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我們說到，由於宋仁宗在張堯佐事件中的違規操作，以至於激起了百官們，尤其是臺諫官的激烈反對，其中，唐介更是一騎絕塵，在百官們都偃旗息鼓後，憑一己之力向宋仁宗等人大開嘴炮。最終，在宋仁宗「貼心」的看護下，唐介被貶謫到了遙遠的祖國邊疆……說起來，這件往事就發生在仁宗皇帝治下的皇佑年間。而在皇佑之前，就是那段讓後人無比嘆惋的慶曆歲月。
提到慶曆，最先映入我們腦海的，想必就是由范仲淹等人主導的慶曆新政，這段歷時一年零四個月的變法事件最終以失敗告終，留給了時人與後人太多的遺憾與不甘。就像二十多年後同樣發生在這片大地上的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所要面對的，同樣是北宋王朝自建國以來便埋下的，以至於到了仁宗朝時積重難返的「冗餘」問題。
對此，北宋官員宋祁早在慶曆新政開始的四年前，就曾在奏章中就「冗餘」的問題向朝廷發出了警告。在宋祁看來，彼時的北宋王朝正面臨著「三冗三費」的嚴重積弊，所謂「三冗」，便是冗官、冗兵、冗僧道；所謂「三費」，便是道場齋醮、寺觀建設與部分不自覺的官員對國家資源的不必要浪費。可以說，宋祁對「冗餘」問題的認識準確且深刻。
正如近代學者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的那樣，
為宋代財用之蠹（d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則是冗吏。——《國史大綱》
錢穆
錢穆提到的冗吏其實就是宋祁所說的冗官。不過，用詞雖有不同，問題確是一致。在諸多難以根治的「冗費」難題面前，北宋所積累下來的國家財富，確實在以驚人的速度流失。
對此，生活在仁宗年間的名臣包拯，就曾在《論冗官財用等》中向朝廷痛陳積弊道，
「臣以為，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徵賦之入盡矣……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包孝肅奏議》
在包拯看來，冗餘問題為北宋帶來了極大的經濟負擔，朝廷對此若是因循守舊、無所作為，其結果必然貽害無窮。至於那一句「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徵賦之入盡矣」，更是將北宋面臨的財政窘境描繪地淋漓盡致。
這並非是包拯的杞人憂天，就拿仁宗一朝的財政狀況做例子。在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國家當年的財政節餘已經所剩無餘。而這種財政狀況的出現難免令人詫異。以宋仁宗的爺爺，也就是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的財政情況做對比。相較至道末年的財政收入「餘大半」，北宋在皇佑元年的財政收入雖然翻了近六倍，不過其支出卻也翻了十倍有餘。
此外，以宋仁宗的爸爸，也就是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年）的財政情況做對比。相較天禧末年，北宋在皇佑元年的財政收入略有下降，不過在天禧末年，北宋的財政收入尚能節餘六分之一……
不難看出，自北宋建國以來，其國民經濟與財政收入迎來了長足的發展，但與此相對應的，北宋的財政支出也水漲船高，甚至趕超了財政收入。比如在宋仁宗的繼任者宋英宗的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在這一年便出現了財政赤字。而此時距離皇佑元年，只過去了16年；距離至道末年的「餘大半」，也只過去了68年。
對於這一切，站在國家最高點上的宋仁宗又怎麼會不知曉。根據《宋史》的記載，宋仁宗曾在慶曆新政開始的前夕，在數日內不斷召見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人物，並針對改革的事情，不斷向他們詢問當下有哪些大事急需處理。面對宋仁宗如此急切的求變心理，一向以鐵漢柔情形象示人的范仲淹，也忍不住在私下裡跟別人吐槽：「皇上對我可以說是信任至極，可是做事情也要講究個循序漸進，更何況咱大宋的弊病已經積累太久，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扭轉改變的啊」。
最終，當宋仁宗又一次賜給范仲淹自己親手所寫的詔書，併為此特意打開天章閣，召集二府的官員入閣逐條奏對後，再也頂不住宋仁宗求變壓力的范仲淹，終於在退朝後寫下了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這其中的十項意見，也在隨後的慶曆新政中，被官方當做發佈改革命令時遵循的綱領性意見。
可惜的是，這場針對北宋王朝「冗餘」，尤其是「冗吏」積弊的第一次改革嘗試，僅僅推行了一年零四個月就被宋仁宗下令叫停。而這，既牽扯到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即改革觸犯到太多利益階層的既得利益；也涉及到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即在歷朝歷代都屢見不鮮的朋黨爭議。
