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志勇】
10月6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印度的四國外長對話在日本東京舉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澳大利亞外長佩恩、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和印度外長蘇傑生參加了這次會晤。中國問題成為此次“四方會談”的焦點。四國外長共同討論了印太地區的安全議題，重點針對中國在印太地區不斷擴大的軍事行動，並同意攜手維護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重申各方合作的重要性。
美、日兩國外長還舉行了單獨會晤，就東海、南海及朝鮮局勢交換意見，強調要強化同盟關係、促進印太地區自由開放，以應對中國日益增強的海洋活動。美國則提出，自由及開放的印太區是地區和平及穩定的基礎，強調美日關係是推動“印太戰略”的基石，聲稱中國在該地區的行動，讓結成“四方安全對話”的四個印太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合作。
蓬佩奧是疫情發生後首位到訪日本的美國高官，也是日本首相菅義偉上任後接見的第一位外國政要。菅義偉強調將維持強大的日美同盟，繼續推動前首相安倍提出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構想，以對抗中國不斷擴大的海洋影響力。
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當下，四國外長會晤仍在線下舉行，標誌著四國聯盟合作的一個較大突破。美國藉此次會晤積極推進“印太戰略”，期望建立印太地區多國間安全保障框架，強調美日印澳四國加強合作，希望將四國合作制度化，並逐漸擴大到印太地區多個國家，以構建一個對抗中國的安全保障網。
東京時間10月6日凌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抵達東京，參加美日印澳外長的“四方安全對話”會議。圖自路透社
“印太戰略”是在“美國優先”指導下制定的地區戰略，特朗普上臺後積極推進該戰略的制定與落實。2017年12月、2018年1月，美國政府先後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正式將“印太戰略”升級為國家戰略。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布《印太戰略報告》，全面闡釋這一戰略目標、主要威脅及實現目標的手段；該報告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政策文件。
美國謀求構建印太安全體系，強化與傳統亞太盟友的合作，保持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採取全方位綜合手段，在保持和增強對中國戰略威懾力的基礎上，確保美國在海上核心區域的軍力優勢。
美日澳印“四國同盟”是推動該戰略的主要動力，其核心目的就是遏制和打擊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發展，抑制中國對印太地區國家的影響力，維持印太地區的均勢。
其中，美國更是將美日同盟視為“印太戰略”的基石，支持日本發揮更大的地區安全作用，以防止任何一個亞太國家成為地區霸主，從而繼續維持自己在亞太地區的霸權，以平衡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但是，過去這些年，隨著中國發展，美日同盟試圖通過釣魚島制衡中國的謀略已漸漸力不從心，因此迫切需要在中國周邊遴選新的平衡點。於是，美國將目光投向了南海、朝鮮半島、中國臺灣甚至印度等國家和地區。
美日同盟還加大制衡的干擾強度，通過各點的協同聯動，以期達到以點帶面的效果。在鞏固美日同盟的同時，美國還積極拉攏印尼、越南等印太核心夥伴關係國家，甚至將印度尼西亞作為印太地區的“海洋支點”，支持印尼在亞太地區海洋安全領域扮演中心角色。特朗普政府也為此付出真金白銀的代價，比如2018年12月，特朗普簽署《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投入15億美元以“在印太地區確立長遠的戰略視野以及綜合性、多方面和原則性的政策”。
此外，美國對“印太戰略”作出了一些細節調整，一定程度彌合與日澳等盟友的分歧，提高了同盟體系的向心力，使其進一步完善與強化。
很顯然，美國期待通過這些手段，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建立強大的聯盟與夥伴關係，可以在整個地區自由行動，美企能進入當地主要市場等等。但是，實際執行中仍存在巨大差距。為彌補這一差距，美國需要綜合運用經濟、技術、外交、意識形態、治理和人力資源等手段，需要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包括科技企業、媒體、大學、民間團體和私營部門，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提高美國自身的競爭力正是決定印太地區秩序演變的主導因素，美國亟需在該地區重新構建一套新秩序，建立新規則，應對中國崛起。
如今，印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復甦與增長的引擎，美國期待通過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防務夥伴關係和外交夥伴關係，在該地區加強存在感。
美國將所謂的“四國聯盟”整合成趨近於北約的組織，強化具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的國家之間的凝聚力，將印太防務關係正常化，建立印太地區的多邊安保框架，進一步迫使區域內國家在國際形勢中選邊站隊。不過最新情況是，2020年9月，韓國表示無意加入“四方安全對話”牽制中國的行列。顯然，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矛盾比想象中的更加複雜。
事實上，“印太戰略”凸顯出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向中國周邊區域轉移，並保持了很強的連續性。這種整體佈局，不僅擴展了美國的海上戰略縱深，有助於在該地獲取更多的戰略利益，又延續了共和黨的進攻性、激進性的外交風格，其目的就是要削弱或邊緣化中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
不過，由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也很難說鐵板一塊，過去很長第一段時間內對華一度破裂、中斷。2007年5月，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提議下啟動，2008年2月澳大利亞單方面退出，“四方安全對話”宣告失敗。直到2017年11月重啟後，“四方安全對話”共舉行五次會議，並將對話提升到部長級；會晤內容也不斷增加，包括網絡安全、反恐、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等。
而現在“四方安全對話”全面復活，逐漸就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原則達成共識，發揮四國的相對優勢，加強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務實合作，探索防務合作新形式，擴大非傳統安全合作，將在戰略領域制衡中國的影響力確定為“四方安全對話”的重點目標。
不過，“四國聯盟”中的印度，起初對“四方安全對話”態度較為曖昧，一方面贊同遏制中國、繼續參與該對話，另一方面採取實用主義的手法，在大國間搞外交平衡。隨著“四方安全對話”的機制化、常態化，為美國與亞太國家建立“北約式聯盟”創造了條件，莫迪政府逐漸迎合，主動加入行列。如今，為了轉移國內疫情控制不力、經濟嚴重下滑等矛盾，莫迪政府又強化了與其他三國的關係，利用美國及西方打壓中國的機會，加大與中國對抗力度，今年以來不斷在中印邊界挑釁滋事，下架中國科技應用程序、嚴格審查中資項目等一系列試圖與中國“脫鉤”的非理性行為。
“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國對華政治立場迥異，各自基於本國利益，在對華戰略具體推進中很難達成一致，但儘管如此中國仍需保持高度警惕，並作好相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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