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奸臣很多，但能獨掌權柄至死的很少。
李林甫就是這樣的人。
他在大唐盛世任相十九年，幾乎是獨自全權處理國事，大唐由盛轉衰的鍋，他肯定要背。
如果李林甫不死，安祿山不敢造反。雖然安祿山一直在覬覦大唐的錦繡河山，對唐朝滿朝文武都不放在眼裡，但唯獨對李林甫畢恭畢敬，非常忌憚。他一直等到李林甫死後才敢“漁陽肇鼓動地來”，揭開“安史之亂”的序幕。
李林甫也算是李唐宗室之後，他的先祖是長平王李叔良。如果按照輩分來推的話，唐玄宗還得喊他一聲叔叔。
由於他家的王爺不是世襲的，到了李林甫的父親李思海這輩，早已不再是王爺了，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參軍。所以說李林甫的成長道路上，家庭並沒有給他太大的幫助，更多的是靠他自己。
李林甫文化程度不是很高，雖然讀過書，但是不求甚解，讀過就忘，很多字都沒記住。但是他精通音律，也會填詞，這倒是一件很蹊蹺的事。按說文化水平低的人，作詩填詞是外行，可是李林甫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結合體。
李林甫有個笑話，有一次，他看到“杕杜”兩個字，這個“杕”字他不認識，就問吏部侍郎韋陟這是個什麼字。韋陟故意出他的洋相，假裝沒聽到，也不理他。之後韋陟把這事對別人一說，李林甫也就得到了“杖杜宰相”這個外號。
李林甫是個老謀深算的天才，任何難題在他看來，都有解決辦法。開元十四年時，李林甫已經是朝廷的吏部侍郎了，專門負責對官員的考核工作。這一年唐玄宗的哥哥李憲找他走後門，給了他十個人的名單，要求提拔這十個人。但是這十人都是沒有什麼貢獻的，如果全部提拔，輿論也通不過。李林甫想出一個辦法，他和寧王商量之後，從十人中挑選了一個關係比較遠的，故意當眾宣佈這個人為官不正，給予黜免；其他九人則升官一級。這樣做既討好了李憲，又顯示自己剛正公平，大家看到官聲最差的某人被黜免，都稱讚李林甫處理得當，為官清正。
李世民曾孫李適之和李林甫同朝為相，兩人政見不合，總是尿不到一個壺裡去，但是表面上李林甫對李適之非常尊重，兩人關係也還過得去。有一次李林甫對李適之道：“華山有金礦，開採可以富國，皇帝還不知道。您是左相，不如向皇上進言開採，可富國強兵，是大大的好事。”李適之果然上當，將華山金礦奏知玄宗。唐玄宗詢問李林甫，李答道："臣早就知道！但是，華山是陛下本命山，乃王氣所在，不宜開鑿，臣便沒有提及。"唐玄宗便認為李適之慮事不周，對他道："以後奏事時，要先與李林甫商議。"從此，李適之失寵，不久後被罷去相位，改授太子少保。
李林甫類似的事情幹了不少，史書上都是他用陰謀詭計害人的記載，而且無一例外都認為這是個小人。可是這樣一個小人，為什麼為相十九載不倒？裡面肯定有其他原因。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勵精圖治，開創了政治清明、國家繁榮的“開元盛世”，是一個有為的明君。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日漸昏庸，追求享受，懶理國政，逐漸蛻變成一個昏君。特別是在公元740年納了楊貴妃之後，更是將政事委託給李林甫，自己縱情聲色，過著逍遙快活的日子。
大權在握的李林甫，對那些不聽話的政敵開始大肆打擊。他重用酷吏吉溫、羅希奭掌管刑獄，幫助李林甫打擊異己，那些反對李林甫的人只要落在他們手中，沒有人能活著回家，時人稱之為“羅鉗吉網”。
唐玄宗曾准許天下士子中通六藝者，可到長安參加官員選拔。李林甫擔心士子們會在面聖時說一些對自己不利的話，便要求由郡縣對士子選行甄選，優秀者才能送到京師複試。然後他暗中指使州郡，故意將一些才能平庸者送到京師，結果考核時沒有一個人合格。李林甫向玄宗說，人才都被他挑選做官了，真正做到了野無遺才，唐玄宗大喜，從此對李林甫更加言聽計從。
