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亞細亞世界-帝國時代以來，中國各民族在廣闊的地域範圍內，其實各自保留著自身的人類學意義上的傳統。這些年來，關於少數民族的人類學傳統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了，但作為構成中華文明主體結構的漢族，其人類學意義的研究，卻少之又少，它被其他更加切入社會現實場域內的學科衝抵了，比如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媒介學等等。
這些學科對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往往並不能夠具有超越性，站在更加宏觀的時間軸上，反向窺視人類行為的根本習性。雖然這些學科有力的推動了人類社會的主體結構，向理性發展，但其理性的微觀性，依舊受制於人類習性與本能，並且被忽略了。
而若以人類學的方式，對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進行跳躍性研究，我們將能更加科學地看待社會發展的脈絡，以及社會問題的前因後果。
本文之所以稱之為簡略，蓋因為這個課題及其龐雜，所涉地域範圍與研究範域，都因其過於宏大而無法用一篇文字能夠闡明。因此，這篇文字，僅僅是一個非常粗略的題綱，而且僅僅只能用一個樣本，去試著觸及一些問題域。
筆者因一些特殊的原因，在江西贛北某地長期居住，以研究陶瓷文化的諸多課題，而必然涉獵到人類學學科範疇，而又因諸多的現實境遇，讓人不甚噓籲，由此而來，漸漸產生了跳出現實分析現實的設想，這一設想，便是這篇基層社會人類學簡略。
在江西贛北某盛產陶瓷製品的地區，按照物質生活的樣式來看，與中國絕大部分地區並無二至，現代社會的一切物質形態，該地區都全面具備。但若以文化人類學的技術來對其進行分析，人們就會發現，整個由國家——這一上位共同體建構的社會-物質表現形態與管理形態之下，隱藏著非常前現代的諸多文化人類學表現特徵。
一、經濟性
該地區由於自古盛產陶瓷製品，而馳名海內外，因此，該地區因單一產業的久遠影響力，而固化了一種特別的人文形態，在這種人文心態裡，我們可以窺見一種來自漢族久遠的部落共同體特質。
該地區應該說，是東亞大陸內陸，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個移民城市。絕大多數今天的所謂當地人，其實祖上都不是該地區的土著居民，因而該地區有"匠從八方來"一說。或許也正因此"八方來"的人口結構，該地區保留了極其明顯的原始氏族社會衍變而成的"山頭文化"。
這種叢林法則為主的"山頭文化"，凸顯出非常明確的氏族社會文化的結構性。
因此，該地區在中國跨入現代工業社會的進程中，在其主體生產勞動的內容範疇裡，逐漸退化為一個非工業地區，而又因其自古以來的，手工產品的世界級名聲，讓多數人誤以為該地區在當代，具有第三產業的某種發展和轉型的可能。
然而，實際情況是，"山頭文化"與氏族社會的結構性，無法形成有效的現代產業合力，從而淪為一種非常落後的"山頭化"的產業混亂生態。
從土著居民由外來移民構成的情況而言，構成該地區當下主要土著居民的人口，皆來自其周邊的都昌、彭澤、上饒、豐城等地域，而尤以都昌地區的移民為主要。因而，都昌地區的諸多土著居民的原始文化性，也被大量複製在該產瓷區。
都昌地區自古以來，至21世紀初為止（甚至當下依舊有死灰復燃的集體精神遺存），都保有一種"血仇"的傳統：不同姓氏構成的村莊之間，常常發生非常血腥的群體械鬥。這其實是氏族社會基於互酬制分配樣式，而遺存下來的經濟性行為。
而另一種由原始互酬制分配樣式遺存下來的經濟性行為，就是：誇富宴（potlatch），漢族地區廣泛的基層社會，皆保留了氏族社會的首長誇富宴傳統。但在當代，自氏族社會保留下來的誇富宴傳統，異化了原始誇富宴，是作為部落首長"以對手無法回報的贈與而使其屈服"的內容，但其結構與目的大抵依舊是一樣的。
