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以賽亞·伯林：社交活動的收穫》，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牛津大學學者以賽亞·伯林一生交遊廣泛，他在書信中對許多名人做了描摹和點評。
主筆/薛巍
以賽亞·伯林（視覺中國供圖）
頻繁社交
以賽亞·伯林1997年去世時，留下的未出版過的講座文稿有數百萬字，書信有幾百萬字，整理者計劃分四卷出版，已經結集出版了三卷。第一卷《飛揚年華》收錄伯林1928至1946年間的書信，第二卷《啟蒙歲月》涵蓋的時間段是1946到1960年，第三卷《功成名就》收集的是伯林1960到1975年之間的書信。
英國哲學家約翰·格雷說：“一位偉大書信作家的標誌不是他發出的信件的數量，而是隨後被保存下來的信件的數量。按照這個標準，以賽亞·伯林肯定是當代最顯著的通信者。他的信寄給、保存在了跟他一樣有趣、顯赫的人手裡，所以這些私人通信也是很有價值的公共記錄，是瞭解英國、美國等地區戰後事件的獨特角度。”
“二戰”期間，以賽亞·伯林在英國駐華盛頓使館任職。1946年4月，伯林從美國返回英國，回到牛津大學，重續他被戰爭打斷的學術生涯。他在牛津教書的同時，頻繁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倫敦和熟人朋友的鄉間別墅處處可見他的身影。他博學健談，人人都喜歡結交他。他之所以喜歡社交，是因為他害怕孤獨地工作。他說：“自有記憶以來，我就一直被極度的深淵感所困擾。我對快樂和舒適的追求，是抵抗這種恐懼的永久性防禦手段。”
1936年，伯林前往羅斯柴爾德家裡做客，他說還有一位客人是赫胥黎。“他也不是太聰明，只是知道的東西不少，思維清楚。他總是坐在那裡，手裡捧著一部百科全書，離眼睛大約只有三釐米，不時地讀出書中內容。他的談話雖然見聞廣博，內容充實，卻永遠缺乏趣味，唯一能夠在他身上擦出一星半點火花的情緒是厭惡，就像劍橋大學的科學家厭惡自己的太太，巴爾扎克厭惡農民一樣。”羅斯柴爾德先生用他的飛機把伯林送回家。“飛行經歷妙不可言。整個週末像體驗了一回富人的生活，星期天的晚宴風格雜陳，既像倫敦西區的富人集會，又瀰漫著文人聚集的劍橋－布魯姆伯裡之風，既充滿上流社會的浮躁喧鬧，又不乏劍橋科學態度的嚴謹求實，而一旦有我加入，則又多了點哲學的成分。”
1950年，他開始在牛津大學全靈學院擔任思想史研究員，迅速成為知識名流。1953年出版《刺蝟與狐狸》，1958年出版《自由的兩種概念》。這段時期，伯林的來往信件比以前涉及面更廣，發生的事件包括以色列建國、蘇伊士運河危機、“冷戰”。“許多信件對他公開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詳盡的解釋和背景交代，還有許多信件涉及各類書籍、音樂、城市、鄉村，更多的是圍繞人有感而發，視角敏銳，並大多尖酸刻薄。”
伯林書信整理者亨利·哈代說，1949年伯林開始使用口述記錄機，他“滔滔不絕的說話方式經常晦澀難懂，讓其秘書很是吃力，打字信上不時會出現空白。大多數信件都冗長無比，話題涵蓋面極廣，飛短流長與睿智分析夾雜其間。在伯林的書信中，隨處可見他對各種人和事件的諷刺挖苦”。
比如他說英國作家依舍伍德“具有福斯特的感傷情懷和老處女般存心不良的眼睛”；瑪麗·麥卡錫“既美麗又庸俗，而且文筆惡毒，她給《紐約客》寫故事，風格油腔滑調”；愛因斯坦是個天才，“不過肯定也是傻瓜，就像孩子般不近人情”。薩特“非常有才華，非常有意思，但是在政治和個人方面使人反感”；“法蘭西是評論家們大膽公開、毫不羞愧地撒謊的唯一國度：在這裡，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動機既不是為了藝術，也不是為了道德，而是為了交際”。
在書信中，伯林也表達過他感受的友情和親情。研究詩歌的莫里斯·鮑拉是伯林的終生好友，他在寫給鮑拉的信中說：“我覺得自己以及自己做的事並不出色，友誼對我意義更重大。我真的感動得無法形容，你知道我體驗到的不僅僅是對你的愛與崇拜，雖然這樣的情感足夠真切，我的整個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態度都因你而改變了。你的確解放了我。我帶著俄羅斯人的情感與習慣來到英格蘭，在其上又蓋上一件結實、狹窄、整齊的英國制服，我想，要不是有你對我的拯救，我該會長成一個持有英式態度的可笑的漫畫式人物。”
伯林的父親病逝後，他在信中寫道：“我深深依戀著父親，他天真、有朝氣、優雅、令人愉快、斯文、溫和而完全誠實、內心單純、害羞、頭腦清醒而又厚道，父親的去世確實令我心碎，我感到自己彷彿站在萬丈懸崖邊緣，無法正常思考與行動，整整一個星期沒有與外界聯絡，表現出東方式的消極無為。”
選擇與價值衝突
