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帝和景帝採用的措施所帶來的行政工作日益複雜和繁重，政府愈來愈需要招納更多的人從事文職工作，新皇帝的最初幾個步驟是注意吸收合適的候選人。在公元前178年和前165年，政府號召向皇帝推薦能才賢士，這項工作在公元前141年以詔令的形式再次被提出。
由於政府的強調，各地官員在這個時期推薦了大量的德才兼備和能處理問題的人才供政府使用。在公元前135年以及在整個漢王朝的其他重大慶典時，徵召人才的事再度被提出，這次的徵召不同以往，因為這次人才徵召的提出是皇帝親自提出和過問的。
從這些禮賢下士的最初征召形式，到以解決問題的務實選拔機制，最後到出現了高度複雜的科舉制度，中國封建王朝形成了行政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特徵。從漢武帝開始，人才的選拔一般都是偏重儒家，摒棄法家。雖然漢朝是繼承秦制，但是漢武帝時代為了統治的需要直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為政府官員選拔的重要憑據，這點在後世的歷朝歷代官員選拔中都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136年大漢朝廷設置了博士官職，其目的就是為了專門找人對《易經》、《詩經》、《書經》、《禮記》和《春秋》等五部儒家經典進行詮釋。大漢政府的這一舉措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中國從此產生了經籍的概念，並且漢朝的太學還兼具培養政府人才的職責。從公元前124年起，大漢的博士每年培養的學生達到了50名。
一名大漢官員經常配備的物品包括毛筆、硯、刀和印鑑。官員在寫彙報時一般使用漢朝剛流行的隸書，這種字體沒有秦朝時期的字體繁複，並且對新型的文房四寶很合適。例行的公事都寫在竹簡之上。雖然有的時候也使用絲帛記錄文字，但是隻有很特別和重要的場合才使用：一般是為了記載非常優美的書法或者某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另外像地圖或者表格這些無法用竹簡記錄的資料也常用絲帛記錄。一個官員寫完彙報後一般會蓋上印章以表示文章的真偽性。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草擬政務報告和收集帝國治理所需要的材料上了，可以說政府官員就是政府貼在帝國身上的傳感器，通過各地各級的官員，中央政府才可以瞭解到帝國的運行情況。地方官員每年很大的時間都花在統計土地和人口的事務上，通過他們的信息，漢中央政府才能正確的做出有關政策。
不同的官員職責不大相同。正式的官僚等級制度確保責任的分派，職責的範圍既劃分明確，又得到正式的承認。這樣低級官員可以得到保護而不對其上級的過錯負責，同時也可能出現一種遏制官員自私性的傾向。行政機構中一些重要的職務一般都是由郡守擔任。許多郡都遠離京師，郡守在面對一些問題時往往需要自己做決定而無法向中央請示，所以郡守一般在郡裡的軍政方面具有相當高的職權。
在武帝時期，一種新的紀年方法被採用。在武帝之前，紀年分別從每位皇帝在位的第一個整年算起（例如：文帝一年和二年相當於公元前179年和前178年）。但是從公元前113年起，政府開始習慣於宣佈年號，用年號來確定年份，年號每幾年更換一次。這個制度的目的部分是為了使用方便，部分是為了確認王朝的某些特點，另一部分是為了紀念一些重要事件。
例如，公元前113年在汾陰發現古鼎，被認為一個非常吉祥的徵兆，所以皇帝將年號改為“元鼎”。從這個時候開始，每隔幾年更換一個年號成為常事，這些年號可以方便的讓人認識到帝國的重大事件，表明了政府的精神狀態或態度，相當於是政治口號的作用，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