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絡上有一種聲音頗為流行，將當下的美國比作明末或清末的中國。甚至還有人據此搗鼓出了所謂的“入關學”，將美國比作日落西山的大明，將中國比作蒸蒸日上的女真，說中國應該象努爾哈赤入關中原一樣，入關西方，然後獲取西方的認可。
這些類比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說明當下中國和美國的發展勢頭，中國在走上坡路，美國在走下坡路，而且今日美國政府也的確表現出象昔日明清末代政府一樣的昏庸和愚昧，但是，從根本上說，這些類比是基於膚淺的對中西文明認知得出膚淺的結論，只注意到中美之間發展勢頭上的表面相似，而忽略了兩者間的本質不同。
從根本上說，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依然是歷史上的中國與蠻夷關係，依然屬於華夷之辯的範疇。
中國與蠻夷的本質區別在哪裡？在心性，在義理。自文明伊始的伏羲時代，中國就是出現了心性突破、義理突破，發展出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實現了心性-義理的獨立和自由。然後，心性-義理就一直是中國文明的核心理念，支撐著中國文明永續不斷地存在和發展，任何時代變換，任由經濟形態的改變，從漁獵採集的野生穀物時代，到農業時代，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經唐宋元明清，直至當下。
蠻夷是沒有心性和義理概念的，沒有實現心性-義理的獨立和自由，沒有意識到人的本質在心性-義理，因此，蠻夷就是無理、無義、無道、無心的，也可以說是“無禮”的。禮的內核和本質就是理、義、心、道，即《禮記》說的“禮者，理也”。幾千年前的古代蠻夷沒有義理，當下的美國西方蠻夷同樣美國。
儘管，明末、清末的政府是昏庸無道的，但是，就整個中國而言，義理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不存在於朝廷罷了，不存在於皇帝和官僚罷了。中國古書常說的“天下有道”、“天下無道”，並非指道本身的，而是指政府的，指朝廷的，是當時的政府偏離了道，道本身則是永遠存在的。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也是這個意思。這個“道”指的是天下有道，或者說天下恢復有道的狀態。整句話的意思是，早上得知天下已經恢復有道的狀態，哪怕晚上去死也是值得的。
道本身則是永遠存在，存在於哪裡？存在於朝廷之外，存在基礎的民間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禮失求諸野”。這個“禮”就是“理”，就是道，就是義理。“禮失”是朝廷的“禮失”，民間是不會整體上發生“禮失”的，因此，“禮失”必須到民間社會去尋找，必須“求諸野”。
自夏朝以來，中國古代的朝廷們會經常出現“禮失”和“無道”，解決和消除的辦法唯有“求諸野”。 但“求諸野”有兩種，一種是主動的，一種是被動的。
主動的“求諸野”就是將民間有道的賢達人士選入朝廷，這就是官員的舉薦制，和訪賢制。鮑叔牙舉薦管仲，周文王訪賢姜子牙、劉備三顧茅廬訪賢諸葛亮，都是著名的舉薦、訪賢事例。後來官員的舉薦制、訪賢制更加標準化、制度化了，就是科舉制。當我們批評科舉考試內容八股的時候，請不要忘記其本質是制度化地將民間有道人士選入朝廷，以不斷增強朝廷與民間的聯繫，與“野”的聯繫。
被動的“求諸野”則是週期性的農民起義、湯武革命。一說農民起義，我們會把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看成是其起點，其實三代時期的湯武革命本質上也是農民起義，秦之後的農民起義也是湯武革命。
朝廷“失禮”、“無道”，還不願意主動“求諸野”，一意孤行、獨斷專行，那對不起，民間的、在“野”的有道賢士會自己幹，組織一幫基層農民自己弄一個新朝廷，將舊朝廷推翻，取而代之。因此叫“起義”，就是“仗義起兵”，以兵衛義。這個“義”就是義理，就是道，“起義”也可以說成“起理”、“起道”、“起心”。
概而言之，中國文明的核心在義理，而義理的基石在民間，在基層，即在“野”。朝廷的根基也在義理，在基層，接受基層的制約和糾偏，或主動或被動。《尚書》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並非虛言。
孔子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舟與水，儘管舟上水下，但是，起決定作用的是水而非舟，舟只能依附於水。
蠻夷則與中國反，一方面他們沒有義理，只有利益；另一方面，他們的社會根基也不在基層，而在上層。從古至今一直如此，從西方人所標榜為人類文明發源地的蘇美爾，到現代被一度認為是世界燈塔的美國，一概如此。只是整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多神教階段、一神教階段和現代文明。
