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们现代人对古人寿命的第一印象肯定都是“短命”，但至于有多短呢？相信大部分人是没有概念的，坊间普遍流传着一位知名学者的观点：“三国时期的人，三十多岁就可以自称老夫了。”这让读者们既为出生在科技昌明，衣食无忧的现代社会感到庆幸，又悲悯古人的命途多舛，年寿不永。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古人的寿命究竟有多短？今天潘不安就带大家讲究讲究。
古人的平均寿命
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着这样一组数据：
夏商时期：18岁
周秦时期：20岁
汉代：22岁
唐代：27岁
宋代：30岁
清代：33岁
民国：35岁
1957年：57岁
81年：68岁
85年：68.97岁
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呢？找到最早的出处是1996年第五期《生命与灾害》上，林万孝发表的《我国历代人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至于依据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来的，在原文中并没有提及。大概是因为这个数据比较全面，又是发表在正规杂志上的，所以现如今被广泛的引用。（我怀疑也可能是更有噱头，更能吸引眼球。）
而在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中，对于我国古人平均寿命究竟有多少，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一般采用的是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的分年龄死亡率统计，认为我国古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
而这个数据和西方的古代平均寿命非常接近，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的19世纪末期，人均寿命才开始提高到40岁以上。且在当时，国民政府自己所统计的人均寿命也就在35岁左右，那如果还不如古人是不是很丢人？
所以反推古人平均寿命在三十岁以内在逻辑上看起来是非常讲得通的，于是很多网络历史学者本着拿来主义，普遍认可这个观点，而很少有人去求甚解。当然也会有人对这个数据不满，会对自己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中人均寿命进行考究，不过呢毕竟年代久远数据缺少，又因为计算方法不同，导致相互间误差就很大。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网络上各种各样的结论，从二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众说纷纭，而这些数据中我们很难说谁的就一定是错的。
这么说吧，对于古人平均寿命是多少，任何数据其实都只是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社会情况，生活科技水平的副产品，从来不是什么金科玉律，也不是一成不变，更不是单纯的时间越往后寿命一定更长！
平均寿命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是现代的话，平均寿命最准确的计算方法是，跟踪某一年出生的所有人，统计其第一年存活多少人，第二年存活多少人，第三年存活多少人，第四年存活多少人……一直跟踪到所有人去世，最后将所有人的寿命平均一下，就是这一年出生人口的平均寿命。
但是这个统计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如果这一年份出了几个超长寿的，活到了一百多岁，就会出现把统计的人熬走了好几代，结果数据还没有出来的尴尬情况。所以更常用的方法是统计这一年内，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从而推算出平均寿命。但这种方法也是需要大量而准确的数据来支持的，如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军阀割据，政府对地方没有足够的控制力，连人口都数不清楚，更不要说平均年龄了。
在科学发达的近现代社会计算平均寿命都是这么复杂，所以更别说去计算几百乃至几千年前的古人了。所以我们计算那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就是考古。通过挖掘出的古人遗骸，对其骨龄进行鉴定。比如一个遗迹挖掘出5具遗骸，骨龄鉴定一个死亡年龄是30岁，一个20岁，2个15岁，一个8岁，那么我们就以此为基础计算平均年龄为（30+20+15+15+8）/5=17.6岁。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实际会比这个严谨复杂的多。
而像我们中国这种喜欢记账的文明，除了鉴定古人遗骸外，就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考”族谱。譬如像孔子，张天师这类虽然历经数千年，每一代传承却记载的非常详尽的家族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只要把这些族谱拿出来，统计上面每一个人的寿命，自然就算出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人均寿命。