就個人來說，李林甫是一個專權的小人，只要涉及權力之爭，他都會用盡腹黑之術，將對手打死打殘，毫不留情。但是他本人卻沒有什麼把柄可以讓政敵們抓住。他城府極深，喜怒不形於色，也從不將自己心裡想什麼告訴別人。更特別的是，他遵紀守法，做事也非常謹慎。《舊唐書》說他“調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出，皆有恆度”，承認他是一個鐵腕宰相。
唐玄宗信任安祿山，在兵權之外，還給了安祿山管理民政和財政的權力。但是安祿山非常懼怕李林甫，因為李林甫彷彿可以看穿安祿山的心思。每次兩個人聊天，安祿山心裡想什麼，李林甫都能準確地說出來，弄得安祿山“雖盛冬常汗溼衣”。安祿山在朝廷有很多眼線，每次只要聽到眼線彙報說李林甫表揚他，就開心得要命；要是聽到李林甫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壞話，就嚇得大叫“阿與，我死矣！”所以安祿山在李林甫的積威之下，一直不敢發難。只有李林甫死後，楊國忠執政，安祿山這才敢於起兵造反。
李林甫一生所做所為之中，最為封建士大夫不能接受，也是最受詬病的，就是他曾設計陷害了當時的太子李瑛等人，在唐玄宗立李亨為太子之後，又想廢掉李亨。雖然最終沒有得逞，但太子黨的李適之、韋堅、王忠嗣都受到了牽連。這在封建禮教中屬於大逆不道的作法，任何一個正統的士人都不可能贊同臣子害太子的行為，歷史上對李林甫的評價不高，與這一點有著很大的關係。
如果說誰是唐玄宗時最大的奸臣，那應該是楊國忠而不是李林甫。李林甫雖然權力慾重 ，但他還做事，屬於有才無德之人（其實他對自己的自律還是很嚴格的）；而楊國忠不但無德，而且無才。李林甫臨死時將全家託付給楊國忠，楊國忠答應得好好的，李林甫一斷氣，他就靠黑狀，使得還沒躺進棺材的李林甫被唐玄宗除去官籍，家產也被抄沒，家人流放，以庶人之禮下葬。楊國忠的品行也可見一斑了。
李林甫完全是靠個人打拼上位的宰相，他的許多野史秘聞都是政敵們記載下來的，有多少可信度？不說別的，就說他文化不高又精通韻律，會寫詩填詞這一條，就與常識不符。其中難免有些是對他的不實的記載。他確實是嫉賢妒能，也迫害過政敵，這在封建社會太常見了。歷史上那麼多宰相，有幾人沒有打擊過政敵？世人把安史之亂的賬算在他的頭上，而不算在楊國忠的身上，對他也是不公平的。
李林甫這個人，自己也知道自己奸。李林甫兒子曾經哭著勸他，說他長期佔據大位，得罪的人太多，將來禍至，全家想當個普通老百姓都不行。李林甫也不是看不懂形勢，說大勢已是這樣，自己改變不了。唐玄宗也知道李林甫奸，入蜀後，一次偶然回憶起李林甫，評價道：這個人嫉賢妒能，舉世無雙。所以他奸，基本是人盡皆知的了，不然玄宗也不會把他放在首相位子上一放16年。
但是，李林甫確實也是能臣。李林甫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財政節流，機構改革，賦稅折納，土貢改革，兵制改革，法制改革，選官與科舉改革，明確了法典制度，吏治規範。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訂和整理全部法典。他會同一批法律專家，對法律進行了紮實和周密的修訂工作。被刪除的無關緊要的條款不少於1324條，另外2180條得到修正。經修訂的法典於737年送呈皇帝，計有：律12卷及其疏義30卷；令30卷；式20卷；《新開元格》10卷。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國頒行。這證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訂，因為這是唐代最後一次系統地重編全部法典的活動。