英國學者亞當·菲利普斯在《倫敦書評》上評論說：“伯林在書信中經常寫到他對自己的懷疑，但更經常寫到的是他對他人的著迷。他的書信中充滿生動、敏銳、有趣的人物素描，有著名的，也有普通的。他認為自己臉皮薄，受不了批評，但他經常外出，去化解他受到的批評。他對不能解決的衝突充滿激情，他的理論說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各種價值觀之間是不相容的，但他經常受到別人的邀請。作為作家，他更多的是描寫而非建構理論，所以社交活動對他很管用，不僅給他提供材料，而且讓他有機會去觀看，去展現自己，有時是通過揭穿他人來展現自己。在書信中，伯林想做兩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做一個有心之人，又能讓人愉快。”
他好像誰都見過。在牛津他結識了奧登、哲學家艾耶爾、依舍伍德、伊夫林·沃。多年間他見過愛因斯坦、愛森斯坦、艾略特、凱恩斯、納博科夫、畢加索、斯坦因、斯特拉文斯基、伍爾夫、葉芝等。他當著維特根斯坦做過報告，跟弗洛伊德一起喝過茶。他跟詩人阿赫瑪託娃整夜徹談，影星嘉寶說他的眼睛很漂亮。丘吉爾寫《二戰回憶錄時》向他請教過，魏茨曼等人在建立以色列時爭奪他的支持。他在印度見過尼赫魯，撒切爾夫人請他去過唐寧街。
1952年，伯林乘飛機從巴黎回倫敦，飛機起火，幾乎傾覆，他在書信中說：“我對飛機一無所知，只是後來得知，油箱距離火焰僅數英寸，隨時可能引起爆炸。不過我不知道這事，因此才在這樣的情況下顯得滿不在乎，而這一切越來越像小說了。我認為火焰至少要過五分鐘才燒到我這裡，所以還是有足夠時間逃生的，不僅可以優雅地走開，而且可以保住我那件新買的昂貴的美國大衣。於是我表現出賞心悅目的英式鎮定風範，不過那是建立在無知和愚蠢之上的。我錯誤地表現平靜，就像想象中某位18世紀超脫的人生旁觀者那樣。”他超然到最後要工作人員催促他，喇叭衝著他尖叫：“告訴你了，別傻站著，飛機隨時會爆炸，快跑。”
菲利普斯認為，在這起意外發生後，伯林的表現很奇怪，他自己的選擇讓他自己也感到困惑。跟其他決定論者不同的是，他對選擇的代價、每一個選擇造成的損失很感興趣。做選擇總是有風險的，總是要犧牲掉一些偏好。在他1958年講的《自由的兩種概念》中，他說：“如果我相信人的目標有多種，然後並非所有目標在原則上都是相互兼容的，那麼衝突和悲劇的可能性就無法從人類生活中消除，無論是在個人還是社會方面。”因為超然甚至冷漠的態度，伯林對這起意外的描述卻缺乏衝突。連他對結婚的描述都很平靜：1956年2月，他在獨身近30年後，跟艾琳·哈爾本成婚。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想開始這一重大人生進程應該是沒有錯的，真真實實，毫無戲劇感。”他認為超然的人生態度是一種必須，也是一種自我疏離的技藝。
菲利普斯說：“伯林描述的人都有一種幻滅感，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都破碎了，而他的自由主義可以幫助人們對抗這種失望之情。他們的理想是不相適應的，必然會跟他人的理想衝突，失落之情是難免的。在伯林的書信中，他的自由主義的悖論比在其他地方更加顯眼。這個悖論是：作為做選擇的動物，自我背叛是我們道德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犧牲一個人最珍視的價值，這很平常。這種理論可以讓人原諒自己。他在信中說：‘人的心要擺正，或者首先要有心。’如果不是一個無情的人，如果像他那樣認為目標再好也不可以不擇手段，你就得承受挫敗感。正是這種挫敗感讓人變得無情。”
伯林說，他有一個樂於妥協、處事圓通、十分現實而又中庸的靈魂。他認為，要認清生活是錯綜複雜的，不要“假裝事態的偶然性與混亂性可以用某種整齊的、舒適的、容易的方式來解釋”。由此他批評托洛茨基“是一個像戴高樂或是羅伯斯庇爾或是孔德那樣的狂熱者，他們把自身的品質供奉在了過度簡化了的原則的祭壇之上。投下一道強烈光柱，照射在中心道路上，這樣自動就令其他一切黑暗下來，於是你的更虛弱、更膽怯的追隨者得以從純粹的力量與簡單的中心事物汲取力量，這樣做的代價是沒有對應人們的興趣，自大地鄙視他們中的大多數，缺乏真正的人的關係”。
《以賽亞·柏林書信集(卷1） ——飛揚年華：1928～1946》
作者：[英]以賽亞·伯林
譯者：陳小慰、葉長纓
譯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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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以賽亞·伯林，陳小慰等譯，譯林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