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1月7日，加繆出生。今天是他誕辰106週年紀念日。
加繆，一個作家、一個思想者。“阿爾貝·加繆”，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最閃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張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紙上，列出他心愛的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這概括了他一生為之奉獻的全部事物。
加繆始終拒絕虛無主義，始終堅持對人的信念、對生活的熱愛。他始終強調，荒謬不會導致虛無主義的人生，而是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
今日文章的作者從“與生活的水乳交融”和“與世界的格格不入”兩個側面進入加繆。加繆在一生中始終堅持認為，人生是荒誕與幸福的合集，是陽光與陰影的交織，他試圖以一種融洽的態度去貼合生命中的“正”，以一種不順從的姿態去對抗生命中的“反”。
撰文 | 張博
（巴黎索邦大學文學院）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國作家、哲學家，存在主義文學、“荒誕哲學
01
與生活“水乳交融”
對於加繆而言，如果單用“格格不入”四字去形容他的人生，似乎並不十分契合。
從事業上看，作為一個從阿爾及爾郊區家徒四壁的貧民窟走出的孩子，加繆二十九歲便隨著《局外人》的出版在法國文壇一舉成名，更在四十四歲時收穫象徵世界文學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因為車禍荒誕地結束了他過於短暫的一生，但在他僅僅四十七年的人生中，已然為人類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璀璨的經典，不僅有《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鼠疫》《反抗者》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著，還有一部如若完成必然堪比二十世紀《戰爭與和平》的遺稿《第一個人》。
在加繆生前，每一部新作的問世，每一出新戲的上演，無論藝術架構成功與否，無論內中思想有無受眾，都會立刻激起法國評論界如潮的反饋，即便是他的眾多論敵與對手也必須以嚴肅的態度面對。
從這個角度看，加繆無疑不屬於蘭波或者凡·高那種生前不名一文死後極盡哀榮的藝術家，早早便在文壇奠定其大家的地位，得到世俗意義上的認可。
在社交方面，無數旁人——包括他的高中老師讓·格勒尼耶，他在新聞界的老上司帕斯卡·皮亞，他的同輩友人勒內·夏爾，他提攜過的晚輩羅傑·格勒尼耶，他的友人與敵手讓-保羅·薩特等等——的回憶與轉述足以說明加繆在社交場上的風度，他善於與人打成一片，無論是在伽利馬出版社編輯部樓道里與同事分享香菸時男人之間的隱秘友情，還是在存在主義者咖啡館聚會時髒話連篇的粗野默契，又或者是公眾場合的得體舉止與出色口才，無不證明著他的個人魅力。
甚至根據一則在法國知識界長期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謠言，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經亦對加繆傾心並主動向他示愛，但加繆因其不夠美豔而無情拒絕，以至於波伏娃在《名士風流》中對以加繆為原型的亨利惡意醜化大加報復。
在個人情感方面，雖然二十一歲時與西蒙娜·伊耶的第一段婚姻曾對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西蒙娜因無法戒毒而與其私人醫生私通最終導致離婚，但此後二十餘年加繆在情場上始終春風得意，二十七歲時與弗朗西娜·福爾再婚直至過世，並且在此期間與多位女性長期維持著半公開的親密關係，其中包括著名戲劇演員瑪利亞·卡薩雷斯——二人十五年間八百餘封情書於2017年由伽利馬出版社出版，序言由加繆與弗朗西娜的女兒卡特琳·加繆撰寫，很難想象他女兒真實的心情。
根據奧利維耶·託德在《加繆傳》中事無鉅細的記錄，在1960年1月4日車禍之前，從1959年12月29日到31日，加繆分別給三位女性——密，卡特琳·塞萊斯和瑪利亞·卡薩雷斯——寫了三封大同小異的信，向她們訴說自己的愛意、思念並且期盼不久之後的重逢，甚至其中的不少字句也完全相同，每一封信單獨看來都情真意切，合在一起卻是不折不扣的浪蕩風流。
