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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沫
春秋早期人，是魯國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書對他的名字有許多不同寫法，其中一種是曹劌。這兩個名字是屬於同一個人(詳拙作《為什麼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人》)。過去，我們在《左傳》中見過這位先生，名作曹劌。他曾在長勺之戰，為魯莊公出謀劃策，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治氣之術，出人意外地打敗了齊桓公，因而受到毛澤東的稱讚。
此人出身卑賤，但足智多謀，想為魯莊公獻計獻策。他的老鄉說，打仗是人家貴族的事，你不要多管閒事，他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莊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結果證明，他確實是優秀的軍事家。
毛澤東說“卑賤者最聰明”，舉例很多，其中就有他。這是一種記載。
另一種記載，是《史記·刺客列傳》的記載。司馬遷筆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任為將。魯與齊戰，三戰皆北，被迫在柯地簽訂不平等條約。在莊嚴的儀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頂住齊桓公，逼他退還魯國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脅下，桓公被迫答應。一經承諾，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臉不這些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貴族，而是卑賤者中的聰明人，他不會像貴族那麼死心眼(如相信“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的宋襄公)。卑賤者愛使用非常手段，即貴族不恥的糙招，特別是在實力懸殊、強弱不敵的戰爭中；第二，曹沫參加的戰爭，正是這樣的戰爭，齊國非常強大，魯國非常弱小，他以奇謀僥倖打敗齊桓公，但三戰皆北，不能扭轉戰局，萬般無奈，才鋌而走險。
他的成功是靠兩點：一是齊桓公地位高，名氣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說話非同小可，不便在莊嚴的會盟儀式上出爾反爾，管仲勸他不可背約。這兩條都是抓住了貴族的弱點。當然，在其他古書中，還有漢畫像石中，這次劫持，參加者還有魯莊公。逼急眼了，魯莊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簡單，穿鞋的打不過光腳的(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面)。
現在，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中，我們發現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散蔑之陳》。它的出土有一個意義，就是證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動和兵法有不解之緣，兩者不一定是對立的東西。
正規的戰法是戰法，不正規的戰法也是戰法。
（二）專諸
年代比曹沫晚，是春秋晚期人，事見《刺客列傳》，乃吳國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個重諾輕死的亡命徒，類似俠客。公子光(後來的吳王闔閭)善遇專諸，答應死後為他贍養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確，就是派他搞刺殺。刺殺是為了政變。其結果，必然是一死。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實是劫持，不是刺殺，嚴格講，是屬於下面要談的另一類。劫持，是以被劫持者為人質，提出各種要求(如贖金)，殺人並不是最終目的(雖然其結果，常常和刺殺一樣，人質還是死於非命)。
專諸和曹沫，共同點是不要命，勇敢。孫子講御兵之法，說吳、越世仇，同舟共濟，也會齊心協力，關鍵是死無退路。人心都是肉長的，勇是逼出來的。當兵的也是人，沒有多餘的命，令發之日，淚流滿面，效死拼命靠什麼?曰“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孫子兵法·九地》)，“諸”就是專諸，“劌”就是曹劌(即曹沫)。他們是春秋時期最有名的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離
也是吳王闔閭的刺客。吳王派他刺殺另一個吳公子，名叫慶忌。要離是個枯黃乾瘦風吹都要倒的弱者，慶忌是個武藝非凡膂力過人的壯漢。要離斷臂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刺客列傳》不載)，也是驚天動地。這事在戰國時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絕秦王的無禮要求。秦王威脅說，您難道沒有聽說過“天子之怒”嗎?“天子之怒”是“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反問說，那大王聽說過“布衣之怒”嗎?“布衣之怒”是“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當時，他舉了三個刺客，一個是專諸，一個是要離，一個是聶政，其中就有要離。說罷“挺劍而起”。結果是“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日：‘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戰國策·魏四》)。
（四）豫讓
戰國早期人，是晉國的刺客。此人也是亡命徒，他受過智伯的大恩，非常忠誠。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骨以為飲器，他發誓要為智伯報仇。為此，不惜殘身毀容，隱姓埋名。先裝受過刑的殘廢，給廁所刷牆。後裝麻風病人，把自己弄成啞巴。兩次刺殺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誠，解衣令之刺，讓他撒氣，然後伏劍自殺。這是決意恩仇的個人行為(和《遊俠列傳》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導演，也許夠不上“主義”。但刺殺和劫持，從法律角度講，是最低級的犯罪形式，它們和稱為“主義”的活動在形式上無法區分。
（五）聶政
戰國中期人，是韓國的刺客。聶政刺韓累(韓國的相邦)，也屬於快意恩仇。事見《刺客列傳》，不必多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後還有烈女，即聶政的姐姐，名叫聶榮(也作“聶嫈”)。弟弟死了，無人收屍，姐姐發現，終舉其名，最後哭死在屍體旁邊。郭沫若寫過一個劇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頌聶政和他姐姐。（六）荊軻
戰國末年人，是燕國的刺客(其先乃齊人，徙於衛，又入燕)，也見於《刺客列傳》。這是距司馬遷最近，他親自做過調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孫季功、董生和夏無且請教)，著墨最多，記述最詳，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
故事比較複雜，大家都很熟悉，這裡不必多談。有趣的是，最近陳凱歌拍了《刺秦》，正是講荊軻刺秦王。電影主題很前衛(但藝術水準不怎麼樣，竊以為)，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殺人盈野，太殘酷，荊軻代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祖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想去除掉這個暴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乃千古絕唱的慷慨悲歌。但他這麼幹，豈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有人會提傻問題。
春秋戰國是天下大亂的時代，養士之風盛於一時，故刺客特別多。秦代法制嚴苛，此類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屬於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風餘韻，反而見重於漢代(原來的歹徒都成了英雄)。
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經常出現於漢畫像石。當時人對刺客是抱欣賞態度，非但不以成敗論英雄，還充滿憐惜之情。大眾有大眾的邏輯，法制拗不過文學。司馬遷也說，他們是“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更何況漢初功臣，位同宰輔的張良，本來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擊，天地震動，暴秦垮臺，頓成英雄。當官的都如此，老百姓還忌諱什麼。這是那時的風氣。
中國的刺客史，這裡不能詳談。漢代以後，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輪的刺殺高潮，其時，正值無政府主義暗殺風靡全球，熱血青年，奉為時髦。“斷頭臺上淒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我國留學生和革命黨紛紛投身洪流（如徐錫麟、秋瑾和汪精衛）。現在的說法，是叫“和國際接軌”。
魯迅說，中國也有“脊樑”，他說的“脊樑”，後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錫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鄉），或如聶榮，屬於撫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說《鑄劍》也是歌頌刺客。
中國歷史上的刺殺，目標明確，主要是政要和權貴，普通百姓不值得殺；手段也非常簡單，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發性強，威懾力大，有攻心奪志的奇效。
恐怖主義的一大特點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殺傷。刺殺是暴力的基礎形式，刑律屬於人身傷害罪，而且是故意傷害罪，逮住就是個死，最低級、最原始，但“擒賊擒王”、“攻心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規模報復，也是重在心理威懾［案：如“二戰”中美國對柏林和廣島、長崎的毀滅性打擊。“二戰”後的美國戰略就叫“大規模報復戰略”，參看麥克納馬拉《音調不定的號角》］。
小太監和老佛爺下棋。小太監說，對不起，我殺您一個馬。老佛爺說，我殺你全家。古代的有限報復（低於種族滅絕的報復）。大抵如是。比如誅夷九族或滿門抄斬，就是古代常用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