只是像我们这种历史悠久，又没有出现文化断层，还喜欢记录的文明，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统计族谱的方法，更适合观察纵向的历史发展，对于横向统计某一时期，数据就显得太小。何况族谱涉及到一个家族过往的荣光，因此在不断重修的过程中难免有攀附、美化、夸张、虚构等等情况，于是其内容真真假假难以判断，有时候又不如那些先人遗骸不大会“说谎”了。
但遗骸鉴定同时也有很大的问题，比如骨骼埋藏地下会发生变化，使部分骨龄鉴定出现很大偏差，可能是20岁去世的，鉴定出来却是25岁。另一方面，数据量太少，也不够全面，比如夭折的婴儿，比如草席一包的大部分穷人，他们的骨骼是很难保存下来并被发现的。能够被我们现代挖掘出来的大多是贵族坟墓，优渥的生活常常使主人的寿命相对偏长，可同时墓中陪葬的往往又是年龄偏小的童男童女，毕竟还没发现过哪个贵族重口味喜欢用老头老太太陪葬的，这样寿命就又偏短了。
就像曾经挖掘出曹操的坟墓，在里面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大的是曹操骨龄66岁，一具小的是小时候的曹操骨龄8岁，通过计算曹操的平均年龄是37岁。（一个玩笑……）
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这正是很多人经常陷入的思维怪圈，认为汉代古人平均寿命是22岁，便真的认为他们只能活到22岁。却不曾想，这种想法对古人来说，就如同我们讨论平均工资，也是一个笑话。
古人对寿命的认识
坊间普遍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某位著名学者称：“在三国时期，活到三十多岁就可以自称老夫了。”那位学者是什么时候说的我暂时没找到出处，但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现代很多人，甚至是一些学者的心中都认为古人寿命短，所以活到三十多岁，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老人。
是这样吗？先不谈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短短数千年人类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进化，我们就来看这两段记载。
《庄子·内篇》：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
《春秋左传正义》：
上寿百二十岁，中寿百，下寿八十。
怎么样？看来古人也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是只知春秋，不知有冬的“三季人”。和我们一样，他们同样认为人类的极限年龄大约在一百岁，甚至是一百二十岁，低者六十，高者八十的标准才刚刚达到他们的长寿及格线。
这点和我们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有人要说，《庄子》和《春秋左传正义》的说法是文学加工后的结果。那么我们再来看，我国中医基础著作的《黄帝内经》中对人的寿命是怎么说的？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黄帝对于我们已经算是很远古的人了，怎么比他还要早的古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在正常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排除科幻的猜测，自然被认为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作的夸张，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岐伯的回答。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可以看到，古人的观点是认为人类天年，即自然寿命的极限是一百岁，如果合理养生不患病正常情况是可以达到天年的。如果认为这段回答还是古人的夸张说法，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
在我国古代的医学认识中，女性7岁换牙开始性发育，到14岁出现月经可以怀孕产子，但此时不是最佳年龄，21岁时开始长智齿，28岁体能达到巅峰是怀孕的最佳年龄，35岁开始年老色衰，42岁皮肤衰老头发变白，49岁绝经已经不适合怀孕。
男性8岁换牙开始性发育，16岁精力旺盛可以进行性生活，24岁筋骨强壮开始长智齿，32岁体能达到巅峰为最佳产子年龄，40岁开始衰老，48岁须发变白，56岁体能衰退不适合劳动，64岁后进入老年，精少难以产子。
这个对男女生理的总结已经极其接近现代医学的观察了，可见虽然说古人平均寿命可能不超过30岁，但是在他们的认识中30岁依然是男女的青壮时期，甚至还被应用到了礼法之中。在《周礼·地官·媒氏》里就有这么一句话：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即在周礼制度下，男性的最佳结婚年龄是在三十岁，女性出嫁年龄在二十岁，在男性年龄上甚至还高于现代的男性法定结婚年龄。如果认为周秦古人只能活到20岁，那周礼的规定不是成了那个笑话了吗：爷爷在8岁的时候被鬼子杀害了
很显然，如果当时大多数人真的只能活到20岁左右，自然不会出现如此脱离实际的规定。正如后世春秋战国，以及每个战乱时期，男女的实际结婚年龄就会被大大的压低至最低生育年龄的十四岁。
假如以上的记载反映的都是上层统治阶级的情况，那么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来看看古代的税赋和徭役记录，这涉及到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是最不能说谎的。
《文献通考·户口考一》：