多神教和一神教階段也是唯有利益，而沒有義理，只是那時的利益是宗教利益，以宗教利益為本位。多神教的神像、神廟和祭祀系統，都是為求得神靈的保護，這是多神教社會的核心。而神學知識則掌握在神廟的祭司中，這些祭司們不僅是宗教領袖，也是政治領袖。事實上，那些獨立的政治是不存在的，而是被包含在宗教之中。
包括人民在內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創造，人是神的僕人，其職責就是對神靈進行信仰和祭祀。人自身沒有獨立的思維能力，也禁止人進行獨立的思考。祭祀是神靈的中介，掌握著神學，掌握著知識，人們象服從神靈一樣服從祭司。
一神教與多神教的本質區別，並不在神的數量的多一，而在神的屬性發生根本變化，有具象神變成抽象神。這個過程類似現代企業經營中的輕資產化，重資產往往受資產所累，不容易調整。多神教就是重資產化的，一神教是輕資產化的。
同時神靈的主要功能也不再保佑人們的物質利益，主要是莊稼收成，而是為人間提供正義，上帝是正義的承載工具，通過信仰上帝就可以讓人變成“義人”，這就是基督教的“因信稱義”。
通過信仰上帝，可以把個人變成善的“義人”，可以讓社會成為正義的社會。但是，人為什麼要把自己變成“義人”？基督教神學說，只有義人才可以死後進天堂。這樣，在基督教中，成為“義人”只是死後進天堂的手段，就是利益化的，是宗教利益。
事實上，死後進天堂這種宗教利益也是可以經濟化的，可以創收！16世紀西歐的基督教會就開發出贖罪券這種宗教產品，進行售賣，生意火爆。基督教神學，販了罪的人便失去了死後進天堂的機會。售賣贖罪券的神父說，不，只要你購買了我的贖罪券，罪惡就自動消失，重新獲取死後進天堂的資格。這種這種宗教腐敗導致了基督教的新教改革。
新教的教義說，人和上帝的之間的信仰關係是直接的，無需教會、教士作為中介。實際上是進步地去資產化，讓上帝更抽象，讓人對神靈的信仰更獨立和更自由，而不受制於外在的神像、神廟、教會、教士。
儘管新教聲稱要廢除教會，建立人和上帝之間的直接信仰，但是，其基本神學原理和舊的天主教是一樣的，人對上帝的信仰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利益化的，為的是獲取死後進天堂的資格。
虛構一個天堂在，並執著於死後進天堂，毫無疑問是迷信可笑的，現代的西歐在中國之外的宗教世界率先打破了這一點，廢除了神學，建立了科學，於是現代的歐美人坐井觀天地認為，現代歐美文明是人類最先進的文明，你看我們都不迷信地信神了，而講科學了。
超乎現代歐美人想象的是，中國是一個在根本從不信仰神靈的文明和國度。當現代歐美人以自己擺脫宗教的束縛而自豪時，但又認為從不信仰神靈的中國為落後。因此在西方歷史中，教化、正義、道德，唯有通過信仰神靈才能實現，唯有通過宗教才能實現，不信神就意味罪惡、墮落、野蠻。這是現代歐美在認知上的擰巴之處。
從宗教時代，到科學時代，西方社會的去宗教化只是表面的，在思想內核上，科學很好地繼承了神學。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就是利益化，一個就是虛構化。科學不僅是象神學一樣是利益化的，而且是更赤裸的物質利益。也象神學一樣，科學也存在虛構成分，只是虛構程度弱於神學。
當說“科學無國界”時，指的是科學的“真理”屬性。恰恰這個“真理”包含著很大的虛構成分，因此它是直接繼承自基督教神學，與基督教的神學真理是同一個東西。如果不考慮上帝的與人同性的地方，上帝自身就是真理。
當然，從神學到科學的轉變，的確經過很大程度上的去虛構化，去上帝化。這就是現代歐美人所說的進步，如果撇開中國文明、中國歷史，這種進步的確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放在中國歷史的框架下，以義理為參照標準，科學和神學之間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並無本質不同。因此科學和神學一樣，都是利益化的，都是利學，也都有虛構的成分，都是有迷信因素。
而且，科學的利益指的具體化的物質利益，就是新技術、新產品，這些科學引入經驗，承認現世的結果。對否定經驗，否定現世的基督教而言，這當然有進步的成分。
但是也有退步的成分。基督教的利益是抽象的宗教利益，就是死後進天堂。基督教神學設計這種宗教利益的根本目的，是引誘和恐嚇人們信仰上帝，而上帝則是真理和正義的承載者，信仰上帝就是信仰正義，這樣就讓人變成一個“義人”。這就是“因信稱義”。
也就是說，基督教的利益化的神學設計實則是一種教化手段，就是《周易》說的“以神道設教”。儘管都是利益，但是基督教的抽象宗教利益和科學時代中的具象的物質利益又有本質不同。不僅有抽象具象之別，其目的和功效也有本質不同，基督教的宗教利益為的是教化百姓，為的是維護人間正義，將人“義化”，將社會“義化”。而科學則是將物質利益本身當成了目的，建立物質崇拜、技術崇拜、財富崇拜，讓人“物化”，讓社會“物化”。