這次制訂的法典實行的時期特別長，因為它一直到14世紀初都保持著權威性，雖然其間作了若干較次要的校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次修訂法律是唐代最後一次試圖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標準化的、全國一致的行政法規的活動。在唐以後歷代皇帝時期，地方活動的日益多樣化使這一工作不可能進行下去。——《劍橋中國隋唐史》
《舊唐書》中，對李林甫記錄的算是比較客氣的了，甚至頗有褒義。在最後的評價中：
“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臺衡，動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 。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
李林甫專權，但是尊奉皇權，“媚上”，本質上是因為專權的他，其實是皇帝專權的代理人。李林甫的改革措施，與玄宗朝的制度改革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只是經歷了開元諸多賢相之後，改革到了李林甫時期，已經走入深度觸碰利益格局的深水區。李林甫是霸道，表面溫和公正，實際上排除異己不擇手段，但是與其他歷史時期或成功或失敗的改革家們相似，這種霸道與專權，也是為深度貫徹其改革措施而採取的強橫政治手段。整個玄宗朝，開天前盛後衰的冰火兩重天，其實是處於中國大歷史的一個分水嶺上，這些制度改革，也是在形勢倒逼之下，被動跟進時代步伐。李林甫在這次政治形態與社會形態激變中的作用，一點也不小。
比如直接決定了中國軍制分水嶺的募兵制改革，現在很多網友覺得這項改革是漢家軍隊逐漸淪為弱勢的歷史成因。但其實府兵制與漢唐間作為社會主導階級力量的士族群體，整體都已經在初唐時期崩潰瓦解。這背後與當時東亞社會的技術、傳媒、政治、國際形勢發展都有關聯，而募兵制改革，只是在未經明確的既成新形勢下，制定新法來理順兵制關係與制度規範的順勢改革。
所以《舊唐書》中，雖對其人格也有貶義，但對李林甫的理政能力和成績，不吝給予“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處，皆有恆度”，這樣足夠褒獎的措辭。
“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這般城府深沉的李林甫，也才會讓目無綱紀的安祿山都覺得敬畏。“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李林甫很重視對制度典範的維護。最終死後被楊國忠誣陷，天下人都覺得冤屈。證明當時李林甫是有一定威嚴和人望的。對比沒有底線，大肆斂財的楊國忠，李林甫也背後整人，但做事實。李林甫也心狠手辣，但維護規則流程。李林甫也斂財，但是通過開源節流的財政制度創新，而不是粗暴的透支榨取地方財政，搜刮民脂民膏。
李林甫喜怒不形於色，見人經常是溫和微笑的，表示尊重。但背後使刀子不手軟。這種笑眯眯表面夠和諧，實際上卻是招黑到結不了死黨的“臭名兼能力者”，玄宗如何不喜歡？但為什麼《舊唐書》中，對他的評價還較為中肯，而北宋的《新唐書》與《資治通鑑》裡，他基本就只剩一“口有蜜，腹有劍”，專橫的小人嘴臉了？北宋那批“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平時是什麼樣的精神頭，就不必多言了。他們對待本朝變法改革是什麼態度，也不必多言了。他們務虛多一些還是務實多一些，更不必多說。大概，李林甫在他們眼裡，就是一個道德低配版的王安石吧。畢竟玄宗朝最後的鍋，也足夠大。
