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代
夏二里头文化期公元前190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网格纹鼎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此器为敛口、折沿、环耳，空心四棱锥状足，腹饰一周带状网络纹，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铜鼎。
束腰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爵是古代的饮酒器，相当于现代的酒杯。这件3800年以前的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它有一个较阔的鋬和狭长的流口，虽然它的形制还比较简单，但整个造型趋于规整，表明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初步熟练的程度。
角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管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一九八零年河南洛宁出土。 此角目前只剩两件，是夏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的代表之一。由于其有管状流，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管流爵。
管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敞口弧沿，双翼上展，狭长的器身下设有假腹，上有数圆穿，假腹下接三棱形的足。器身一侧带有管形流，流上有2曲尺状装饰。腹饰简单的乳钉纹、弦纹。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铜长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通高22.5、通长31.3厘米
爵前部有一个细长的窄槽形流，流尾部与爵身连接处立有两个不发达的钉状小柱，后部为微微上翘的尖尾，腹部一面有凸弦纹两条，弦纹间横列五枚乳钉作为装饰。束腰平底，下铸三条细高的锥足略向外撇。爵身一侧有鋬。整体造型修长优美，为中国夏代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国宝级精品。
青铜爵作为酒器最早出现于夏代，它的造型取材于陶爵。二里头夏代遗址中迄今所出土的十多件铜爵中，只有这一件与短流、矮体的陶爵体型不同。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所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铜爵的制作到商代晚期达到鼎盛。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钺是古代的兵器。此器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卉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此方钺大而且重,使用不便，还有绿松石作镶嵌，当是仪仗用具。
商代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商代中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通高87cm，口长67cm，口宽61cm
1974年河南郑州张砦南街出土。该鼎为多范分铸而成。口呈长方形，上立二次铸成的拱形立耳一对，深腹，腹壁微内敛，平底，下有四个上粗下细的空柱形足，器身四面和四隅各铸单线兽面纹一组。每面两侧与下部饰乳钉纹，足上部各饰兽面纹。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大型铜方鼎，是研究商代前期青铜冶铸的宝贵资料。
妇好鸮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45.9cm，口长16.4cm
盛酒器，形体呈猫头鹰状，昂首、圆目、宽喙、小耳、高冠，双翅并拢，双足与垂尾共为三点支撑，后颈有口，上有盖，内壁铸“妇好”二字铭文。背有兽首弓形鋬。器身满布缛丽的纹饰，造型典雅凝重，为商器之精品。
妇好铜偶方彝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60cm，口长69.2cm，口宽17.5cm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一名出众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据甲骨文材料记载，妇好曾频繁地参与祭祀，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多次率领军队出征，最多达一万三千人，征伐与商作对的土方、羌人、巴方等方国，并取得了胜利，被誉为商代第一女将。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内有殉人16具，殉狗6只，随葬器物1928件。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藏，向世人展现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
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枝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器底铭“妇好”二字，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