不要忘記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對唐璜的偏愛，將其視作一位洞察荒誕的典範，認為他在每一次愛的過程中找到當下生活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加繆是否也可謂做到了知行合一，從而可以抗拒女權主義者的抨擊？無論如何，這樣的人生，無論將其定義為多情還是濫情，肯定不能用“格格不入”四字去形容，甚至可以說，加繆與其生活的關係，是融洽無間的。
《加繆手記》 作者: (法) 阿爾貝·加繆 譯者: 黃馨慧 版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2019年8月
02
與世界“格格不入”
不過反過來看，加繆在五十年代的法國知識界又確實格格不入。
作為一位追求人類權利與尊嚴的典型左派知識分子，加繆在《反抗者》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歷史錯誤，還把蘭波與洛特雷阿蒙的顛覆與破壞視作幼稚，進而把超現實主義看成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智慧”。於是一本《反抗者》的推出，得罪了作為斯大林同路人的薩特及其《現代》雜誌團體，得罪了左派中更為激進的安德烈·布勒東及其超現實主義團體，而加繆所呼喚的反抗精神當然更不可能得到政治光譜右側保守主義的支持，結果自然遭到來自各方的攻訐與謾罵。
環顧四野，除了詩人勒內·夏爾一直堅定地站在他身邊之外，他的其他友朋幾乎在一夜之間全部變成了敵人：他與薩特的徹底決裂便發生在此時。
如果說《反抗者》事件只是在思想層面令加繆孤立的話，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則真正把加繆推向絕境，近乎動搖其生存的根基。
作為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白人，加繆無法像法國本土的左派知識分子如薩特那樣輕鬆地認定 “根本不存在好的或壞的墾荒者，存在的是殖民主義分子”，卻又不能像阿拉伯民族革命者那樣直接要求獨立，把包括自己在內的白人們全都趕進地中海；他完全無法接受法國本土民眾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更不能贊同阿爾及利亞兩派人馬的暴力行動，既反對阿爾及利亞白人軍政府的血腥鎮壓，又抨擊阿拉伯民族革命者的汽車炸彈和恐怖襲擊，同時還譴責法國中央政府的不作為。
1955年，加繆在出版公司辦公室的陽臺上抽菸。
他的批評指向所有人，於是無人為他說話，甚至阿爾及利亞的白人也沒有給予他支持。加繆在地中海兩岸做了多次演講，寫下大量政論，還專門出版了一本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時事評論，試圖在對歷史追本溯源的同時找到未來的出路。
然而他沒有找到任何出路，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白人還是阿拉伯人都無視他的聲音。
在一封1956年2月26日的私人書信中，加繆寫道：“此刻我幾乎羞憤欲死。如果相信一個行為有可能成功，即使無比瘋狂，我也會去嘗試……但我們正在落下深淵，甚至已經墜入。法國輿論正越來越接受戰爭思想，我曾試圖向那些友好或不那麼惡意的阿拉伯人預示過漸變的思路，而我估計只得到了他們的懷疑。”
此後兩年多的時間，加繆陷入了沉默，他不知道面對阿爾及利亞血腥的狀況究竟應該說什麼、做什麼。這種沉默是痛苦的，我在一部法語論文中把加繆當時的狀態稱為“在故鄉流亡”，沒有什麼比這更加慘烈。面對沉重的歷史車輪，加繆只有孤身一人，就像他在《流亡與王國》的一篇故事結尾處對主人公的描述：“在這個他曾經如此熱愛的廣袤國度裡，他孤身一人”。加繆也試圖像西西弗斯那樣去推動巨石，但卻發現自己被無情地碾碎。這是加繆人生最後幾年所經歷的煎熬，亦可謂其一生中感到世界最濃重惡意的時刻，如果說他當時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那麼亦恰如其分。
03
哪怕孤身一人也不輕信盲從
有心的讀者可以看出，第一段中加繆與生活的水乳交融以及第二段中他與世界的格格不入，其實指向兩個不同的層面。
前者涉及加繆總體的生活觀與世界觀，後者則是加繆在面對具體問題時絕不盲從的獨立與抗爭，結果遭到了他人的隔絕甚至擯棄。二者可以在一個更深的層面得到統合。加繆二十四歲時在一篇散文中曾這樣寫道：
“從蠢動著人性之惡的潘多拉魔盒中，希臘人曾讓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後飛出，視其為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我不知道有什麼比這更動人的象徵。因為‘希望’，與人們通常所認為的相反，等同於順從。而生活，恰恰是不順從。”