那麼李林甫就是值得敬佩的嗎？在我心中不是。為什麼？因為他的改革中，有一項，我覺得真的是歷史倒退，且後果很嚴重。哪一項呢？
唐玄宗在位44年間，唐朝宰相列表：
劉幽求 5個月
魏知古 1年10個月
陸象先 1年7個月
郭元振 5個月
張說 6個月+4年8個月
姚崇 3年2個月
盧懷慎 3年
源乾曜 3個月+9年6個月
宋璟 3年2個月
蘇頲 3年2個月+3年2個月
王晙 9個月
李元紘 3年3個月
杜暹 2年10個月
蕭嵩 5年2個月
宇文融 4個月
裴光庭 3年10個月
韓休 10個月
裴耀卿 3年
張九齡 3年
李林甫 18年7個月
牛仙客 5年9個月
李適之 3年9個月
陳希烈 8年5個月
楊國忠 3年8個月
韋見素 2年8個月
三省六部制下，唐朝的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三省長官都是宰相。而門下省、中書省的長官可以是很多人，所以實際上，唐朝的丞相職能是由政事堂的一群宰相共同承擔，是群相制。第二任太宗皇帝，為了進一步制衡三省長官對相權的壟斷，將宰相實質化為“同中書門下從三品”的頭銜，可加授三省長官以外的官員。加上高宗又增次一級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朝凡是有這兩個實銜，都是入政事堂的實質宰相。
唐朝，從太宗到玄宗中前期的繁盛，離不開這樣一個有明顯歷史先進性的政治設計——群相集議制度。我們看上邊玄宗朝的宰相列表，其中開元名相中最著名的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哪個也都只有三四年...開元盛世，正是靠著這樣一個不斷推陳出新，以人事更新為基礎的吏治理念，漸漸達成。這種政治血液更替頻率，比當代也不遜色啊。
可是，正當唐朝的政治、軍事、外交、疆域、經濟、文化，達到全盛之時，玄宗卻厭惡了這種過於密集的宰相更替傳統。
玄宗的一生，陪著爸爸與奶奶鬥，與伯伯鬥，與嬸嬸鬥，自己又與姑姑鬥，爸爸鬥...中青年時期的玄宗，意氣風發，有明確的改革目標，政治理想。初掌大權，他任人唯賢。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每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需求之下，他總能很精準的找到時代所需的賢相，與他們契合時代的政治綱領。
姚崇的靈活善治，宋璟的剛正糾風，張九齡的文章風骨，張說的銳意革軍，韓休的諍諍直諫，裴耀卿的專於實務，宇文融的專於理財...他知道姚崇不夠清廉，也知道張說不夠正直。但他都能用得恰到好處。他對張九齡的文人風骨極其不悅，後來卻總要在別人推薦新宰相時問一句：“風度能跟張九齡比嗎？”他對韓休的忠言逆耳感到煩躁，被問及此事時卻說：“韓休把我氣得雖然瘦了，但天下肥了。蕭嵩每次跟我說話，總是順著我，我當時高興，回去想到天下，反而睡不著覺。韓休敷陳治道，經常懟我，我回去而想到天下，睡得卻很安穩。我用韓休，是為了國家社稷。”這就是唐玄宗與韓休著名的君瘦國肥。唐玄宗前期用相，很少有超過四年的，而且通常都是正副相一起下，換全新班子，每個階段根據時弊需要，任用不同類型的宰相。
可以說，玄宗早年的盛世，就是靠駕馭能臣而成，而不是他自己有多大的文能武力。
即使李林甫出眾的政務能力，玄宗也是沒有看錯人的。甚至，如果李林甫只做個三四年的宰相，也能落個還不錯的名聲。但是玄宗厭倦了，他厭倦了每逢三四年就要一次政治大調頭，每逢三四年，就要頂住一波吏治壓力與人事風險...老年的玄宗，對高頻的駕馭政治鬥爭覺得累了，想讓事情簡單一些，祖宗的制度，有些繁複拘束了...