汉高祖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汉仪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并车马）。
按：户口之赋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给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税之且役之也。
按照汉朝的律法，每个男子从十五岁开始需要缴纳口赋（即个税），每人每年是一百二十钱，一直到五十六岁为止，二十岁开始服徭役，也是到五十六岁为止。那么按照汉朝人大多只能活到二三十岁的逻辑，这个税赋制度就很不合理了，从十五岁开始缴纳算起，最多不超过十年缴税的人就少了一大截了，能活到五十六岁退休的更可能寥寥无几了。这对统治者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划算的，必然是要将起缴年限提前的。
果然，在《文献通考·户口考一》后文中就继续记载：
元帝时，贡禹请民年二十乃算。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宜令民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
原来汉武帝时期，因为对匈奴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青壮年人口锐减，为了弥补税收上的不足，男子从三岁开始就要缴纳出口钱，以至于不少家庭会将刚出生的男婴杀死。到了汉元帝时，匈奴已经被击败，国家进入了长久的和平，人们得以休养生息，于是出口钱的缴纳年龄从三岁提高到了七岁，口赋也从十五岁提高到了二十岁。
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平均年龄的提高，退休年龄也开始逐渐提高。税赋年龄的改变，虽然不能直接计算出汉代的平均年龄，但也能侧面判断从汉武帝到汉元帝时期平均年龄的提高。在汉武帝时期，战争导致大量青壮年的死亡，平均年龄被拉低，所谓22岁的平均年龄很可能便是出现在那时，所以税赋起缴年龄也被拉低。而到了汉元帝时，国家进入安定，随着平均年龄的上升，口赋年龄被提高到了二十岁，这显然就和22岁的平均年龄是矛盾的。
且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乱时期，中国古代赋税和徭役的终止年龄都是五十六岁，这恰好符合《黄帝内经》中“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的记载，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退休年龄”，可见在古人的普遍认识中，56岁以后人才算进入老年，和我们今天认识的差距并不大（过去联合国一般以60岁为老人，最近随着平均年龄的提高改为80岁）。
“古稀”杜甫与“老夫”苏轼
既然古人和我们对寿命的理解是类似的，那么所谓三十多岁的老夫是哪里来的呢？很可惜，在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字作品中，关于三十多岁的老夫，只检索到一首。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这首词中，苏轼自称老夫，并感叹自己鬓角已经微微泛白，而这时候的苏轼却只有38岁，看起来是实锤了古人三十多岁便自称老夫的事实。同时这首词，不免又让人想起了另一位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他在《曲江二首》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从此“古稀”一词成为了七十岁的代名词，再次实锤了古人活到七十是很稀少。而事实上杜甫于五十九岁时便病逝了，并没有活到诗中所写的古稀之年，甚至在写下这首诗时年仅47岁。且就在写下这首诗的前一年，杜甫又写下了另一句诗：“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羌村三首》）这两首诗词看似是反应了当时的古人四十多岁便已进入了晚年，但实际却是理解过于浅显而导致的误读。七十岁在被称为“古稀”之前，一直用的是另一个别称——“悬车之年”。因为古代高级官员一般在七十岁时便要致仕，步入退休生活，于是便要“束马悬车”的将交通工具收起来以表示不再需要乘车上朝了。
再来结合杜甫写下这首诗时的背景，公元755年，已经四十四岁的杜甫方被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个兵甲仓库管理员的小官，同年十一月，他最小的儿子被饿死。也几乎在同时，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刚刚起步的仕途立刻就要迎来终点。
虽然在757年时，杜甫被唐肃宗授予左拾遗，却很快因为营救房琯一事触怒唐肃宗，被贬华州。前往华州的路上，眼见大唐由盛转衰，百姓因为战乱流离失所，更感慨于自己的仕途多舛，报国无门，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杜甫创作出了著名的“三吏”、“三别”诗，而《曲江二首》也是在这时间创作的，之后第二年杜甫辞官入川躲避战乱，从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官场生涯。
可见，杜甫称“七十古来稀”实际是对自己正值壮年，却已进入了“悬车之年”的仕途“晚岁”的自嘲。与其有着类似命运的苏轼，在《江城子》中同样写道：“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将自己比喻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冯唐，也是相同的用意。