誇富宴這一傳統，被具有氏族社會"血仇"傳統的都昌人，帶進了產瓷區，併成為該產瓷區最重要的基層社會文化與經濟現象。
但誇富宴，在此產瓷區的基層社會，演變為真正的筵席傳統，它以不斷地請吃飯，並有大量人員作陪，來使"對手"屈服。
在該產瓷區，一般而言，這種真正的主體內容早已不再是以贈與為主，或者間或包含了贈與行為在內。
一般而言，僅僅是請吃飯的誇富宴，由隱秘的"山頭頭人"來完成。所有請來吃飯的客人，在筵席上都會用敬酒的方式，尊稱"山頭頭人"為老大。這是原始部落首長制度，在現代社會的一個現象明確的人類學遺存。
這種誇富宴與一般的，現代社會的宴請與朋友往來的區別在於，它可以是連續性的，而且常常是連續性的，它以被宴請人最終承認宴請人為"老大"、"師父"等等為目的，並屈服為宴請人的"小弟"和"徒弟"等等矮一輩份的人。
因此，這種誇富宴其實並非現代社交，而是具有階層劃分屬性的氏族社會經濟性行為。
這種明確帶著"血仇"威脅與誇富宴傳統的"山頭文化"，一度發展成為盤根錯節的黑惡勢力。在此贛北產瓷區，雖然已經與其它地區一樣，在當代，被國家機器強力進行了抑制，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認識到的：一切被壓抑的東西，都會以另一種形式進行迴歸。
在該產瓷區，其精神迴歸的方式有三：其一是，隱秘的"山頭頭人"會以現代社交的方式，對希望屈服的對象進行登門拜訪，茶過三旬之後，"山頭頭人"一定會要求希望屈服的對象，對其進行回訪，這種要求回訪，絕非請你去做客，而是語言明確地要求對方"拜山頭"。而對對象進行"拜山頭"要求的，明示或暗示的語言現象，在誇富宴上，亦會發生。
其二是，若要求回訪失敗，或誇富宴久而未果，以至於被認為失敗，那麼排外行動就會發生，在產瓷區被稱為"封殺"，它是"血仇行為"的另一種形式，雖然不會觸犯國家法律，但其慘烈的效果，甚至超過"血仇"。
被"封殺"者，生存問題，乃至婚姻家庭都會被瓦解。而且，這種所謂的"封殺"非常隱秘，是一種集體的行動而沒有明確和具體的兇手。這在該產瓷區，這一類行為被統稱為："使陰勁兒"。這種當事人無法說清、也無法反抗的"封殺"，甚至可以針對常駐該產瓷區的有能力與政府進行溝通的人事，一般通過連續的、毫無源頭的謠言，進行長時間的發起攻擊，直到摧毀對方。
其三是，對無法通過"封殺"等行為進行誇富宴失敗後的"血仇"行動的，甚至來頭很大的人物，無法通過誇富宴屈服的，則另有一種叫"殺豬"的行為，它專門針對喜愛收藏陶瓷，但不常住產瓷區的人士。所謂"殺豬"，就是將假貨賣給他，越是自認為懂陶瓷的人，越是"殺豬"的對象。
之所以，將"殺豬"當做區域人類學現象，而不僅僅是陶瓷收藏領域的現象，就在於"殺豬"現象實際上已經成為當地對待外地人的一個下意識行為：外地人在任何地方，包括自由貿易的菜市場、理髮店，都有可能一不留神被"殺豬"。
而其之所以是人類學現象，其實與原始共同體遠程貿易有關，遠程貿易的利潤與當地氏族之間的原始互酬，形成了互補性。也就是說，原始氏族社會的遠程商品貿易，被異化為"外地人貿易"與"本地人貿易"的巨大價格差異和真假差異。這是經典的土著氏族社會的現象：所有遠處的、非本氏族和部落的人，都不被氏族內道德所約束。
二、婚姻
當代中國雖然早已進入到了一夫一妻制的現代法律社會，一切非婚、婚外、一夫多妻行為，都被認為是違背道德乃至違法現象。
但婚姻制度在基層社會里，還是發生了某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原始迴歸。這一回歸遊走在國家法律與社會道德的邊緣，甚至被絕大多數人心領神會、秘而不宣。
在當代中國，性行為的婚外化，正在成為一種社會事實。這表現為：非婚性行為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婚內人口出現原始亂婚制（promiscuity）才有的亂婚行為的事實，也正有廣泛化趨勢。
在贛北的產瓷區，亂婚人口甚至是一個事實上的龐大數字。