於是，除了其他的制度改革政見，還持有與玄宗相同的某個特殊改革目標的李林甫，竟然打破以往宰相班底更替傳統，破例長期坐住首相之位，且一坐就是十六年到死...這個玄宗覺得是時候改變的特殊目標，就是——統一相權。
統一相權，是玄宗強化君權專制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祖宗的制度，雖然分化了相權，但同時，也讓代表皇權的皇帝一個人，面對代表相權的一個政治集體，同樣是限制了君權。二十多年的太平、成就，讓逐漸年邁的玄宗，厭倦了臣下們吵吵鬧鬧，爭論不休，人事紛疊，小看了這個制度的互相牽衡背後，其實還有強大的互相保障作用。他要扶持一個皇權代理人，一個可以省略更多溝通，省去更多精力，就可以直接操控的中央。發展百餘年的群相集議制度，從李林甫開始，逐漸走向主相獨裁...三四年輪替的群相集體執政，變為了主相到死方換...
安史之亂來的太快，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我們不知道外戚楊國忠，會掌權到什麼時候。而這之後，唐朝陷入了中晚唐的瓶頸與深淵，面對一個漸漸無法統籌全局的中央，誰又會去思考李林甫這次加強相權改革的制度意義呢？
但是在李林甫之死，到安史之亂的時間夾縫中，我們分明看到的一些主相獨裁，無限掌權的弊端...安祿山是被主相楊國忠逼反的，即使如史書上說安祿山本是想等到有知遇之恩的玄宗皇帝死了再反，但安祿山那身板兒好像也熬不過玄宗，倒是楊國忠讓他以最快的速度反了...還有玄宗，臨陣斬主將，在危局之下，毫無準確的戰略判斷，逼殺封常清與高仙芝，導致局勢惡化...很多人用晚年糊塗去解釋開元時期聖明君主，為什麼會變得這麼不可理喻...但我們應當看到一個區別，開元年間的李隆基背後，站著的是整個中書門下的宰相集體...而洛陽淪陷時，李隆基的身後，只有一個自私的楊國忠，和一個含石阻駕的楊玉環...變得不僅是他這個人，而且是那個權力的構成...
安史之亂，何嘗不是改革不適當處，玄宗、楊國忠錯誤被放大所結的惡果呢？藩鎮設計的背後，是玄宗、李林甫、楊國忠壟斷人事，任將唯親，恰恰缺了一道人事更替制度的保險鎖，讓諸派在失去未來預期的人事渠道固化死局下，挺而走險作困獸之鬥，殃及國家。四十四年，太久了，同歷史上每個高齡帝王一樣，也許玄宗遲早會犯這樣的錯...
宋朝的軍事，相對唐朝來說是不夠強大。但是宋朝克服中晚唐與五代的病灶——藩鎮割據，重塑大一統制度、理念和國家形態，把已經爛在晚唐五代泥潭裡的帝國法統觀念重塑，靠得又何嘗不是制度性權利制衡之下，被重新鍛造修復的中央集權...
也許有些朋友看到這會迷惑，到底集權是好還是不好啊？我怎麼一會兒說玄宗集權不好，一會兒又說宋朝重塑集權好呢？這麼說吧，宋朝重塑集權，是靠樞密院、三司這樣的制度制衡，防止被集中在中央的權力異化，但無疑是將此前支離破碎的地方權力，與地方本位下混亂的人心，有效得統歸中央，所以是制衡的制度性的中央集權，與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一樣，更具時代先進性。宋的這次重塑集權後，漢族再也沒有非民族性的，大而久的內部分裂。而玄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處於一個歷史選擇節點，卻沒有選擇制度這條路。盛唐法度設計革新捨本逐末，只謀一時一世，與其說他是在加強中央集權，不如說他是在關鍵制度上走回頭路，僅是在加強君主個人集權。到宋朝，中國歷史才真正在制度性的中央集權上又進了一步。
玄宗晚年與李林甫所放開的野獸，吞噬了唐初原有的制度保障，那曇花一現的權力盛宴之後，不過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彷彿無盡的中晚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