可见他们诗词中的“古稀”、“老夫”，所指的并非是他们的生理年龄上的衰老，而是在发泄内心的苦闷，对雄心壮志逐渐逝去的感伤。若说仅以这两首诗词来证明古人三四十岁便已是老年，只能说明引用者对古文最基本的理解也没有做到，更是非常可笑的。正如现在很多小学生在网络上好用“老子”一词，莫非千百年后的文章要写：“震惊！21世纪古人平均十余岁便为人父！”
步入“老龄化”的西汉？
那么古人的真实平均寿命是多少呢？一件考古发现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参考。
1993年，在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村发掘出六座汉墓，虽然都只是普通的汉墓，也不像那些王公墓中拥有大量奇珍异宝，但是相比财宝，其中六号墓中出土的东西才真正称得上是价值连城。
经过鉴定，六号墓的主人是西汉末期东海郡的官吏师饶，因为古人有视死如生的习惯，会将生前常用之物带入墓中陪葬。于是这位先人很悲催的在死后也没有逃离996的压榨，其生前工作的文件资料被一股脑的放入了墓中。于是一共出土了23枚木牍和133枚竹简，共四万字，为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些文字中，其中一片木牍《集簿》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海郡的人口，男女比例，甚至是寿命：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两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10行）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卅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11行）
……
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15行）
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两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16行）
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人。（17行）
《集簿》作为西汉时的户籍统计，需要上交朝廷备案，且与各项税收和徭役息息相关，因此即使怀疑有官员为了政绩造假，但其成本和被发现的可能性都极高，同时又有他出土资料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相互佐证，基本可以判定它的真实和准确。
可就是这样一份资料，上面所记载的内容却让人又不得不怀疑他的真实性。因为它实在是太颠覆现代人的认知了，上文所记载的数据大致判断属于汉成帝元延年间，即大约公元前10年左右，离西汉灭亡只剩十余年的时间。
按《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此时的西汉共有郡国103个，东海郡的行政级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我国有地级市293个），并记载有人口一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人（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可以说东海郡的人口在整个西汉都可以列入前十，估计当时的东海郡在西汉的地位与我们如今的江浙沪地区类似。
这段数据对我们研究西汉历史非常重要，但对本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16及17行记载的数据。东海郡当时有80岁以上老人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人，九十岁以上老人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人，七十岁以上受杖的两千八百二十三人。
在西汉末年受杖基本上局限于三老及乡绅等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老人，并非是指全部七十岁以上老人，因此在这里没有计算价值。但光计算八十岁及九十岁老人的数量，我们还是惊人的发现八十岁和九十岁以上老人所占人口比例竟然分别高达2.424‰和0.835‰。
什么意思？以2010年的普查数据对比，我国8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1.57‰，90岁以上老人为0.15‰，还不如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而想要赶超这个数据，据推测大约要等到2025年。
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80岁、90岁老人比例却还远不及西汉时期。同时根据《集簿》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六岁以下儿童的比例为18.8%，人口增长速率为9.18‰，虽然属于人口增长型结构，但已经接近老龄化社会的数值。难道一个平均寿命只有22岁的封建社会，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化社会了？这是无论如何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的。
对西汉平均寿命的猜测
