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火火讲历史
解决“建国”后新政权的运转支出、尤其是大顺军的后勤供应及犒赏将士需求。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后金银缺少，在刘宗敏等人撺掇下，李自成下令“追赃”，原本是要降官主动献银，刘宗敏不顾李自成反对，强势夺权亲自拷掠获得7000万两。
以战养战方式决定了必用劫掠弥补亏需
李自成农民军是靠以战养战方式发展壮大的，没有稳定的赋税粮草来源，部队的后勤供应都是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流动作战存在的大难题，李自成一直都是采用劫掠这种简单粗暴的敛财方式，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金银财宝，补充战争所需。
李自成农民军每次攻克一个城池州县，都会把当地的府库、藩王、官吏作为搜刮劫掠目标，把库银、皇粮、王侯将相们的万贯家财掳掠一空。即使李自成于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有了陕西这个大后方根据地后，一路进军北伐依旧劫掠不止。也是因为战争消耗太大，一是军需及犒赏需要；二是沿途开仓放粮、散财于百姓，收买人心扩大兵源所需。
北方局势糜烂百姓已无赋税可征地步
明末处于小冰河时期，气候极端异常，连年干旱蝗灾，北方粮食颗粒无收。朝廷每年激增饷银，加上明末农民军连续十几年在陕西、河南等中原北方地区流窜，满清数次入关劫掠，天灾人祸不断，连口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以致民脂民膏刮尽，饥荒鼠疫横行，北方已是十室九空，人口锐减1000多万。
此时的大明朝廷早已是个空壳子，财政破产，府库已是空空如也，无法赈灾救济，百姓没有活路，这也是导致李自成还能东山再起的原因，李自成农民军通过劫掠这一方式迅速发展壮大。而后攻破京师登上大位后，李自成自然是无法从所占领的地区征收赋税，北方糜烂的现实情况已是颗粒无征了，反过来新朝更需要通过免除赋税来赢得民心，更别说赶紧赈灾救济，恢复战后地方了。
百年都城财富云集内帑竟无数万之藏
自永乐年间北迁都城于北京后，凡二百多年。京师历来是官宦世家、富商豪贾聚集之地，而北京内城素有“东富西贵”之说，天下的财富都集中于京师，天下的富户也集中于京师。历来深尝劫掠甜头的农民起义军岂肯放过，恐怕还未攻破京城便想好了怎样大捞一把。可北京不同于之前劫掠过的城池，这里是京师，幸好李自成还保持清醒，严令军队，所以初入京城纪律严明。
攻入北京后，李自成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仅有几万两，骇异之下，失望至极。而”建国“后亟需海量金银维持运转，先是刘宗敏等人撺掇，下令降官献纳贪污款项。
解决新朝初立燃眉之急失控丧失人心
明朝投降官员都被送刘宗敏住处听候发落。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一律按官员品级定额缴纳，缴足即放人，否则大刑伺候，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
后来发展到失控了，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随后军纪日益败坏，城内饿尸遍地。李自成觉有些过分，便要求刘宗敏停止拷掠，刘宗敏怒怼，根本不买这位哥们“皇帝”的账。
经过数天拷掠，农民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崇祯帝要求捐助所获仅20万辆。七千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十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两千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七千万，刘宗敏酷烈可知。恐怕这个结果也不是李自成想要的，即使身为大顺皇帝，局势发展到连他也回天无力了。
拷掠腥风血雨过后空留遗恨败走西安
拷掠的失控导致李自成大顺政权丧失迅速站住脚跟的机会，原本投降的大批明朝京官足以让新朝稳定运转，而过分的拷掠导致数百清贫官员致死，活下来的已是绝望，失去士林阶层的支持，没有治国经验的农民军是无法迅速运转整个庞大的帝国。
拷掠失控的扩大化也让李自成的农民军彻底与京师决裂了，失去了在北京执政的政治基础 ，山海关的吴三桂也彻底倒向了满清，更可能怕的是关外早已聚集待命的满清铁骑虎视眈眈，这一切似乎来的太突然，然而却是偶然也是必然。早已习惯靠劫掠为生的农民军，要一下子扭转过来，却是难为了他们，即使李自成有着一些长远的考量，恐怕在面对失控的手下时也缺乏足够的勇气，或许李自成原本对于坐上北京龙椅亦无足够的信心，内心里还是深藏着老家那座城西安。
默许的结果，便是李自成一个多月败走西安。而他留在北京断后的三千农民军，据说是被京城人打死，生吞血肉，挫骨扬灰，可见仇深似海啊。
有争议的历史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运转是需要财政支持的，而财政的来源就是没收明朝官僚地主的家产，其中交不够银两的高官贵戚就要面对无情拷打，虽然他们投降了。而形成这种政策的原因如下:
一、李自成出身农民阶级，受恩于农民阶级，所以政策上也就偏向农民阶级。
李自成出身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陕西米脂县驿站下岗职工。李自成无钱还债被债主殴打时，是饱受苦难的百姓救下了他，并一起落草为寇。李自成被明朝军队多次打得全军覆没，甚至老婆都丢了，是饱受苦难的百姓不离不弃，源源不断归属他，和他共铸大顺王朝。
无论阶级出身，还是个人情感，李自成都偏向农民阶级。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军队攻下洛阳，杀死福王，将福王府堆积如山的钱粮分给百姓。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中央政权，并宣布对农民三年免征，财政来源为没收官僚地主的家产。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长安称帝，建国大顺，年号永昌，延续对农民减免赋税的政策，继续没收剥削阶级的财产充当军费。攻下北京后，依然执行“追脏助饷”政策，就有了拷打投降明朝官员以获钱物的事情。后来兵败撤离长安时，李自成部属拒绝焚毁军粮，留予秦地百姓活命。
二、没收官僚地主财产，是种简单有效获得财政来源的渠道。
