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冠肺炎的恐惧心理在一些国家催生出歧视行为。在日本，＃Chinese Don’t Come To Japan（中国人不要来日本）的标签在Twitter上流行起来。新加坡、韩国则有上万名居民签署请愿书，敦促有关部门禁止中国公民入境。此外，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餐馆拒绝说普通话的客人入内用餐的现象。
在歧视日增、谣言滔滔的同时，却有大量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外体育明星积极发声和捐款捐物力挺中国、声援武汉。这无疑旗帜鲜明地纠正了一些国外人士的错误言论和不当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扭转了舆论、传递正能量，并引导世人重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思考。
众所周知，体育是一门全世界通用且远离政治纷扰相对中立客观的语言，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借助体育对外交流从而成功向全世界传播正能量和驳斥谣言，这正是体育在这场人民战疫中的独特价值之一。当前，随着这场人民战疫显露持久战之势，世人不仅有必要总结体育战疫的价值所在，而且理应通过反思这次停赛停工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来总结出体育战疫的教训和遗产，以便进一步提升我国体育产业抵御不可控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完善我国大型体育赛事重大风险评估机制和遭遇损失后的第三方避险索赔机制，如此一来，未来体育比赛再因为取消或延期而亏损严重则可以通过体育保险来降低损失程度。
在此，体育大生意抛砖引玉，总结出了体育在这场人民战疫中的三大独特价值和两大遗产，盼能收集到更多体育战疫的鲜活故事、以供行业借鉴、思考和总结。如果您有体育战疫的新闻素材和典型做法，欢迎在本文下面留言予以分享，体育大生意记者后续会择典型事迹予以跟进报道。
三大功能：引领居家健身风潮 塑造国际正向舆论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体育战疫主题的故事多次走红网络并引起外界的一致赞叹。比如中国篮协主席、CBA联盟董事长姚明示范戴口罩，中国女篮赛前动员会那段令人血脉贲张的动员讲话，再比如武汉方舱医院患者和医护人员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都让人感受到了体育抗疫的独特价值。在回顾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后，体育战疫的独特功能大体可概括为三种：
引领居家健身风潮，疏导社会负面情绪：在疫情出现后，全社会积极响应号召宅在家中，但长期闭户索居、断绝社交会滋生焦虑烦躁情绪，尤其是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人民更是被紧张情绪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居家健身无疑是自我调整心态、缓解紧张焦虑情绪的最佳方式。
早在1月30日，体育总局就下发《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要求各地体育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推出简便易行、科学有效的居家健身方法，倡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的科学生活方式，湖北省体育局和湖北省体育总会也第一时间发出居家科学健身倡议。随后各地体育局也发布了各自的科学居家健身方式，一批世界冠军则纷纷录制视频呼吁和引导公众居家健身。其中，河北省体育局等地方体育局搭建了非常系统翔实的体育战疫专题，线上线下紧密结合，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
据《中国体育报》消息，截至2020年2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共汇总各地科学健身方法近500条，相关内容已经通过“全民健身”微信公众号、“中体全民健身”微信公众号、“青少年体育发展”微信公众号统一发布，对丰富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生活，增强居家人群防病、抗病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体育行政系统之外，大量体育健身平台、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体育媒体平台也纷纷开始研发和推广科学健身方法。比如，PP体育不仅在春节期间平台赛事免费直播，还上线一档明星教练直播课程，邀请WBA世界拳王徐灿等明星传授居家健身的方法。阿里体育和优酷少儿联合则在优酷平台上发起了针对青少年的“在家也能上的体育课”，有50多家体育企业以及北京体育大学等大批高等学府加入，首批上线20大类课程，共计1226课时。乐刻则发起“共克时艰，宅家也爱做运动”全网公益话题，联合快手、抖音等平台相继推出“宅家也爱做运动”、“宅家运动会”等专题，发动全平台教练线上“教学”。
