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侵袭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
新冠肺炎疫情给所有人心中带来一场“地震”，这是一场从“震中”武汉波及全国的心理“地震”。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牵头一项样本量达76530人的调查研究，调查时间为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2月9日到2月23日，调查对象来自全国。调查结论显示，武汉公众的失眠、抑郁、疑病、强迫、躯体化、焦虑、恐惧等心理症状最为明显，武汉作为疫情中心，当地的人们体验到的不适情绪更强烈，适应状态更差，需要重点关注。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江光荣认为，到了疫情后期，武汉最需要担心的人群有四类：治愈出院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和丧亲的市民。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支援武汉的急救医疗队，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参与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摄影｜付春来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及其团队也在疫情中调查了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及其动态变化，调查形成的结论在学术期刊“General Psychiatry”线上发表。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52730份，评估1月24日至2月10日“疫情风暴”中一般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状况。这个研究同样认为，疫情中心的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民众情绪反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新冠病毒是一种“诡异”的病毒，在没有出现明显症状时，病毒可能已经偷偷损伤人体器官，造成缺氧，却不让病人自己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可能隐蔽地在一些特定人群中间蔓延，他们也许还没有察觉，或者并没有寻求帮助。
新冠的“心伤”，待疗。
当病毒爬进心里
网络上，一位曾经病重、如今治愈出院的老人，用长长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老人是退休的摄影爱好者，1月26日因新冠肺炎住院，在重症监护室住了8天，目睹了同病房病友的去世，经受了一个病区7人死亡的恐惧，但他幸运地被治愈，2月14日出院。
回到社区，世界对于老人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出院一个多月，总共出门四次，许多知道他得过新冠肺炎的人，对他避之不及。
“我家自带了一个70多平方米的凉台，那是我往常休闲娱乐的地方，出太阳的时候，我跑到凉台上去晒太阳，想补补钙。然后社区干部就来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凉台上了，那是户外空间，有人比较害怕，希望你以后不要上凉台了。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凉台，想晒太阳，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把双腿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我把这叫‘铁窗’生活。”
让老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之间情感上的隔阂。他写到：
我的亲兄弟叮嘱我，“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他们本意是关心我，但我听了还是有想法。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亲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爱她，两家走动得很多，有好吃的我总惦记着她。但是自从我生病，她只跟我老伴通过一两个电话。这个伤了我的心。
新冠肺炎病毒侵袭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
江光荣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与舆论、舆情、民意等相关。另一个层面是疫情对个体或者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江光荣教授对人群心理状况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灾害、其他突发灾害以及发生在局部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不同，新冠肺炎波及面广，全国各地的民众，甚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经受着疫情。“全国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他们既是来帮助别人的，但自己也是传染病疫情的‘受害者’。汶川地震后同样有各地救援队去帮助震区，地震救援人员基本上单纯地是救助别人的角色。”
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介绍，她主持的这项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接受调查的对象中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
按照年龄特征看，青年（18-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原因可能是青年人信息获取多来自于自媒体渠道，媒体中大量疫情报道使他们容易受到疫情动态的影响产生应激反应。而老年人本身身体素质较弱，再加上本次疫情中大部分死亡病例为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因此肺炎疫情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更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民众情绪反应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了国家在疫情暴发后出台的联防联控措施的有效性。
随着疫情的缓解，新的社会问题产生：部分群众对疫情重点地区人员的歧视和恐惧、对患过新冠肺炎人群的排斥；亲情的疏远；对生活环境的怀疑等等。当病毒爬进了心里，“治疗”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