当时的百姓历经连年天灾、每年激增的苛捐杂税、不停歇的战争，连活命都是一种奢望，哪有什么钱粮可供税收。能活命的话，普通百姓没几个愿意反抗朝廷，参加起义也只想混口饭吃活下去。而官僚地主通过多年剥削手里掌握着大量的钱粮物资。李自成为民时被这些人欺压，起义后这些人不是镇压他就是在镇压他的路上，李自成对这些人肯定没什么好感。场面铺的越大，运营费也就越高，攻克北京如日中天的大顺财政，就靠这些人了。“追脏助饷”的成绩也是斐然，据说共得白银七千万两。崇祯皇帝求而不得的钱财，就这样被压榨而出。
那么“追脏助饷”政策对大顺政权有何影响？
这就要功过两分说。这种政策一直简单粗暴有效的解决着钱粮物资问题。造反初期，农民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是对立阶级，饥饿的农民靠抢夺地主富户来活命，天下受压迫的农民跟着闯王不再受欺压还有饭吃，队伍不断壮大。建立政权后，升级为没收“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的家产充作军费，而农民则三年免征赋税。百姓争相归顺。
李自成军队轻易从长安打到京城，快速截断崇祯皇帝南迁之路，
如此硕果，离不开明朝官僚地主阶级的望风归顺。建立大顺政权后，李自成就应该考虑如何妥善对待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的问题。尤其攻克北京后，这些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就不再是敌对势力，而是大顺臣民，应妥善利用对待。大顺高层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采取“追脏助饷”等政策对待这些人，对投降派犹如当头一棒，激化了矛盾对立。没有妥善对待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是大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是失去大量人才补充，无论量还是质。大顺的官员，要么是农民，要么是下层知识分子，连文臣之首牛金星，也只是个举人。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只要运用得当，确实能成为一股助力。而大顺只录用了少量的大明三品以下官员，三品以上更少。这样使得大顺失去了补充有治国经验和战略眼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机会。例如大顺高层还没有意识到大明残余势力已不再是大顺头等敌人，轻视了山海关外的劲敌，还在南方战线上集结重兵。
二是激化了阶级矛盾，把这些投降派推向了大清，削弱了自己强大了敌人。 官僚地主阶级归顺如云的原因，一为保命，二为保财。但大顺的政策使得他们不光钱财落空，交不够钱时人身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很多昔日的达官贵人死在拷打之下。这种政策，更是逼反了一个关键人物吴三桂。听闻崇祯皇帝驾崩，本来勤王的吴三桂全军哀祭之后，做出与其投降大清外族宿敌、不如投降大顺的决定。但还没到京城就听到父亲吴襄被拷饷、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刘宗敏霸占的消息，冲冠一怒的吴三桂不仅为红颜，也得为自己和手下考虑，倒向了大清。而李自成没有意识到这点，没有集结更多的军队就出兵山海关，被大清和吴三桂联军打得大败，只能在皇宫匆匆举行登基大典后西撤。
一直在辽东觊觎的大清终于得偿心愿，进入山海关，开启问鼎中原之路。大清也会收买人心，高举“报君父之仇”、“剿贼”的旗号追杀大顺。这让饱受财产性命双威胁的官僚地主阶级有了一种新的选择，而且大顺的高压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人投降外族的抵触心。一时间，昔日云集投降大顺的官僚地主又云集投降大清，纷纷袭击大顺军队，改装易发为大清效力。
后来李自成也意识到政策的错误，败退长安时废除了“追赃助饷”政策，但为时已晚，大清骁勇善战，加上放弃湖广等战略错误，大顺势弱难返。永昌二年，李自成意外的被九宫山地方武装杀死。新生的大顺犹如流星，耀极一时又猝然落下。
云迹乐谈
李自成、刘宗敏拷打明朝投降官员，主要目的是为了逼他们交钱做军费，次要目的是阶级报复。
一、百万起义军急需军饷，建立政权急需用钱
李自成、刘宗敏和其他义军领袖和士兵，都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压榨，对纳粮交税深恶痛绝。李自成就用“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来做为口号，义军所到之地，穷苦百姓非常拥护，他们打开城门，放进义军，杀尽贪官，李自成的部队迅速发展到百万以上，迅速占领了大批土地和城池。
为了安抚百姓，李自成确实执行了不纳粮的政策，而且穷苦百姓也没有多少油水，但是百万大军每天的消耗是极大的负担，建立各地的政权离不开大笔的银子，财政问题逼着李自成不得不向明朝官员讨要。
李自成让手下第一大将刘宗敏负责筹款，刘宗敏深知明朝降官们爱财如命，绝不会乖乖交出搜刮的民脂民膏。于是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必将夹碎他们的手足。
后来还觉得威慑力不轻，于是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于是在严刑拷打下，各位前明的贪官不得不把埋藏的财宝交出来，前后获银七千万两，送到西安。
二、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
李自成、刘宗敏和义军上上下下，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出身，受够了地主、官僚的压迫，所以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严刑拷打，不顾受刑人死活，就是为了报复。
当时有个魏藻德，只交出了一万两银子，没交够数目，被活话打死。后来又抓来他儿子继续用刑，也是杀掉了。
其他在用刑中打死、处死的很多，对腐朽的贪官进行了猛烈的阶级报复。
三、激化了与前明降臣之间的对立，促成了李自成的失败
由于李自成、刘宗敏的猛烈报复和拷打，让前明已经投降的大臣和地主阶级，对李自成的政权和军队恨之入骨，他们在清兵和吴三桂入关后，马上投靠了满清，充当追杀起义军的先锋。
李自成的部队土崩瓦解，最终自己也死在地主武装的手里，起义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