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武汉方舱医院患者和医护人员一起跳广场舞、打太极拳，两段相关视频流出后很快就全网走红，不仅让外界充分领略到了中国人民对抗疫情的乐观心态，也实实在在地缓解了住院患者的紧张焦虑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为患者的康复进程提供了助力。
从运动人体科学角度而言，健身有助于大脑分泌脑啡肽（β-内啡肽）、脑源性神经营养因（BDNF）等物质，同时有助于身体分泌多巴胺、血清素（5-羟色胺）等神经递质，这些物质均有助于产生欣快感，改善长期闭户索居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情绪。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此番疫情蔓延范围极大，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社会各界的负面情绪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亟需通过别的方式进行转移和排遣。而全民居家体育健身无疑是排遣负面情绪的最佳方式，从而为社会稳定和谐做出贡献。
加强体育对外交流，营造国际正向舆论环境：在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或地区出现了恐慌情绪进而滋生了排外、歧视等行为，这其中不乏一些过去以热情欢迎中国游客而著称的国际旅游胜地，今昔一经对比，此情此景让很多国人为之齿冷。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国际体育领域基本都是正能量，大批国际体育组织和体育巨星通过积极发声、捐款捐物、球衣义卖等方式表达了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赞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国际篮联主席尼昂等一大批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人纷纷致函中国奥委会等相关对口单位，表示对我国抗击疫情所做努力的充分肯定，并探讨了如何协助我国运动员安全、稳妥参加国际比赛的应对方案。足球界的里皮、穆里尼奥、苏亚雷斯等体育明星以及国际米兰、阿森纳、西班牙人、勒沃库森、巴黎圣日耳曼等知名球队，以及篮球界的NBA联盟和库里、汤普森、欧文、贾巴尔等NBA球星均用各自的方式发表达了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祝福。
在这其中，中国球员武磊效力的西班牙人捐赠45个口罩；国米先是向武汉捐赠30个口罩随后又通过球衣义卖获得41万元善款支援武汉；德甲勒沃库森俱乐部联合拜耳制药公司向中国捐赠1150万元的药品和善款。NBA则承诺向受灾地区捐赠价值1000万元人民的医疗物资和捐款。
当前，全球因为种族、宗教、经济制裁等多种因素而出现多种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则又滋生了不少谣言和恐慌情绪，以致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歧视行为。幸好，体育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通过积极的体育对外交流，国际体育友人成功传递了正能量，营造了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环境，相比于其他行业，这是体育战疫非常突出的独特功能。
体育健儿创造佳绩鼓舞国人，体育企业积极捐款：在举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体育赛场上捷报频传——中国女篮力克世界劲旅西班牙队，提前拿到东京奥运会入场券；花滑名将隋文静/韩聪夺得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冠军；任子威获得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德国德累斯顿站男子1500米冠军；单板滑雪U型场地运动员刘佳宇在美国战胜强手获得女子组金牌……并且，这些体育健儿们取得佳绩之余均不约而同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在这其中，在中国女篮赛前动员会上，中国女篮心理教练黄菁的演讲和女篮助教贾楠的激励话语格外震撼人心。备受激励的中国女篮队员也在随后的比赛中三战全胜锁定东京奥运会门票，而这段动员会视频也随后在网上迅速走红，极大地激发了国人抗击疫情的信心和自豪感。毫无疑问，我国体育健儿用顽强拼搏所取得的胜利给正在与疫情抗争的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无数人在网络上因这胜利而欢欣鼓舞、因这胜利而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国家体育总局也因此决定对中国女子篮球队和隋文静、韩聪、刘佳宇、任子威等运动员通报表扬。
