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羅學閏
最早對“建安文學”守正創新的，是魏國末年的“竹林七賢”。百度說，“竹林七賢”，是指曹魏正始年間(240年-249年)的“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後與地名竹林合稱。
我發現，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組合，喜歡用“七”的不少，僅在“三國時期”就出現了兩個：建安七子（初期）和竹林七賢（後期）。我還深切地感受到，“七”是一個神奇的數字。一星期有“七天”，北斗有“七星”，自然光有“七色”（五光十色、五顏六色都是形容詞），歌曲簡譜有“七音”（古只有五音），人體有七竅（面部七個孔竅：口1、眼2、耳2、鼻孔2），人死要“燒七”（以七天為週期），節氣有七夕（中國情人節），玩具有“七巧板”（拼盤玩具），戰國時代有“七雄”。“白雪公主”喜歡與“七個小矮人”一起耍，董永搶走“七仙女”的衣服（強行搞“天仙配”）。我所熟悉的文學作品還有《七個葫蘆娃》《七俠五義》《七劍下天山》（中國）、《七武士》、《七宗罪》（日本）。這是不是跟“星象學”有關，是否暗示著某些“文化心理”？我解釋不了。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這個問題丟在一邊，留待今後去解決。
還是來說“竹林七賢”，“七賢”好理解“七個賢人”：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竹林”卻有非議（並非真是在竹林喝酒）。有學者指出，竹林，跟三國時期逐漸興起的“玄學”有關係。這個“玄”字，起源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學”，本來是道家(道教)用語。“玄學派”，又稱“新道家”。“建安七子”都喜歡“積極入世、建功立業”，而“竹林七賢”則多選擇“消極避世、放浪形骸”。從魏明帝曹叡時期的“浮華交會”（貴族子弟小眾組織）起，到西晉再到東晉更發展為“談玄之風”（世族名士的普世追求）。這個“竹林”可能是“竹林精舍”（印度是佛教建築，中國是道教建築）。
“竹林七賢”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和行為呢？主要是“看不來”三國時的司馬家族，其“篡魏之路”越走越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採取的態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惹不起躲得起）。嵇康，是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還有一個“身份”是魏宗室的女婿，對司馬氏的仇恨也最深。朋友山濤投靠司馬氏當了吏部尚書，勸他出去做官。他不僅斷然拒絕，而且寫下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這個嵇康自顧自地打鐵，不理睬前來拜望的鐘會。雖然有“經典的對話”，卻讓鍾會從此“心中不爽”。後來，遭鍾會（一說呂巽呂安案件牽連）誣陷，為司馬昭所殺。我們喜歡“把酒臨風”，嵇康卻瀟灑地臨陣撫琴，名曲《廣陵散》因此成為“千古絕響”。
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兒子。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擅朝綱。司馬氏殺戮異己，株連甚眾。本來傾向“曹魏王室”的他，對司馬氏集團“懷恨在心”卻又無可奈何。他採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先後“服侍”過司馬氏父子三人，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加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換得司馬氏對他的“放縱和寬容”，得以終其天年。
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最年長的一位。原先入仕曹魏，看到曹氏和司馬氏“爭鬥得煙幹火起”，就“隱身不交世務”。等到司馬氏掌權“大局已定”，又投靠司馬氏為官。因為姻親關係，他在司馬氏手下就走得“一路順風”。還是“性格決定命運”，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性格“最沉穩”的一個人，連喝酒也很有“控制力”（最多喝八斗）。同時，也是把“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踐行得“最巴適”的一個人（當官最大最久）。
向秀，是魏晉間文學家。景元四年（263年）嵇康被害，他被司馬氏的高壓政策“嚇得進了朝堂”。不過當個散騎侍郎（皇帝的隨行顧問），“下班後”就“讀讀寫寫”。向秀是“建安七子”中“宗教傾向”最明顯的一個人（好老莊之學），也是對推動玄學“功勞最大”的一個人。今日所見的《莊子注》就是他“嘔心瀝血”的傳世之作（郭象補註《秋水》、《樂至》）。
說到劉伶，他“嗜酒佯狂，任性放浪”的形象就展現在眼前。我估計李白《將進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就是讚美的劉伶。劉伶是“竹林七賢”中歲數活得最大的一個人（79歲），比山濤還要多活一歲。誰說喝酒影響健康呢？劉伶喝酒也“喝出了專業水平”，有《酒德頌》讓後世傳揚。當然，喝酒也一定要有節制，要記住“小飲怡情、大醉傷身”，每逢酒局，微醺而已。