司母辛四足觥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36cm，通长46.5cm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盛酒器，器身奇特，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为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尾部有兽首形扳。通体饰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辛”三字铭文。
窄流平底爵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通高14.5cm，流至尾长19.5cm
1974年河南新郑出土。盛酒器，其流窄长，尾尖，有加厚的唇边，流尾有一对小柱，长束腰，浅鼓腹，平底，下有三棱锥状足，一侧有鋬，半圆形带镂孔，腹壁较薄，质朴无纹。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期的典型器。
此爵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第三、四期遗存所出铜爵十分相似，具有明显早期铜爵特征，是目前二里头之外发现的唯一的早期铜爵。在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遗存中先后发现了十多个束腰平底爵，形态大体分两个亚种：其一为粗矮型、二是细长型，这两种铜爵都与同时期的陶爵相近似。二里头第三四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接近于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放射性碳素的测定结果也表明，二里头三期遗存的绝对年限距今是3210+90（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590—公元前1300年，正在商早期的纪年范围内。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出现偏晚是不争的事实。河南最早的几处冶铜遗迹绝对年代都在距今4000年前后，还未发现成型的器物。偃师二里头和新郑出土的早商青铜器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探索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年之间的青铜文化面貌和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起源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青铜头盔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6.5cm，最大径23.0cm
河南省安阳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许多殷代武士之青铜头盔，正面饰以不同的饕餮图案，两侧耳部各有凸出之圆形，常以中为蟠龙的冏纹饰之，盔顶有一圆管，似有羽毛之类的装饰。本件装饰为双卷角的饕餮纹，眼、鼻、耳及角都相当凸出。
虎卣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35.7cm
共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后来都流入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宿纹，以雷纹衬底。虎背上部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饰卷尾夔纹，也以雷纹衬底，与器体一致。虎两耳竖起，牙齿甚锋利。该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它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
象尊
高65cm，长96cm
湖南醴陵县狮形山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是商代鸟兽青铜器中一件造型、纹饰构成最具匠心的立体造型器物。也是是现存动物形尊中最大的一件。全器为象形，上扬的鼻为中空的流，流口是一组虎、鸟组合，鼻下有一蛇纹；象额有涡状蟠虺纹一对；耳正面为云雷纹，背饰凤纹；器表饰龙纹、兽面纹。缺盖，根据同类器推断，盖钮可能也为象。
豕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40cm，全长72cm
1981年出土于湖南省湘潭县，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中国青铜手工业兴盛，铸造了各种各样的牺尊，其中的豕尊，风格别致，别具一格。此尊的前、后肘部各有直径约 1.4厘米的圆管孔，横穿器身，该孔可能是用来贯穿绳索以便于扛抬之用的。器物外观上逼真，有栩栩如生之感。器身呈巧立姿势，整体比例关系与细部结构精确，面比较长，两颗猿牙露在外面，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追求形似。周身纹饰复杂多变，又和谐统一。其头部施云状纹；四肢为倒立的纹，以云雷纹为底；颈部、腹部则是面积较大的鳞甲纹。各种纹饰的变化与配合，处理得恰到好处。以豕为尊，在中国青铜牺尊中是相当罕见，特别是这纹饰精美、形象逼真的富有装饰性的豕尊。
田告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15.6cm，宽15cm，重1.68kg
