队。领队者手托大赤旗，其余工农手执赤旗，兵士枪插赤旗。全国工团代表、省农民代表为头一队，沿途均高呼“八小时工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工农兵联合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等口号。声震全市，观者途为之塞，水上大小轮船及各工会门首，均停摆燃炮，相为呼应，市面乃现壮伟激昂气象。
然而，大会并非一帆风顺。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等国民党右派和工贼拼凑了一个“全国工团联合会”，企图控制全国工会运动，他们四处活动，企图阻止各地工会派代表参加劳动大会，甚至盗用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湖北工团联合会等名义，通知各劳工团体，要他们切勿委派代表去广州参加劳动大会。他们说，该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影响的中国劳动组合部所召开的，有被急进派操纵之嫌疑，“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
与会各代表听后非常愤慨，尤其是被他冒名的各个工团更为愤恨，纷纷发出声明，与之进行斗争。
二次劳大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就是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总部设在广州，同时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今广州越秀南路93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25人组成，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
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作了重要的准备。
对此，罗亦农兴奋地欢呼:“结果既然如此，将来的成绩一定很可乐观。中国的工人运动从此另开一新纪元，缩短军阀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寿命。”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之际，向全国发出宣言，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从此之后，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带领工人阶级，“卷起赤旗三百万，搅得周天火热。”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中国革命又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曲折的奋斗，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建于1955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大楼，地处西长安街复兴门外大街10号，以朴素大方的建筑风格，在北京当时的建筑中独具一格
来源：《中国工人》杂志
编辑：杨猛
编校：吕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