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称：什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编 号：S.4324
尺 寸：高26.2cm 长428cm
材 质：什色纸
现 藏：英国国家图书馆
S.4324什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藏经洞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写经的一件，却极有价值，S.432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卷文书的价值有三：其一，再现了纸的染色以及重复利用问题；其二，再现了纸的黏连问题；其三，凸显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地位问题。S.432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卷文书是不同颜色的纸黏连而成，此件文书最大价值是再现了纸的重复染色，以再重复利用的问题。
一、敦煌纸的染色问题
色纸的使用在唐至宋初非常盛行，传世文献中屡见记载。它的实物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各种色纸的出土，为我们揭晓了答案。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金银泥写经所用的色纸；关于敦煌色纸的研究，戴仁教授指出在敦煌写本中，有很多是墨纸上写金字（P.200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余的涂有玫瑰色（S.3753《临法帖》）、蓝色（S.3796《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或什色（S.432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吐蕃占领敦煌时代，抄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很可能是把已经使用过的纸张重新染色使用。如S.5286号《佛经》中记载有“此纸兑（脱）了黄时请知。”敦煌的一些色纸，就是敦煌当地纸师染造的。
远处隋唐王朝丝绸之路要塞的敦煌地区，只要有用纸的需求，就有“纸师”、“纸匠”来负责造纸。纸的染色就是由纸师和纸匠完成的。敦煌也不例外，当时国内其它地方有的，敦煌一般都有，而且发达水平甚至还在某些领域高于内地。可以说敦煌地区有各种染色纸也是大有文章的。长期从事敦煌石窟研究马德研究员认为：“敦煌纸匠可能有行会，因为有都料匠，莫高窟晚唐196窟供养人有纸匠都料何员住的题记等。”
敦煌卷子中使用最广泛的黄纸，黄纸即黄麻纸，指用黄檗染黄的麻纸，以防虫蠹，史传葛洪最早发明了黄檗染纸。黄麻纸后来在民间也开始盛行，敦煌石室写经大部分为黄纸。金荣华在《敦煌写卷纸质之考察》一文中谈到“敦煌文书的用纸”有所论述。
敦煌所有的纸几乎都是染得，黄檗纸居多；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敦煌地区可能是用当地的狼毒草染纸，方法是将纸用狼毒草根的水浸泡，主要是为防虫蛀。狼毒草敦煌不多，但敦煌邻近的地方不少，用狼毒草代替黄檗来染纸的，可以就地取材，且与黄檗异曲同工，所以说这种推测也是能够成立的。有意思的是S.4324文书中有些纸面上倒像是茶渍，这是不是文献中所记载以茶染纸的实物呢？这需要进一步化学实验。当然有些造纸原料产的纸也自带颜色，所以纸有颜色也不一定都是染的，也可能是造纸原料不同。
敦煌色纸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唐代至宋初金银泥经文的用纸，因为如果要用金泥书写，是非染不行的。金银泥被用在写佛教经文，通常是绀纸配金泥，指用金泥书写经文或绘佛菩萨等像于绀纸上。其材料，或以银泥代替金泥。绀纸为青而含赤色之纸。除绀纸外，尚有紫、黄、珠、白等色之纸，藏经洞出土的金银泥写经数量极少，兹引数例证之。
（1）S.5720 1.《大般涅槃经卷第六如来性品第四之三》
（2）P.200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3）P.4511《佛说观世音经》
（4）P.4512《添品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
（5）上博附07 妙法莲华经带扉页
（6）上图029 金粉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六十四
总体而言，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唐五代宋初的要明显多于前代的，很可能的原因是前代的很多文书被再循环染色利用了。古纸的染色，是非常复杂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的搞得多一点。文科研究者来考查纸的染料和色彩部分是很困难，需借助化学测试等一系列手段。鉴于此，笔者着重从文献入手，结合出土实物，试着探寻唐至宋初有色纸的问题，目前对色纸研究仅是抛砖引玉，更深层的研究非我肉眼所能见到，只能待更为细致的化学实验等的微观研究。
二、敦煌纸的黏连问题
S.432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价值还在于展现了纸的黏连问题，《五代会要·杂处置》记载：“长兴元年（930）三月，敕其判成诸色选人，黄甲下后，将历任文书告身连粘，宜令吏部南曹逐缝使印，都于后面粘纸，具前后历任文书，都记多少纸数，兼具年月判成，授官去处缴尾讫，给付本人。”[3]可见纸的黏连从宫廷到民间都是盛行的，大概是相当于现在的将散放的资料装订成册的意思，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金荣华在《敦煌写卷纸质之考察》一文谈到“纸的用量”时有所涉及。
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价值问题
S.432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存218行，是1卷本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本的后半部分大约五分之三的内容，由于抄写的原因，与译本相比，略有异文。敦煌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2000个左右，其中宫廷写经有12个。S.4324这件文书应该就是唐代的。推断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唐代的帝王与《金刚经》有某种特殊的关系，首先《金刚经》入皇家的内道场，其在佛经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可见一斑。唐玄宗更是曾亲注《金刚经》。
由于有唐一代上层统治者对《金刚经》的极致推崇，使得崇信《金刚经》之潮在全国各地的迅速蔓延。随着民众对《金刚经》普遍喜爱，各地寺院讲《金刚经》大为盛行起来，法藏P.2133背有《金刚般若经讲经文》，即是面向信众将《金刚经》经文俗民化以更适应各个阶层需求的底本。《金刚经》讲经之盛况，在当时来华的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颇详。
除了讲《金刚经》，各地抄写《金刚经》的狂潮也同步展开。敦煌本两千个左右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不少是有题记的，是当时民众对《金刚经》崇信的最直接的反映。
随着《金刚经》讲经、写经的兴起，全国各地关于《金刚经》灵验记的事迹也是此起彼伏，屡见不鲜。由这些记载可知，有唐一代，不管帝祚如何更替，《金刚经》灵验之效从未失灵。这也就解释了敦煌的墨书经文很多，为什么独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经特别地用多彩纸？为什么别的经文没有这个现象，只能说明当地僧人对此经之重视。笔者认为，这可能跟当时官方对《金刚经》的推崇极有关系，也可由此推断其成文年代上下限。应该说金刚经的盛行与慧能有某种关系，关于这一点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研究员崔峰在《与禅宗》一文中的论述极有见地。在中国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中，于藏经洞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卷末刊语“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盛行情况。敦煌本金刚经的赞文，灵验记也有不少，兹以法藏P.2039V0藏《金刚经赞》做结。
来源：敦煌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