陕西宝鸡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鼎长方体，方口唇，双立耳，直壁，四柱足。有盖，盖扁平，上有一环形钮。口下饰兽面纹，腹上有三排乳钉纹，排列成“凹”形，足饰三角云纹。盖与器有对铭，各2行6字：田告作母辛尊。铭文记田告为其母辛做祭器。
牛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73.2cm，口长64.4cm，宽45.6cm
1935年侯家庄北岗王陵遗址出土，现藏于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牛鼎长方、深腹、平底，器内底铸有牛象形铭文；鼎四足为圆拄形空足，四足饰兽面纹和三角纹，鼎四壁中央为牛头兽面纹，两侧有立鸟，四壁口下饰一周龙纹。远在商代，人们就将牛作为图腾，牛鼎构思巧妙，瑰丽精工，栩栩如生，凸现了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除形制无司母戊鼎硕大外，其他均优胜于贵族器物的工艺水平。
鹿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60.8cm，口长51cm，宽38cm
鹿鼎1935年与牛鼎一同于侯家庄北岗王陵遗址出土，现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鹿鼎长方、深腹、器内底铸有一鹿象形铭文；鼎四足为圆拄形空足，四足上部饰鹿头纹及三角纹，四壁口下饰一周龙纹，四壁中央为一带角的鹿头，两侧有鸟兽纹。商代人们将鹿这种吉祥动物作为图腾，凸显鹿得草而聚其众，蜂得花而鸣其群的友爱合作精神，寓意着和谐的关系。鹿鼎构思巧妙，瑰丽精工。
人面纹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38.5cm，口长29.8cm，宽23.7cm
1959年于湖南宁乡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该鼎为长方形体、二直耳、四柱足。器四角有较高的扉棱。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腹内壁铸铭文“大禾”二字，字体宏伟有力。人面纹方鼎的用途可能与祭天祈求丰收有关。此鼎器形雄键伟岸，在装饰上又以人面为饰，更为孤例。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青铜器精品。
西周青铜器
龙纹壶
西周
壶为西周时期最主要的容酒器。此壶直口，长颈，斜肩，鼓腹甚大，下承圈足。颈两侧设象鼻上举的兽首环耳，套铸有环。腹部有四等分界栏，界栏和圈足饰变形兽体纹，颈部和腹部界栏内均饰卷体龙纹。纹饰疏宽流畅，规整大方，造型典雅庄重，颇有特色。
青铜壶
西周
此壶形体较小，铭文自名为饮壶，故为饮酒器。整器呈椭圆形，垂腹，圈足，盖顶有捉手。器、盖四边皆有勾曲的棱脊，盖沿和圈足各饰对称弯曲的蛇纹，器颈饰对称的鸟纹，盖面及腹部饰对称的变形卷体龙纹。全器以细雷纹装饰。
厚趠方鼎
西周
此鼎为饪食器。口沿外折，双立耳，方腹直壁，由上向下渐有收分，下有四条细长柱足，四隅有棱脊。腹四壁均饰兽面纹，兽面纹长角下垂于两侧，体躯省略，图式稀见。内壁有铭文五行三十四字，记述王在成周之年，厚趠受到廉公馈赠的事迹。该器铸作精细，在宋代即已著录，流传保存至今，实属罕见。
妊簋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妊簋的圈足下设有四条象蹄形足，提高了器物的高度，是为了取食方便而进行的特殊设计，但与一般圆形器用三足的习惯有所不同，比较罕见。器身两侧设置象头形的双耳，长鼻翻卷如垂耳，极其生动。簋的腹部饰有百乳雷纹，是商代晚期盛行的纹饰，沿用至周初。
德鼎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层次也不甚丰富，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凤纹卣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卣是西周前期最主要的酒器，数目倍于商，并且有多种式样的变化。这件卣纹饰特别精美，盖和腹部的回顾式大凤纹羽冠逶迤交缠，华美异常，范铸技术也十分精湛，是西周卣中难得的精品。此卣出土于安徽屯溪古越族的墓葬中，同出器物多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的墓葬中埋藏有如此精美的西周铜器，显示了他们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仰慕之情。
父庚觯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父庚觯是圆体垂腹的觯，颈部饰蕉叶纹和分尾的鸟纹，腹部则为对称的凤鸟纹，昂首垂尾，华丽而精美。从西周初年起，鸟纹装饰逐渐增多，并常作为主题纹样，且形式日渐华美，尤以康王、昭王时代最为著称。
效卣
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
卣是古代用于盛放香酒之器，多装饰精美。这件器盖部和腹部都饰有华丽的凤鸟纹，凤首回顾，生动多姿，器物的颈部和圈足上也装饰有回顾的龙纹。此卣铸有铭文七行六十八字，记效因受到父亲公东宫转赐的天子赐品而作器纪念。
保卣
西周
高盖沿，圈形捉手，垂腹，圈足，兽首提梁。盖、沿下、圈足各饰龙纹、联珠纹、蝉纹。器盖对铭46字，记召公太保受王命伐殷东国五侯。
大盂鼎
西周早期
通高100.8cm，口径78.30cm，重153.3kg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书体还保留有商代后期笔画的首尾常作尖细状，而笔画的中间部分用粗笔的所谓波磔体特点。书体雄健有力，优美自然，气势磅礴，极富神采。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师遽方彝
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