王戎，是“竹林七賢”中年齡最小、也最庸俗的一位。據說，他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仍然聚斂無已。每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好像永遠得不到滿足。他家庭園有好吃的李子樹，常賣出換錢，又害怕別人得到種子，就把李子核鑽個孔再出售。因此，王戎，是“竹林七賢”中最為世人詬病的一個人。
阮咸，是“竹林七賢”輩份最矮的一位（阮籍之侄）。他與阮籍一樣放達任誕、狂浪不羈。他還喜歡“跨族婚姻”，曾與姑母家的鮮卑婢女私下要好（生了一個兒子）。他喝酒“很豪放”（不用酒杯，改用大盆），“與豬同飲”就傳為笑話。雖然他妙解音律、善彈琵琶，也是當時著名的音樂家。但是，晉武帝（司馬炎）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用，終日鑽研音律，除了“爛酒罐”之名，還有《律議》傳世。不像我等酒徒，除了“喝一肚子燒酒”，什麼都沒留下，只留下病殃殃的身體，為老婆娃兒增加負擔。
當然，《三國志》還為各國的方術之士作了傳。有神醫華佗，有相面的，有易經預測的，還有解夢的，紛紛攘攘，不一而足。我看只有華佗的“神醫事蹟”還有科學依據，談了病象、病理和藥方，也談了神奇的治療效果，尚還可信。但，華佗究竟是誰？給關公刮骨療傷的是他嗎？給曹操治“偏頭風”的是他嗎？曹操殺的是他嗎？都不一定是。但他“治未病”（病從淺中醫），“分段施治”（在肌膚、在腠裡、在骨髓）的辦法，跟“神醫扁鵲”很相似。據《三國志•華佗傳》，在《莊子》“二禽戲”(熊經鳥伸)的基礎上，華佗創編了“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模仿動物的動作用來健身，估計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還有就是“麻服散”，其實就是我們最早的“麻醉藥”。我們都知道，我們的“醫”都是跟“巫”緊密相連的，我估計當時的“巫”能達到“人神相通”的境界，用的可能是“興奮劑”，而為病人求得的“神藥”，極有可能是“麻醉劑”。不然，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當然，病人對“巫師”的“敬信”，也是精神因素在起作用。我有次帶一個老中醫（90歲）回去給我老母親看病，他就用了“心理輔導”的辦法，說“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我的藥”。果然，母親的病很快就好轉了。
讓我更感興趣的是，華佗還善於應用“心理療法”治病，達到了“不藥而治、出神入化”的境地，這是現代醫學需要學習借鑑的。尤其是“中醫”是我們的“國粹”，現在卻“風光不再”，被西醫“擠得塌塌都沒有”，更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來看華佗“不藥而治”的“心理療法”病例：有一郡守得了重病，讓華佗為他診治，華佗對郡守的兒子說：你父親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應激怒他讓他把淤血吐出來，不然就沒命了。你能把你父親平時所做過的錯事都告訴我嗎？我傳信斥責他。郡守的兒子於是把他父親“那些年那些事”向華佗全盤托出。華佗寫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郡守看信後大怒，派捕吏捉拿華佗又沒捉到。盛怒之下，郡守吐出一升多黑血，病的確就醫治好了。
我們現在有“心理疾患”的人太多了。高考前夕，某中學一個教師就跳樓身亡了。這跟某些官員“不慎墜樓”是不一樣的，那是怕“拔出蘿蔔帶出泥”。據探訪得知，這個教師有嚴重的“抑鬱症”。要是華佗再世，曹操的“偏頭風”能夠有治癒的希望，這個中學老師也不會“跳樓自殺”。現在心理不健全的學生不少，更需要加強“心理疏導”，避免一些“惡性事件”。事件一旦發生，學校、社會、家庭都“很受傷”，尤其是我們的學校更會“幾面不是人”。所以，既要教書，更要育人。韓愈《師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講規律；授業，就是講專業；解惑，就是解開困惑，就像東吳的諸葛子瑜“解開孫權心裡的疙瘩”一樣。豁然開朗，不僅是“眼前的陽光燦爛”，更是“心情的異常愉悅”。
七、司馬家族：“三國”的“最大贏家”
“三國”歷史上，最牛的一個家族是諸葛家族，魏蜀吳三國都記錄了諸葛家族的豐功偉績。而得利最多的一個家族，就是司馬家族。他們幾乎都在曹魏的陣營內“穩步成長”，經過三代四人（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的努力，實現了從輔佐曹氏、掌控曹氏、篡奪曹氏的“歷史性轉變”。265年，終於辦完“過戶手續”，把曹魏的“國有資產”據為已有。司馬”成為兩晉朝的“國姓”。讀過《三國志》，你會發現“司馬家族”是曹家的“好學生”，在三國時“名利雙收”，而在兩晉時卻是“名利盡失”，生活過得很苦不說，甚至連從曹魏篡奪的江山也弄丟了（這是後話）。
《晉書•宣帝紀》說，司馬家族乃祝融之後，以官為氏。追蹤到的遠祖是司馬卬。這個司馬卬，在楚漢相爭時做出“英明抉擇”，從項羽的陣營“棄暗投明”（投奔劉邦），成為西漢的“開國功臣”。在西漢，司馬家族也是人才輩出，二千石的高官不少，尤其是文學上的成就突出，有“文章西漢兩司馬”的讚語（左宗棠）。那個“因言獲罪”的司馬遷，忍辱負重寫出曠世名作《史記》，那個與卓文君私奔的司馬相如的辭賦也曾享譽千古，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學史大綱》也把“兩司馬”合為一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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