那麼，慶曆新政為什麼會和朋黨聯繫在一起？而朋黨又和宋仁宗叫停新政有何關係？這就涉及到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話題。
慶曆新政與朋黨之爭
所謂朋黨，簡單來說便是大臣們在朝中締結的利益或政治共同體。這不難理解，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無論是為了給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政治資源，進而沆瀣一氣攫取更多的利益；還是單純為了在險惡的官場中生存下去，不得不報團取暖；抑或是為了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在一起，為了實現胸中的政治抱負相互砥礪……總之，朋黨的出現不是偶然，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輕重，與影響的大小罷了。
不過，無論朋黨因何種原因出現，對於傳統時代的君王來說，朋黨即是威脅。對此，唐代名臣李絳曾向唐憲宗做出過精準論述：
「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 。」——《對憲宗論朋黨》
而唐憲宗的孫子唐文宗，在面對朝野上下愈演愈烈的牛李黨爭時，也屢屢發出「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引自《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一》）的哀嘆。
可以說，在北宋之前，世人對朋黨的認知大體持負面態度。對此，孔子的那句「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引自《論語·衛靈公》），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而韓非在《韓非子》中的那句「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更是將山東六國的衰落與朋黨聯繫在了一起……
不過，在北宋時期，士人對朋黨的認知卻發生了微妙的轉變。正如活躍在宋太宗時期的王禹偁（chēng），就曾在其所撰寫的《朋黨論》中，就朋黨的問題做出瞭如下的分析，
「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夫君子直，小人諛……」——《朋黨論》
在王禹偁看來，朋黨的由來可以追溯至堯舜時期。不過，對於朋黨，我們倒不必一味貶斥。因為在朋黨之中，亦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區別。而區分的關鍵，就在於其對君主是「直」是「諛」。
王禹偁對朋黨的討論最終落腳於結黨之人對君主的態度上，而這頗有新意的認知，也首開北宋士人對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討論。此後，在仁宗推行新政期間，面對守舊派以「結黨」為由大肆攻擊變法派，作為變法派骨幹人員的歐陽修，更是就君子與小人的問題，揮筆寫下了傳世名篇——《朋黨論》。
可以說，相比王禹偁，歐陽修對朋黨的認知又上升了一個層次。正如他在《朋黨論》中開篇說到的那樣，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朋黨論》
歐陽修
在歐陽修看來，朋黨也有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不過，君子之黨以道義作為聯繫，而小人之黨則以私利作為紐帶。以此為依託，歐陽修在接下來的論述中話鋒一轉，並直接點出了自己的核心觀點——「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換言之，只有「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的君子，其所結之黨才可以被視作朋黨。而那些「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的小人，其所結之黨並不是真的朋黨。
因此，作為君主「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如此真能做到這樣，國家離昌盛也就不遠了。為此，熟稔歷史的歐陽修還從三代更迭一直講到唐朝滅亡，並最終得出了朋黨興則國興，朋黨亡則國亡的結論。而這裡的朋黨，指的也自然是君子之黨。
對於朋黨的問題，歐陽修顯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而這篇引經據典且論述紮實的《朋黨論》，也是彼時惡劣政治環境下，為了對抗守舊派汙衊的必然產物。
再比如明末出現的文人結社議論朝政的現象，現在有些學者便將其視為現代政黨的雛形產物。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古代朝政之中的朋黨問題。