彝为容酒器.此方彝两侧置有上卷的象鼻形双耳,较为少见。盖及器体饰变形兽面纹,口沿下及圈足饰兽体变形纹饰。盖、器各铸铭文六十七字,大意记载周王在王宫中举行酒宴,师遽向王奉献礼品,王命令宰利赐给师遽玉圭等物品，师遽因以作器，以答谢天子的赏赐。
史颂鼎
西周
大立耳，垂腹，近平底，三蹄足。口沿下、腹和足上分饰变形兽体卷曲纹、波曲纹、兽面纹。铭文62字，记史颂受周王之命省视苏国。
德方鼎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西周早期的方鼎造型更趋浅腹，足部变得细长，这件鼎是这一时期的典型。鼎的铭文相当重要，共5行24字，记成王在成周洛邑祭祀武王，贵族德参与其事，受到成王赏赐，作器以记之。
春秋时期青铜器
子仲姜盘
春秋
这是一件春秋早期用于盥洗的青铜器。它形体较大，整器风格质朴浑厚。盘壁的两侧有一对宽厚的副耳高耸，其外侧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曲角形的龙，龙首耸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于跃入盘内水中。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盘的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动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转动，这是以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这件精美的青铜器在现今无数商周青铜器中无一能媲美，可见其是多么的珍贵，同时这也告诉我们早在春秋早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创作与进步。
牺尊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牺尊的整体造型是一基本写实的牛，凝重壮健。背上有三个孔穴，中间一穴放置一只小锅，用来盛酒；牛的腹部中空，与前后两个孔穴相通，可以注热水，是用以温酒的温酒器。其形制独特，是一件极为珍稀的器物。
交龙纹鼎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更新期的鼎在形制和花纹上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此鼎为典型的晋地作品，足部偏矮，盖顶设有三个环形装置，在器物放置时形成三个支点。鼎上的花纹为蟠曲的交龙纹，体躯扁阔，横向或竖向交缠，显得十分精细。
变形龙纹盆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上半叶）
根据文献的记载，盆在古代主要用于盛水，但出土青铜盆的铭文却表明它主要用于盛食，应是兼可作盛食或盛水的器物。它是西周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型的食器，盛行于春秋时期。此盆侈口折肩，圈形盖顶，装饰精细的变形龙纹，制作十分精良。
秦公簋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为春秋早期秦国国君的礼器。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器、盖对铭5字，记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鸟兽龙纹壶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壶是容酒器。此壶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在纹饰之间还有虎、牛、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作昂首曲颈状，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吴王夫差盉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吴王夫差盉肩部有一条弧形的提梁。整个提梁是一条龙,龙体中空,是由无数条小龙相互纠缠交结的形式组成,称为透雕交龙纹,腹部呈扁圆形,饰变形的龙纹。腹的一侧有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圜底下置三个兽蹄形足,足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盉的肩上有一周铭文,铭文大意是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给他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了这件盉。此盉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吴王夫差唯一的一件青铜礼器。
兽面纹龙流盉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上半叶）
盉为调酒器。此盉呈钝三角形，长流作龙形，以张开的龙口为流口；盖顶是一个盘旋而出的龙头，与流口的龙头层叠趋前，呈双龙继起的姿态。这是春秋中期南方的越族人模仿西周盉并加以创造的杰作。
吴王夫差鉴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鉴是盛水器。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缘器口，作探水状。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