在公元前八世紀的《工作與時日》中，赫西俄德曾詳細地講述過這段神話，亦是其最古老的版本：當普羅米修斯從諸神處盜取火焰交給人類之後，宙斯出於報復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用黏土製作了一位人類女性潘多拉，並由諸神賦予其各種稟賦和性格，包括美貌、慾望、謊言、狡黠等等。
然後，宙斯讓奧林匹斯山上的每一位神明以禮物為名在送給潘多拉的一個陶罐中封存各類致死的災禍，繼而把她交給了普羅米修斯的弟弟作為妻子。潘多拉的古希臘語名“ Πανδώρα”便是“πᾶν”（一切）與“δῶρον”（禮物）的結合，但這“禮物”一詞無疑是一種反諷。
潘多拉的陶罐被打開之後，從中飛出了災厄、疾病、苦難、衰老，直至其中最後一物“希望”在即將飛出之前被蓋在了罐中。人類也從此告別了無憂的安樂鄉，進入了有死的時代。
十六世紀以後“陶罐”漸漸演變成“盒子”，於是有了今天我們熟知的“潘多拉魔盒”。這則神話後世演變出許多不同的版本，唯有一個情節始終固定：希望並非最後飛出之物，而是唯一留在瓶中未能飛出之物。
所以，加繆說“希臘人曾讓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後飛出”（les Grecs firent sortir l’espoir après tous les autres），意指希望亦飛了出去，這裡面似乎有一些無意中的訛誤，一個記憶的混淆。
但正是這一無意識的改寫透露了他本人真實的想法：古希臘人未必認為“希望”是“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至少赫西俄德在《工作與時日》中並未對“希望”的性質做出任何解釋或定性——持這一看法的正是加繆本人。
加繆認為希望把之前的一切災難合理化，這才是最可怕、最終極的災難，他反對為了某種縹緲的希望而甘心與正身處其中的生活境遇妥協。加繆筆下的“希望”特指這樣一種狀態：人們覺得未來終究會自然變好，所以停止一切當下的行動，在停滯中默默等待那個美好希望的自發實現，並且忍受一切不堪忍受的現實，換句話說，人們為了一個對於未來的願景而犧牲了當下的生活與行動。
對於眼前的災難與荒誕，加繆抗拒任何這類希望，他的態度是“不順從”，這便是他的本心。他日後的所有格格不入，都來自於這份“不順從”。加繆寫完這篇散文時的1937年，也正是他開始構思《局外人》的時間，所以在默爾索身上當然也能看見這份“不順從”，體現在日常行為上，便是格格不入，而我們要真正領會的，其實是格格不入中的“不順從”，以及對本心的秉持。
二戰結束以後的1946年，加繆在伽利馬出版社主編的第一套叢書同樣被他命名為“希望”，其中的第一本便是勒內·夏爾的《修普諾斯散記》。幾年之間，從抗拒希望到將其作為叢書總標題，加繆這一次大轉折並非自我否定，後一個“希望”，是指人們為了一個美好未來的實現而在當下努力行動，從而讓那個希望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而成為可能，就像勒內·夏爾手執武器英勇戰鬥直至解放的黎明到來。
換句話說，加繆對“希望”一詞進行了重新定義，從對生活的“不順從”引發人類當下的行動，在他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兩個“希望”，在加繆筆下是同一個詞彙（l’espoir），但在不同的語境中意義完全相反，而究其本質便是如何面對當下的生活，是將其犧牲還是親手把握，而這份“不順從”，正是二者分界的基點。
加繆在一生中始終堅持認為，人生是荒誕與幸福的合集，是陽光與陰影的交織，這一點從他二十四歲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反與正》的標題中便可得見。他試圖以一種融洽的態度去貼合生命中的“正”，以一種不順從的姿態去對抗生命中的“反”。
面對災難，無論是歷史的災難，人性的災難還是思想的災難，加繆始終堅持著自己這份“不順從”，哪怕孤身一人也絕不輕信盲從，獨立而警醒。他所有的格格不入，不是表面上的故作姿態，而是其獨立精神的自然結果，最終讓他真正擁抱圓融的生命，通過“反”的淬鍊，讓“正”獲得可堪檢驗的價值。即便是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遭受的種種苦難，最終也在其遺稿《第一個人》中得到了藝術與創作層面的拯救。
04
重要的是“讓愛意誕生的融洽與寧靜”
加繆畢生追求的生活境界，其實可以用他早年散文中的一句話概括：“不，重要的並不是我，亦非世界，而僅僅是由它抵達我的那份讓愛意誕生的融洽與寧靜。”這份“讓愛意誕生的融洽與寧靜”，最終則需要落實在當下的生活之中。