一般情況下，以男性"山頭頭人"為中心，會有大量的婚內女性、婚外女性以及準婚女性，與"山頭頭人"保持一定時間的性行為關係。有的婚內女性，還會長期與非配偶的"頭人"，保持這一亂婚關係，有的甚至長達數年。
之所以用人類學的術語，來描述這一被現代社會稱之為"不道德"的婚外情行為，就在於，"婚外情"這一用語，過於強調微觀的情感問題、心理學範疇的問題或道德範疇的問題，而忽略了這一現象的原始氏族社會的精神遺存本質：因為它是無法用道德和法律消除的，智人的原始雜交本能。
在贛北產瓷區，之所以"婚外情"其實是一種原始亂婚制（promiscuity）的迴歸，也正在於它其實依附於"山頭文化"、誇富宴、和"封殺"、"血仇"等等氏族社會文化經濟遺存的肌理上，並且從根本上，屬於"山頭文化"——氏族社會現代迴歸形式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說女性群體，除了擁有了一定的經濟獨立性（而且許多表面上看起來經濟獨立的女性，其實是通過與男性之間進行"性互酬"的方式獲得的），女性真實的社會地位，特別是政治地位，其實依舊堪憂。她們僅僅成為了亂婚事實的性對象。
與想象中不同的是，當代基層社會的女性，在"山頭文化"中的地位與權利的讓渡，並非男權的暴力強迫，而是經濟需求導致的，一種自由、且自發的生命權利讓渡。
女性在"山頭文化"的亂婚事實中，是通過情感話語，來獲得該行為的"自我合法性"的。這種自我合理化心理，為亂婚事實，塗抹了一層現代情感的色彩，但從人類學的角度看，它完全無法成為"現代情感"的一部分，它僅僅是"山頭文化"——作為氏族社會的現代迴歸形式而存在。這一事實的原始性不容忽視。
三、器物裝飾與膜拜價值重塑
之所以選擇贛北產瓷區作為21世紀中國基層社會人類學簡略來考察，另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該地區保留著自宋代以來至今的器物文化與裝飾傳統。它隱含有自宋代以來一千多年的器物文化的精神結構，以及"山頭文化"與氏族社會結構的文化原因。
在後現代開始影響全球的時候，人們常常不自覺地，就迷醉於歷史文化的文學性色彩裡，這給該產瓷區帶來了一種意外的驚喜：人們習以為常的各種器物與紋飾，忽然之間有了各類型的光環，而特別對於產瓷區人口來說，尤其以經濟光環為重要。
這是因為，雖然自宋代以來，該產瓷區就在加工帶有文化符號的器物，但實際上，這一千多年以來，該地區並非產生文化的文化區。它實際上是文化符號的來料加工區。
我們知道，但凡能夠自行生產文化的地區，都具有三大特徵：權力要地、軍事要地和宗教要地。
而尤其以宗教要地為重點，這是一切人類文明生產文化的基本原礦。
而該產瓷區在一千多年的文化符號的手工代加工生產的時間裡，從來就沒有發展成為一個宗教要地，也就從文化人類學意義上，或者歷史學意義上，否定了產瓷區同時也是文化生產區的定義。
又由於該產瓷區始終與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和外來文化密切進行經濟接觸，因此，在其當代"山頭文化"的背景下，其文化必然與經濟密不可分，而"山頭文化"又不斷塑造著器物文化的裝飾含義與膜拜價值定義。
由此，該產瓷區在當代，是中國惟一大量塑造器物膜拜價值的區域。
1949年以來，特別是在1953年社會主義文藝改造運動以來，器物膜拜價值是被否定化的，但經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發酵，以及"山頭文化"重塑氏族首長膜拜文化的迴歸，該地區的器物裝飾，開始走上了一條重建膜拜價值的文化生成道路。
它結合了巫術、宗教、帝王文化、山頭文化，試圖解釋一切隱含經濟價值的符號性問題，並且產生了一種新的、非現代的"道德性"：所有反對建構膜拜價值的批評，都被打上"說該地區壞話"的標籤，它隱含著一種強大的群體暴力的威懾性與恐嚇性。這一威懾性與恐嚇性，強化了該地區的原始氏族社會的迴歸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