镶嵌狩猎画像豆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豆是一种盛食器。盖、器扣合似球形，下承短柄圈足。器和盖各饰狩猎画像两组，用红铜镶嵌，描绘巨兽中箭，各种禽兽飞跃奔走，而猎人处于兽群之中勇武行猎的情景。整个图象结构基本上改变了商周以来的模式，成为战国画像艺术发展的先驱。
郑义伯缶
春秋前期
通高65.4cm，銧距36cm，鼓距26.6cm，重34.6kg。
侈口，细颈，硕腹，附兽耳。有盖，盖口纳于颈中，盖钮如绳，盖顶面及边均饰一道重环纹。器口下饰回纹，颈饰窃曲纹，腹饰鳞纹，鳞纹上下各饰一道相向的瓦纹。盖口外沿有8行33字，器颈部有32字，盖、器铭文大意相同。器颈部铭文为环行排列：郑义伯作尊，以行，以顺我郑囗。我用以为粦顺，我以囗兽。用赐眉寿，孙子唯永宝。大意是：郑义伯自做祭祀用，持之以行，可以顺我郑国。我用它来和顺邻邦，用它在林中狩猎。祈望能降赐长寿，子孙永宝。该器造型庄重，纹饰肃穆，有西周晚期青铜器的遗风，是春秋前期青铜的代表作。
铸子叔黑簠
通高17.8cm，宽27.6cm，重4.24kg
器斜壁，腹较浅，有简化的兽首形环耳，器与圈足的底边均有缺口。盖可却置。器、盖对铭，各4行17字：铸子叔黑（音夷）肇作宝，其万年眉寿，永宝用。铭文大意为铸国公子叔黑自作宝簠，祈望万年长寿，永宝用之。传此器为清光绪初年出土于山东桓台。
梁伯戈
长17.5cm，宽9.4cm，重0.28kg
戈为魏国的兵器。援的前锋呈圭角状，上刃在援末扬起，与长栏的上端形成弧线，下刃与胡自然相接，内为长方形，有一长穿，栏上两面各饰一兽头，栏内侧有三长穿。穿旁正反两面共有铭文2行14字：抑鬼方，抑攻方。梁伯作宫行元用。铭文记述梁伯做的是近卫部队宫行使用的戈，用来对付攻方敌人。圭形援头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援的上刃与长栏相连成上扬的曲线则多见于春秋以前，而栏上饰物又常见于春秋早期以后。综合考察，本器的铸造年代当定于春秋前期。援: 青铜戈部位名称，即戈前端两侧带刃的部分，与柲方向垂直的两侧带刃部分。柲即戈柄。胡：青铜戈或戟锋刃曲而下垂的部分，一面为锋刃，一面有案，以用线索固定于柲上。内：位于戈头后部。当援戳刺敌人时，可增加力度与速度，也可以同援合力摚架对方的攻击。栏：戈头中部位于援、内之间的凸起的长条。穿：是用来穿系绑长柄的带子的穿孔。
陈侯鼎
高23.6cm，口径31.6cm，重5.58kg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双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环饰窃曲纹带。器内壁铸铭文4行21字：唯正月初吉丁亥，陈侯作□嬀四母媵鼎，其永寿用之。该器的铸造时间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铸器者为陈侯，物主为“□嬀四母”，“其永寿用之”为祈语。器物主人嬀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陈侯王室，嬀字前无法辨认的字可能是四母的排行字。从器物的特征看，陈侯鼎的盂腹较似以毛公鼎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类器，但已变浅，蹄足也向细长发展，窃曲纹笔道略见粗疏。铭文在布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时也考虑左右之间的交替，笔道流畅，遒劲有力，从铭辞内容看属媵器之类。上述各项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类器及其它类别的青铜礼器共有的时代特性，故定陈侯鼎为春秋早期器。该鼎原为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旧藏，《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著录。陈氏手拓其铭，传之于世。五十年代，该器归为国有，入藏故宫博物院。 秦代青铜器。
秦始皇诏文权
通高5.3cm，径4.7cm，重0.260kg
此权圆台形，鼻钮。权身有18道瓜棱，棱间刻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14行，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及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汉代青铜器
七牛储贝器
西 汉
储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青铜器的典型品种，多带有生动写实的装饰。此器圆盖上塑有七头姿态各异的牛，形象生动。下方二虎张口卷尾，似乎正欲猛扑向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铜羊灯
西汉
通高11.8cm，宽14.5cm
铜羊灯雕作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体中空用以储存油脂。中国古代“羊”与“祥”通用，以羊形作灯象征吉祥。汉代的灯主要以脂膏为燃料，一般是动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时将灯炷缚成束浸在脂里点燃照明，古人称其为“膏烛”。灯炷以剥去麻皮后的麻秸即麻枲（音喜）制成，将其置于灯盘中。
建武二十一年斛
通高41cm，高33cm，口径33.5cm，盘径57.5cm