其實，君子之黨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一群有政治理想的文官群體的出現，反之，在一個權臣或帝王一人獨裁的高壓政治下，怎麼會出現君子之黨呢？他們這群有政治理想的文官群體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不僅要與反對派作鬥爭，還要與君權作鬥爭。其實，反對派也未必全是小人之黨，大家政治理念不同，出現紛爭是必然的，他們各自形成不同的政治團體；然而與君權的鬥爭才是最要緊的，皇帝怎麼會在乎你是君子A黨，還是君子B黨？只要是朋黨，便會對君權造成挑戰，甚至會剝奪掉君主的行政權，因為在集權的體制下，君主本來就是集君權、行政權、立法權等諸多權力於一身的，他可不會放心地將行政大權交由手下的一批文官集團。
所以，朋黨未必對國家有害，但宋仁宗一定會對朋黨警惕。
正如唐代李絳在說完「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 」之後，接續的那樣，「奸臣能揣知上旨， 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
在這裡，我們自然沒必要將變法中的守舊派視作奸臣或者小人。只能說朋黨一詞，在古代朝堂上確實是一個敏感詞彙，各政治派別也會拿它來攻擊對方。對於這些活躍在朝堂上的政治派別來說，他們顯然明白君王厭惡什麼。而早在慶曆之前的景佑年間（1034~1038），以呂夷簡為首的一派官員，就曾以朋黨為由打擊過范仲淹。只不過此舉卻也引發了反效果，而對范仲淹或同情、或敬仰的政治個人，也逐漸聚集在范仲淹身旁，隱約之間形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
正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的那樣，
「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事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續資治通鑑長編》
不過，多年之後，當銳意改革的宋仁宗罷黜了在政治上偏向保守的呂夷簡，並重用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團體後，范仲淹可能沒有想到，自己嘔心瀝血的新政事業最終還是折在了「朋黨」手上，而北宋黨爭的第一次高潮——慶曆黨爭，就發生在新政期間。
正如之前我們提到的那樣，在面對守舊派的「朋黨」汙衊時，變法派的歐陽修曾撰寫《朋黨論》進行反擊。在守舊派看來，變法派志在結黨，其心可誅；而在變法派看來，既然自己已經被扣上了朋黨的帽子，那麼不妨就改變世人對朋黨的定義，並在辯明君子之黨的概念後，向君王陳訴自己為國為民的心意。
只能說歷史驚人的相似，在守舊派的大肆造勢，與變法過程中所產生的必要「反彈」下，被清代學者王夫之評價為「無定志」的宋仁宗，最終對變法產生了動搖，並在心事重重之下召見了范仲淹，
「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續資治通鑑》
顯然，對於范仲淹等人的人品，宋仁宗並沒有懷疑，他所憂慮的，一直都只是朋黨二字。不過，范仲淹並沒有聽出皇帝此刻的弦外之音，耿直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續資治通鑑》
一句「亦有君子之黨乎？」的發問，一句「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的回答。不難想象，宋仁宗對范仲淹的回答並不滿意，最終冷漠地將其打發了出去。而在宋仁宗心中，慶曆新政至此也就開始了倒計時。
只能說宋仁宗對朋黨的警惕最終壓倒了他銳意改革的決心，而這種警惕又在守舊派營造出的巨大壓力下被無限放大。而歷史的事實已經告訴了我們，歷時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告終，而變法派中的多位骨幹成員，也在新政失敗後被獲得了相應的處罰。至於范仲淹，則被外放貶謫，此後一直到其去世前，都沒能回到中央。不過，對於後人來說，範公在被外放過程中所留下的經典之作——《岳陽樓記》，卻也是文學史上的幸事一樁。
《岳陽樓記》
只不過，文學的經典卻無法彌合範公一行變法者在政治上的失意與創傷。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與追求，在範公之後，卻也被更多有識之士所繼承，並在許久後的北宋政壇上，催生了更為激烈的變法事宜。不過，與此相對應的，卻也是愈演愈烈的北宋黨爭，正如王夫之在《宋論》中提到的那樣，
「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論》
而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總之，對於范仲淹等變法派在慶曆新政中的遭遇，我們有理由為之惋惜，但是面對宋仁宗，我們固然能夠理解他在時代侷限下的選擇，但在這份選擇之下所透露出的平凡，終究還是少了一絲血性。
不過，說到血性，那些奮戰在戰場上的武人們似乎更有話語權，就比如活躍在仁宗一朝的狄青、種世衡等人。那麼，問題也就來了，在北宋這個以重文抑武見長的王朝中，那些禦敵於國門之外，併為北宋王朝建立下赫赫功勳的武人們，在那個時代又有著怎樣的命運？我們下回再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