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他的寫作，太宰治的人生自帶無數噱頭和談資，他天生具有娛樂大眾的特質：
出生於富裕的中產階級，家族族譜裡他卻被除名；一生中數次自殺，其中三次是與女人一同殉情；進過精神病院，罵遍了文壇大佬，參加左翼運動卻中途逃跑自首，劣跡斑斑卻自比為耶穌，他的作品還被奉為“永恆的青春文學”。
在太宰治誕辰110週年（2019年）之際，日本又上映了一部以他為主角的電影：蜷川實花導演的《人間失格：太宰治和三個女人們》。
一般來說，經典文學的影視化改編很難拍出新意，這部電影卻拍得十分討巧。
它並不是小說《人間失格》的改編，而是將太宰治這個極具話題性的作家生命最後三年的風流韻事提取，並作為主要情節展示出來，以滿足觀眾的窺私慾望。
但電影講的又確實是一個“人間失格”的故事。
我們可以用一個極其標題黨的方式來介紹這個故事：“拋妻棄子，知名作家兩度出軌年輕少婦，最終殉情死於玉川河下。”
但如果這麼講，或許很多人會感到困惑。
困惑的原因不外乎兩點，為什麼太宰治要做這種事，和為什麼女人們會喜歡這種人。
這部電影的片名，“太宰治”和“三個女人”構成了一種並列結構。我們其實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故事。
一個是作家的故事，一個是女人們的故事。
作家的故事
電影一開場，是通過一群編輯的閒談來引入這個中心人物的。
在這裡首先強調的是他的作者身份——“為了寫書什麼都做的出來”。
談到太宰治，普通觀眾的印象大都是那部帶有私小說性質的《人間失格》，和他在《二十一世紀旗手》中引用某位詩人的名句“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電影卻從另一個角度，通過同為“無賴派”作家的坂口安吾之口，對太宰治的戰後文學主題進行了兩次解讀。
第一是書寫墮落的時代。
故事從太宰引誘純真的落沒貴族小姐太田靜子開始，他以靜子為藍本，不斷從她身上汲取寫作的素材，並寫就了當時暢銷一時的名作《斜陽》。
此時的日本（電影時間線為1946年及以後），是一個剛剛經歷戰敗、精神和物質上都滿目瘡痍的國家，此時也正是一個社會失序、信仰崩塌的時代。
然而遺憾的是，電影並沒有耐心去描繪那樣一個複雜的時代面貌。
這導致小栗旬演繹的太宰治更像是在無病呻吟，在表現創作《如是我聞》時對虛偽自滿的文壇現狀的憤怒時，也失去了一種情感基礎。
對於失去時代土壤的“太宰治”，觀眾也很難理解他為何痛苦，為何墮落。
不禁感嘆一下這裡實在太浪費小栗旬的演技了。
第二是解剖墮落的自我。
被太宰治所吸引的還有一個人。那時的他才剛剛得到川端康成的青眼賞識，在文壇上更是藉藉無名。
在《斜陽》發表後，21歲的三島由紀夫前去見太宰，並對他說出了那句十分有名的話，“我討厭你的文學”。
這條軼聞被廣為流傳並津津樂道的原因，是隨後太宰治的回答：“既然你來了，所以還是喜歡的吧。”電影裡也還原了這段軼聞。
談到太宰時，三島曾這樣寫，“在他的文學中，許多文學青年發現自己的肖像畫而感到喜悅，在這同一個地點上，我卻慌忙地背過臉去。”
正由於他們內在的一致性，通過三島由紀夫這位作家來審視太宰治的墮落再合適不過。
在史實裡，這段軼聞其實發生在《斜陽》創作發表的半年前，電影將之移到發表之後，其實有著另一個目的。
在這場戲裡，面對三島的譴責，他掐著自己的喉嚨當場展示自己的醜態，眾人也像配合小丑演出一般，惶恐上前阻攔。
而當他因肺結核咳出血來，暴露真實的自己時，眾人卻捂著嘴驚恐後退。
這一場戲，正對應了《斜陽》中的這句話：
“我假裝說謊，人們便說我是個騙子。我裝作一副有錢人的樣子，人們就說我是富豪。我表現得很冷淡，人們就說我是個冷漠無情的傢伙。然而，當我真的痛苦萬分，忍不住發出呻吟時，人們卻說我是在偽裝痛苦，無病呻吟。”