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三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行62字：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椽巡、令史郧主。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为皇帝作了一个带承盘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装饰物。铜承盘直径为二尺二寸。这件斛是由铜工的金银涂工崇、雕镂之工业、冶炼之工康、总成之工业四位工匠具体制造的，而由上级派来的护工卒史郓和本郡的长（指郡县的主要官员）汜、丞（指郡县的辅助官员）荫、椽（指郡县的佐治官员）巡、令史郧各位长官主持制造。以上涂、雕、涷、造为四个铜工工种，崇、业、康、业是四个工匠之名，他们四人是该器的制造者，因此，铭文称“造”。恽、汜、巡、郧则是各官员之名，这四个人是该器的主造者，因此，称“主”。铭文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 的制度。斛为量器。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学者称为奁，认为已失去了量谷物的本义。其实这种桶形的斛，在新莽时就已出现。东汉光武帝的建武年与王莽政权几乎相衔接（中隔“更始”两年），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来看，建武廿一年仍采用桶形斛，实不足为奇。
博弈乐舞纹镜
东 汉
面径23.1cm
镜圆形，圆钮，水波纹方形钮座，外围双线方格。方格外有四枚乳丁与方格四角相对，并将画面分为四区。一区饰二人对坐博弈，二人均跪左膝而身体前倾，神情十分专注。一区饰一人跪抱长琴，与其相对的一人屈腿展臂而舞。一区饰驯兽图，左侧一人为驯兽师，中间一虎形巨兽人立而舞，右侧一小猴席地而坐。一区饰一人居中端坐，左右两人各伸臂作奉献状。各区人物、动物的神态遥相呼应，神完气足。地纹为不规则的云纹，镜缘由里及外饰三角纹和几何纹各一周。此镜图案采用整体高浮雕，人物造型生动活泼，构图丰满，时代较以凸线刻画纹饰的画像镜略早。
三段区段式神兽镜
东汉
面径17.1cm
镜圆形，圆形钮和钮座，钮上下之镜面有二平行线将内区分为三段。上段中间为一龟负华盖，龟右侧有一高大人物，其左右各饰一侍者，右侍后有一蟾蜍。龟左侧依次排列4人，最后一人身后立一鹤。中段左右各饰一舞狮。下段中间为盘丝形图案，左右各2人，分别盘坐、踞坐。中区为一周半圆形流云纹与方枚相间，地饰细点纹，每一方枚内各有铭文两字，可连读：“吾作明镜，幽炼川冈。巧工所居，尾克童上。有四守名，流美宜王。”外区饰菱形涡纹。此镜铸造精湛，人物、动物五官均极清晰，花纹细密繁复，十分难得。此类铜镜曾在陕西出土数面，仅细部略有不同。另罗振玉《古镜图录》、日本《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各收有一面，也十分近似。
北流型六蛙铜鼓
通高54.7cm，面径98cm，足径99.4cm
此鼓体形厚重硕大，鼓面伸出鼓颈外，面沿下折成“垂檐”，属北流型铜鼓。此鼓通体饰花纹。鼓面，3弦分晕，18晕，1晕纹饰已模糊不清，2、9、11、16、18晕饰席纹，3、8、14晕饰四出钱纹，4、7、10、13、15晕饰云纹，6、12、17晕饰圆钱纹，5晕饰半圆填线纹；鼓面边缘塑6蛙，其中一对累蹲蛙对称排列。鼓身，胸部6晕，1晕中饰四出钱纹，2、3、5晕饰雷纹，4晕饰圆钱纹，6晕饰席纹；腰部9晕，1、9晕饰四出钱纹，2、4、7、8晕饰雷纹，3、6晕饰圆钱纹，5晕饰席纹；足部7晕，1、2晕饰圆钱纹，3、6晕饰雷纹，4晕饰四瓣花纹，5、7晕饰席纹。耳边饰乳钉，中饰辫纹。根据铜鼓上的四出钱纹即可推断这种类型铜鼓的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只能在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6年）以后。
建初元年朱提造洗
通高34.4cm、长58.1cm
此洗为盆形，宽沿微上翘，双铺首耳，惜已失环。洗身外侧饰凸起的宽带纹一道。洗内底两侧饰鱼纹，中间铸有“建初元年朱提造”7字铭文。
错金银龙纹铜犀尊
高21.4cm，口径44.7cm
尊为古代酒器，也是祭祀礼仪中的重器，常以各类鸟兽作为造型，且形态传神逼真，最能反映当时的工艺美术理念。犀这种动物，在今天的中国久已消失，但在几千年以前，却是古人最为熟悉的大兽之一，曾广泛生活于黄河以南的地区，吴楚等国，更是以犀甲装备自己的精兵。该犀造型即现代动物学分类中的苏门犀。该器对犀牛形象的刻画极其逼真，肌体富于力感。在装饰技法上，采用错金银技术，遍布华丽的错金银云纹，金、银、铜三色交相辉映。然而，这件器物的铸造年代，却有战国、秦、西汉三种看法。憨态可掬的犀牛昂首而望，似乎正在企盼专家们为它的年龄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该尊1963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错金银工艺在青铜饰件上的使用，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西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此种装饰工艺通称为“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包括镶嵌和错两种技术，镶是把东西嵌进去或是在外围加边，嵌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错”即用靥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其工艺可谓精密细致。
错金银牛形铜灯
高46.2cm，身长36.4cm
1980年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此灯是南京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均匀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当灯火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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