從根本上說，基督教要比科學偉大的多，儘管基督教也存在巨大缺陷，是一種有缺陷的偉大。
事實上，就人類社會而言，正義教化和物質利益之間一直存在矛盾，如何正確地認知和正確處理這樣矛盾就成為人類文明的最主要挑戰之一。唯有以義理-心性為核心的中國文明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義利之辯”，就是以義為體，以利為用；以義為本，以利為末。
由於西方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義理概念，沒有獨立的義的概念，因此，無法正確認知義利。基督教神學中的“義”，只是相當於義，並非真正的義。因此，西方就在正義教化和物質利益上走了兩個極端。在基督教時代，為追求正義教化而徹底否定了物質利益、現世利益；在現代的科學時代則為追求物質利益、現世利益，而否定了正義教化、道德教化。
也就是說，從根本上說，科學的利益性比基督教的利益性更庸俗、更墮落，退回到西方的只講利益而不講道德教化的多神教時代。多神教也是利益化的，而且其宗教利益與現實物質利益是一致的、綁定的。
科學以反對和消除基督教的宗教迷信為傲，但是作為脫胎於基督教的神學之子，科學的去迷信化、去虛構化並不徹底，而是遺傳和繼承了相當多的虛構成分和迷信成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從神學到科學，其實質不過是一場宗教改革，科學不過是一個脫胎於基督教的新教派，是一種類似於多神教的拜物教，大學就是教會、神廟，教授、科學家就是教士、祭司。
科學的宗教式的虛構和迷信，來自其對世界的整體預設，這個預設繼承自基督教的創世記，是一種“創世記”式的預設，“創世記”式的世界觀和真理觀。
《聖經》開篇就是上帝6天創造整個世界的“創世記”。上帝不僅創造了世界，而且在世界誕生之後，還依然是世界的後臺老闆，支撐著世界的存在和運行，此時的上帝就是真理。真理也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理性，它存在世間萬事萬物之中，也存在於自然界。換句話，世界不過是上帝智慧的外化和展現，都是真理的外化和展現。通過研究世界則可以獲取真理，獲取上帝的智慧。這是宗教時代哲學和科學的任務。
在“創世記”的世界觀中，整個宇宙空間實際上分裂為兩層的，一層是上帝的世界，神的世界，就是天堂，其存在不僅絕對與人無關，自身是絕對獨立而且高高在上，是人的世界的絕對權威，支撐著人的世界。另一層則是人的世界，是上帝世界的創造者和附屬物。
毫無疑問，“創世記”式的世界觀存在很大的虛構、幻覺、臆想成分，這些成分當然也是錯誤的。最大的虛構、幻覺和臆想是，認為人的世界之外，還存在一個絕對獨立的上帝世界，而且上帝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的創造者和後臺老闆，決定著人的世界。
科學認識到“創世記”世界觀的虛構性、迷信性，於是對其進行否定，但是，這種否定並不徹底。事實上，科學的世界觀與其說是對創世記世界觀的否定，還不如說是對其的改造。科學並沒有徹底否定上帝世界，更沒有徹底否定基督教真理，而是將否定了上帝的與人同性的部分，然後將上帝的世界和真理拉回到人間世界。存在與人間世界的上帝世界，就是“客觀世界”，存在與人間的真理，就是“科學真理”、“客觀規律”。
由於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在學術上就否定了儒學，否定了義理，而皈依於科學教，就象魏晉唐朝一度皈依佛教一樣，至今已有100多年，因此，當下的中國人，尤其是信仰科學的中國人，已經無法理解科學的宗教成分了，無法理解和接受科學的虛構和迷信成分了，反而將科學認作一個絕對正確，是評判一些的標準，凡是不符合科學的就是迷信，就是民科，就是愚昧。因此，他們絕難接受“客觀世界”脫胎於上帝世界，科學真理脫胎於神學真理，科學脫胎於基督教。
因此，自詡為人類文明燈塔的美國，實則為信仰一種依然虛構和迷信的新興宗教的蠻夷，他們依然沒有義理，依然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絕對獨立的思維主體，即心性-義理主體。
明末和清末昏庸的只是朝廷和官僚，就廣大的民間社會而言，義理依然存在，中國依然是義理的中國。朝廷無道，民間必然會有賢者揭竿而起，組建新的朝廷。而美國的昏庸和無道則是整體性的，意味他們缺乏義理，上層精英沒有，民間更沒有。事實上，今日之美國象有史以來的那些已經消失文明一樣，都是自上而下的社會，知識權威來自上層，而非下層。一旦上層昏庸和崩潰，整個文明便永遠崩潰。
因此，現在的美國壓根沒有資格與明末、清末的中國比，而只能和那些永遠作古的西方文明和西方帝國比，譬如波斯帝國、羅馬帝國。明朝之後中國依然存在，清朝之後中國依然存在，但是羅馬之後再無羅馬，美國之後將再無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