据2018年的统计，我国人均寿命77岁，然而在80岁、9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上却远不及2000年前的东海郡，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当然西汉的情况无法和现代对比，我们不能直接套用数据就认为西汉的平均寿命已经高于77岁，这就太不科学了。
因为在古代，有一个拉低平均寿命的天堑，那就是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的高低和医学技术有关系，但也不是唯一的关系，网络上所谓的中医、西医之争更是无意义。事实上他和妇女的生育年龄、卫生条件、人均资源、科技水平等等，甚至文明形态都有着联系。
例如曾以游牧为主的新疆自治区，建国初期统计的婴儿死亡率高到600‰，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200‰。这主要和农耕文明拥有更稳定的食物来源有关，所以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入冬前都会南下劫掠，如果失败就意味着因为缺乏粮食，将会有无数的婴幼儿和老人无法挺过冬天。
据非权威的说法，古代的婴儿死亡率长期保持在300‰左右，即使在近代死亡率的降低也非常缓慢，甚至对于我们的祖父母辈来说，生育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直到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挺好，婴儿死亡率才降到如今的6.1‰(2018年数据）。
而古代另一个制约重要因素的就是各种疾病。在建国初期，我国婴幼儿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后来我国儿科奠基人之一的胡亚美院士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这和营养不良等因素导致小儿长期贫血，从而免疫力降低，诱发白喉、猩红热等高死亡率传染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亚美院士通过制定，改进各种小儿临床治疗方案，增加辅食等方法，使我国儿童存活率上取得巨大的突破，其死亡率才出现明显的下降。可想而知，在此之前包括古代，儿童能够长大基本依靠的是运气，即使有中医，在科技水平的局限下，基本上也是依靠祛邪固本增强儿童免疫力，来提高存活概率而已。估计也就是相当于彩票10%和20%的中奖概率的区别。
而即使存活下来的儿童，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先天不足，对于各类传染病有着较差的抵抗力，再加上没有抗生素，一次感染就可以快速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能在历史书中看到一个人在二三十岁的壮年时，突然的因病去世。
当然这些问题在其他文明中也有存在，但是中华文明有一样特性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拥有“孝”概念的文明。如果看过日本电影《楢山节考》都会知道，因为资源不足而牺牲年老者，是很多古代文明存在的现象。可只有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正史、野史的记载，还是考古中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案例。
反而中国古代，年老者会享受一定的特权，如《汉书·文帝纪》载：
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一汉石一般指三十斤粟米，再加上二十斤肉，酒五斗，基本可以满足一个人每月所需，老人食量偏小，可能都还有富余。除了物质上《汉书·贾山传》记载：
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家中有八十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税收徭役上的减免，让一个家庭养老人的收益高于成本。这无疑从国家层面促进社会尊老养老风气的形成，成为西汉老年人数量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来说，我国的古人，婴幼儿而的死亡率相对游牧渔猎文明来说会较低，但依然会维持在300‰，且成年人因各种意外的暴毙率是相似的。但是当老年之后，因为国家独特政策的原因，长寿者数量将远远超过其他文明。那么相较而言，平均寿命依然是和西方类似的22岁，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有擅长数学建模的高手可能会利用《集簿》的数据推算出汉代东海郡的大致平均寿命，但很遗憾我没有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有高手能推算出，希望能留下评论为我解开这个疑惑。
关于西汉的平均寿命，我只能按照粗略的方法类比推测，一个经历了长久和平，物资丰富的西汉，即使有科技医疗的影响，大抵也不会低于战乱时期民国的35岁。在49年我国的平均寿命为35岁，至1957年再次统计的57岁，81年的68岁，其增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其中社会安定和资源充足的因素应该是要大于科技上的发展。
因此，综合考虑西汉如武帝等对外战争时期，平均寿命可能在22岁，但在其他和平时期，应当是在35岁以上，到57岁（古人退休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