我国体育企业也纷纷慷慨解囊，用各自的方式来抗击疫情。安踏先是捐出1000万元现金，后又再捐2000万元物资驰援湖北，李宁集团捐款1100万元及一线亟需医疗物资，361°则在美国紧急采购了2000套医用级别的护目镜和防护服送往武汉，三夫户外向一线医护人员捐赠超百万物资，舒华体育通过晋江市慈善总会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资金……
两大遗产：完善大赛风险评估机制，用保险撬动体育避险索赔机制
2020年本是传统体育大年，不少体育公司早就摩拳擦掌渴望大干一场。不料，随着这场疫情突袭而至，刚踏上发展快轨的中国体育产业就遭遇当头一棒，不少体育公司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包括CBA、中超在内大量体育赛事取消或延期，一批国际体育比赛则选择搬离中国举办，体育营销活动基本取消，体育培训机构、体育健身机构被迫歇业，一批体育小微企业则因为资金压力而选择裁员或干脆走破产程序……
在痛定思痛后，体育产业也需要及时反思并总结避险经验。虽然疫情属于不可控因素，但体育产业在日常运营中本就存在着各种风险，唯有科学评估、认真预防方可成功避险。在体育大生意看来，此番疫情导致大量比赛取消可以为我国体育产业形成两大避险遗产，即推动我国完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估机制和第三方避险索赔机制。
完善大赛风险评估机制：按照惯例，举办体育大赛要对举办地的政治、经济、自然、传染病等多层面的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并形成相应的风险备案。具体到传染病层面，放眼世界大赛，因为重大疫情而导致比赛延期或易地举办的并不鲜见。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筹备期间，欧洲传出畜牧业传染病的新闻。畜牧业高度发达的澳大利亚为切断传染源，一度打算推动奥运会延期或易地举办。
后经国际奥委会积极协调，澳大利亚才同意如期举办奥运会，但马术运动则放到了瑞典举行，这是奥运会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届比赛项目放在两个国家举办的奥运会。另外一个为国人所熟悉的典型例子就是2003年因为非典疫情，本应在我国武汉等地举办的女足世界杯不得不临时移至上届世界杯举办地美国举办。
当前，我国在筹办体育大赛方面的风险评估机制方面尚不健全。具体到疫情层面，参考国际惯例，赛事举办城市应该与卫健委合作组建高级别的卫生防疫评估小组，对赛事期间爆发疫情的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并形成对应方案。在举办地的备案方面，也理应按照疫情的严重程度设定不同的响应力度，及早选定理想的大赛备选地以策万全。
完善体育避险索赔机制：此番因为疫情，我国大量体育赛事纷纷取消或延期，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往往要自行承担。但放眼国际体育产业则有一套非常完善的避险索赔机制，而这套索赔机制的核心就是体育商业保险，国外保险业高度发达，而大型体育公司在转移风险方面最常规的手段就是购买定制式保险。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因为美苏对峙，均担心对方阵营抵制参加奥运会从而造成损失，所以当时购买电视转播权的美国电视台选择为赛事版权购买保险，如果一旦出现抵制造成收视率不佳，保险公司将赔偿数百万至一千万不等的额度。
在新世纪之初，全球恐怖主义抬头，在这种大背景下，雅典奥委会早早就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购买了恐怖袭击保险。NBA在上世纪90年代将赛事版权高价售出，当时合同中规定，如果联赛停摆电视机构也要照常支付版权费用，最终NBA在1998年7月—1999年1月停摆，电视机构虽然不得不继续支付版权费，但未雨绸缪的他们也在1997年就为自己购买了相应的保险，将损失降低到了可接受范围。
在参考了国际体育赛事避险方案后，我国体育公司和体育赛事也应该为自己购置相应的保险，以应对不可控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损失。当然，我国体育产业和保险业均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当前，我国在体育领域尚且缺乏定制式的保险产品，令人欣喜的也只有中国人寿在2019年为CBA推出的国内首款职业体育失能收入保险——CBA球员合同保障险等寥寥几款产品。
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随着我国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只要体育机构愿意积极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合作，未来我国体育商业保险的品类会越来越齐全，届时我国体育产业在避险索赔机制方面肯定能够引入体育保险这一核心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