當眾自殺正是他欺騙旁人、偽裝自我的一場表演。
正如太宰曾對他的老師井伏鱒二說的，死是他最輕蔑的東西。死亡之於太宰本人無意義。
所以為了達到一種反諷，他不斷地寫到死亡，於是在旁人眼中，他死亡的意義在於不斷被見證，並逐漸變成娛樂媒體的餌料。
眾人落入了他的圈套，圍在一起猜測著他會如何死去。
而三島對他的憤怒不僅僅在於他個人的自甘墮落，還在於他認清了社會的醜陋現狀卻無意建立新的理想和價值，反而用他的種種醜態繼續欺騙、或者說娛樂著大眾。
在小說《人間失格》裡，這種精神病態體現得尤為明顯。
但在電影《人間失格》裡，對這一精神層面的探究是缺失的。
作家的故事，在影片裡呈現為一些歷史人物的碎片，它傳遞的仍然是大眾對太宰治其人的單調印象，或者說是導演蜷川實花對他們的扁平化展現。
女人們的故事
女人們的故事，毫無疑問，講得更好，更精彩。
它是從一個讀者角度來講的，也是從一個作者（導演）角度來講的。
在女人們的故事中，“太宰治”變作一個表達的道具。以這個作家為媒介，講述的是她們的慾望，她們的理想，和她們的愛與戀、恨與怕。
太田靜子。
太田靜子是戰後無數落魄苦悶的貴族女性之一，也是《斜陽》裡墮落時代的象徵。
電影中的靜子，有著對文學的嚮往，對成名的渴望，以及對瑪利亞（母親）的憧憬。
她是《斜陽》中所寫“拋棄了社會的女人”——不忌諱出現在太宰的妻子面前，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宣揚不被世俗承認的“戀愛”。
她是被引誘的一方，但也是引誘的一方。這一系列行為，讓她在某種程度上掌控了主導權：她得到了所有想要的東西，孩子、名氣和永恆的生命。
她與太宰治的關係，更接近文學創作上的“戰友”。
山崎富榮。
山崎富榮與太宰也不是單純的情人關係，更多的或許仍舊是相互利用。
她對太宰的情感不像靜子那樣帶著功利性，反而是純粹以至於扭曲的。
她相信太宰對死的慾望，所以利用這樣一種“慾望”綁架了太宰來完成她的慾望，也就是對獨一無二的“愛”的渴望。
美知子。
電影塑造的美知子的形象要更復雜一些。
她愛的並不是太宰治，而是一個名為“津島修治”的丈夫。
每次丈夫喝得爛醉回到家時，她總會接納和妥協，面對他的撒嬌無賴，也總是包容他。就連他的墮落和自我毀滅傾向，她也只是默默接受。
而丈夫對她的抱怨，是她從來不看自己的作品。
美知子看似就是《維庸之妻》裡男人眼中那個完美的賢妻良母。通過默默承擔這一切，維持著一個完整的家庭。
然而當某一天，丈夫吐著血回來後，她終於決定接受他的作家身份，把他趕出這個家庭，逼著他去創作最後的墮落之書。
“太宰治”的死亡，究竟是他自己的意願，還是他們兩人共同完成的，電影沒有明確點出來。
但在電影的結尾處，美知子看完遺書後如釋重負的笑容，他們最終還是理解了對方。
影片中的這種女性敘事和女性視角，可以說是這部電影除小栗旬之外最大的亮點。
另一方面，導演蜷川實花也充分發揮了她所擅長的視覺系攝影功底，在電影中運用了三種色調來塑造人物。
美知子是深藍。不僅僅是電影中家庭婦女的形象，史實中的美知子還是一個知識女性，藍色既塑造出她沉靜的性格，也賦予了她知性的內在。
太田靜子是紅色。她就是《斜陽》裡反抗舊道德和渴望新生活的女主角和子，紅色代表的是生命之火，在理想幻滅的時代，她依然擁有頑強活下去的勇氣。
而山崎富榮是綠色。綠色可以代表希望，也可以代表死寂。
遺憾的是，蜷川實花對這個“人間失格”故事的表達，也僅僅停留在華麗的表面。
沒有“作家故事”的內核支撐，“女人們的故事”便只剩下一個浮華豔麗的表層。
華麗雖華麗，空洞卻也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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