加繆本人所追求的是一種此時此刻此生此地的生活，他既不願意沉湎於對過去的回憶，更不會把人生的意義推延到虛無的彼岸。正是從這裡出發構造出了日後加繆思想中更具體的上層建築。
《局外人》作者: （法）阿爾貝·加繆 譯者: 金禕 版本: 讀客·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9年3月
歸根到底，加繆在《反抗者》中對於左派未來黃金天國的質疑，以及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對於交戰雙方各自以某種宏大的理念為依據在現實生活中肆意妄為的批駁，雖然涉及許多複雜的現實，但細看加繆的諸多論述，其本質依然可以追溯到這裡。
薩特在1948年上演的戲劇《髒手》裡暗示，為了革命事業可以付出個人道德的代價。彼時薩特與加繆依然是朋友，而他們二人共同觀看了《髒手》的首演之後，曾在散場後就劇中人物的思想發生爭論，加繆認為，在雙手變髒之後，結果的正義便不復存在，至少變得可疑。而薩特則強調，為了結果的正義，他敢於犧牲個人的道德潔癖。這一場朋友之間的爭論，其實正是未來二人決裂的根源。
在薩特與加繆的觀點之間，並無絕對的對錯，更多是一種價值判斷的傾向。對加繆而言，“當下”並非意味著人們尋常所說的達到結果之前值得珍惜或回味的一個個過程，在加繆眼中當下的體驗本身就是他所追求的結果，他並不像薩特一樣認為歷史或者人生必須在完結之時才能定義和評價，相反生命的價值已經被包含在每一個當下的瞬間之中。
加繆對於女性的態度，由此變得易於理解，僅僅是理解而非辯護，因為人除了自己，無人可以對他做出審判。《西西弗斯神話》結尾的那句名言 “朝向峰頂的奮進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當設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同樣需要從這個角度加以領會。
所以，加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一貫、鮮明而堅定的，無論是在他的文字裡還是實際生活中，他始終貫徹著這一對於生命當下性的追求，把一切希望凝固為此時此刻的具體行動。
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生存於世的根基。
關於加繆與其生活的關係究竟是融洽無間還是格格不入，必須從這一點出發進行理解：他已然確認其生命牢固的根系，由此具備對具體的人與事做出獨立判斷的能力，絕不盲從。
對於生活的荒誕，他也因此敢於“不順從”，因為他知道可堪檢驗的幸福究竟存於何處。
加繆的格格不入，不是太宰治的頹喪或卡夫卡的驚惶，而是一種獨立的意志，一種不屈的勇氣。從這個角度看《局外人》，我們也能發現更多有趣的細節。在結尾處，面對神父咄咄逼人的“指導”，被強迫灌輸上帝、彼岸、來世的時候，默爾索暴怒了。他暴怒的原因，在於他只重視此生此世，他不要那些彼岸縹緲的希望，他“不順從”。
在默爾索看來，“他（神父）所有的確定，還抵不上女人的一根頭髮”，這句話足以說明一切。這顯然是加繆在小說中的直接現身，他與他筆下的人物在這一刻產生了重影。或者說，從默爾索麵對神父憤怒的爆發以及隨後大段的內心獨白來看，他分享了與其作者類似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所以，默爾索的格格不入，不能簡單地看作一個失敗的零餘者，一個在社會生活中被迫出局的外人，他同樣有自己的追求，同樣希望與世界融洽無間——這便是我在讀客版導讀中所說的“暗線”。
所謂局外人，也由此多了一些跳出牢籠自我審視的主動性。當然，正如我在導讀中論述過的那樣，默爾索僅僅是一個開始，在他身上還存在著許多搖擺不定的惰性，或者說，存在著反與正的博弈，二者還沒有找到真正的平衡點，還有太多絕對必要的事情沒有去做，沒有去想，有待於做，有待於想。
畢竟，《局外人》是加繆三十歲之前完成的早期作品，他不可能在如此青春的年紀以如此短小的篇幅給出一切。但是，他至少以極為精彩的方式大聲質問生活如何方能值得。對於加繆來說，他在此後以《鼠疫》，以《反抗者》，以《第一個人》，更以他短暫卻豐滿的人生給出了他的回應。但這個質問不會隨著小說的結束而結束，通過加繆文字強烈的緊迫性，它被交給讀者，要求每一個讀者思考默爾索格格不入背後融洽無間的機會，思考自己局內的人生究竟應該立於何方，走向何處。這便是今日再一次閱讀《局外人》的理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博；編輯：徐學勤 西西；校對：翟永軍。導語部分參考2016年8月13日《新京報·書評週刊》加繆專題。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