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入關定都北京後，對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
“莊烈愍皇帝”，舊史也歌頌他“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把崇禎描繪成一個大義凜然，要與都城共存亡，為國而慷慨赴死的帝王。
清聖祖玄燁（康熙）從宮中留用的一些前明“老內監”口中，陸續聽到許多外人無法獲知的“內幕新聞”，其中就包括朱由檢（崇禎）的“殉國”經歷，與上述的描述大相徑庭。
康熙四十八年（1700年）十一月的“上諭”中，特意把歷年來聽到的前朝軼聞，向大學士們轉述。我們根據這道“上諭”結合史料考證，看一看朱由檢的“殉國”真相。
公元1643年（崇禎十六年）冬，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所向披靡，攻佔了潼關、商州、延安等地，張獻忠佔領了吉安、常德，大有直逼都城北京之勢，大明天下岌岌可危。
崇禎一籌莫展，召集群臣商議對策。左都御史李邦華提出建議，遷都南京，重整旗鼓，以利東山再起。這個建議是很明智的，打不過就躲，先避其鋒芒。如同博擊，拳頭縮回去是為了積蓄力量，然後才能打出下一個置對方於死地的重拳。
崇禎如果採納了這個建議，明朝的歷史就完全可以改寫，他也不至於落得煤山自縊的下場。但崇禎礙於面子，覺得這麼做太丟人，總感覺時局還沒有這麼危險，不至於興師動眾地南遷都城。
這時，又有人提出“太子撫軍南京”，先留條後路，以備急用。這條建議也被否決了，崇禎自有他的想法，如果三心二意，豈能同心協力，共同抵禦“賊寇”。皇上堅定的意志，似乎也無可厚非。
但是，想法很理想，現實很骨感。崇禎十七年二月，起義軍攻佔了河南北部的安陽，接著又攻佔山西大同、固關，隨時可以北進，直攻京城，也有可能由北方進入居庸關，南下入京。
崇禎預感大事不妙，為了進一步控制京城，加強都城防務，任命襄城伯李國珍為京城的總指揮， 駐京部隊的指揮、調動，甚至內外城門的啟閉，他都有權過問，職務相當於現在的城防司令。
崇禎又把主力部隊派往河北正定、保定一帶，以及居庸關駐守，期望能夠阻擋起義軍對京城的進攻。這樣一來，北京防務空虛，守城的主力不過“太監數萬人”而巳。
此時，大學士李建泰又舊話重提，請求遷都南京。崇禎把這個奏摺念給滿朝文武大臣聽，公開表示了“國君死社稷”的決心。皇上的固執己見，再次把大明王朝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虛無縹緲的幻想上。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攻克居庸關，守將唐通等投降。此時，崇禎手上已無可用的大將，吳三桂雖然鎮守山海關，但是他哪敢回來救駕呢？
想當年（崇禎二年），皇太極的後金隊伍兵臨京城時，鎮守遼東的袁崇煥毫不猶豫，帶領一支兵馬晝夜不停、返身護主，不料被生性多疑的崇禎以“謀反”、“欺君”等罪名，凌遲處死了，寒了眾多武將的愛國之心。
此時，崇禎只能孤獨地面對起義軍了。當初殺袁崇煥的那一刻，就已經註定了他今天的命運。崇禎終於想到了逃跑，求生欲以及對大明江山的不捨，早已把“國君死社稷”的鏗鏘誓言丟到九霄雲外了。
京城的幾道城門緊緊關閉，要出去得找有關官員傳令開城。崇禎領著幾名太監出宮，去找“城防司令”李國楨。不料，他並沒有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此時正在家裡演戲作樂。
崇禎返回身兒又去找太監王承恩，八天前他被皇上提拔為“提督城守”，也可以喚開城門讓皇帝趁亂溜走，但王承恩對“陛下”亂中出城感到擔心，說：“出恐受辱於賊！”
這個王承恩忠心耿耿，但也過於小心謹慎了。如果崇禎不出城一定是死的話，那麼為啥不試試闖出去呢？也許還有一線生還的機會，大明江山還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希望。
崇禎猶豫了，優柔寡斷一直是他最大的缺點。如果說，崇禎先後兩次拒絕南遷都城的建議，已經錯過了兩次逃命的機會，那麼這次的猶豫則徹底終結了他的生命。
崇禎也感覺王承恩說的有理，認為出逃為時已晚，死了出走的心，在新建成的壽皇亭前自縊身亡！
以上是“老內監”講述的親身見聞。
在《明史紀事本末·甲申之變》裡，也印證了上述的說法。
三月十八日晚間，朱由檢（崇禎）帶領王承恩到南宮，在萬歲山“望烽火熄滅，徘徊逾時”。返回乾清宮後，命太監將三個太子分別送往外戚周奎等府中避藏，然後賜死皇后、貴妃，砍傷公主，手刃妃嬪。
崇禎手持三眼槍，帶領“騎而持斧”的內監數十人，奔向東華門。守城人認不出皇帝，“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迫不得已，只好回頭去找鎮守齊華門的朱純臣，也沒有得逞。最後奔到安定門，城門同樣喚不開。這時，天已經快要亮了。
崇禎趁夜出走的願望幻滅了！他窮途末路，不得已“登萬歲之壽皇亭自經……承恩對縊。”
崇禎臨死前，仍認為“諸臣誤朕”以至亡國亡身，不從自身尋找任何失敗的原因，實在是糊塗昏庸，死不足惜了。
這就是崇禎“殉國”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