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發佈了一篇關於譚嗣同英勇就義的悟空問答，引起朋友們的廣泛關注，有的朋友問能不能詳細介紹介紹這個為國家為民族慷慨赴義的真英雄。現在就滿足大家的願望，和大家談談民族英雄譚嗣同。
中國歷史上民族英雄輩出，古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精忠報國”的岳飛，近有渴望中國富強的譚嗣同，他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國家大義放到首位，演繹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可敬的英雄事蹟。詮釋了在民族危亡時期的民族大義，為後人樹立了榜樣。
1898年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這一年中國發生了一場著名的變法維新運動。一批資產階級改良派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促進祖國的復興，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變法圖強，銳意革新。然而，由於保守派勢力的瘋狂鎮壓，變法運動進行百日便夭折了，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運動，史稱“百日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國外，一批變法志士被捕，被保守派殺害。被殺害的維新志士有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並稱“戊戌六君子”。其中最著名的人士便是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祖籍湖南瀏陽人。他於1865年3月出生在北京宣武門外一個封建官僚的家庭。父親譚繼洵，當時在朝廷中任戶部員外郎。譚嗣同少時博覽群書，並致力於自然科學的探討，鄙視科舉，喜好今文經學。譚嗣同雖出身於官宦人家，但在他身上一點也沒有一般紈絝子弟那種遊手好閒，花天酒地的輕浮習氣。相反，他自小就性格倔強，自尊自立，更養成他剛強堅韌的性格。為了磨鍊意志，鍛鍊體魄他拜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幽燕大俠”——大刀王五為師，苦練武藝，學得一手好劍術。後為新疆巡撫劉錦堂幕僚，曾往來於直隸、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數省，察視風土，結交名士，有“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 其代表作《仁學》，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強烈的抨擊。他的詩感情真摯，志趣豪邁，境界恢弘，筆力遒勁。有《譚嗣同全集》遺留後世。
譚嗣同生長在中華民族被外敵入侵，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代。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各西方列強紛紛侵入中國，清政府腐敗無能，在強敵面前步步退讓，有幾千年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正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種種現狀，通過教他讀書的思想開明的業師歐陽中鵠先生的講授，通過大刀王五對現實中社會底層百姓所受苦難的介紹，對譚嗣同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小小年紀便有了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尤其通過閱讀歷史書籍，他對歷史上那些驅虜抗敵，為國捐軀的烈士們十分景仰，立志要學習他們，以救國救民為遠大志向。在河北井陘山遊歷時他曾寫下了“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驅車燕趙間；無限蒼茫懷古意，題詩獨上井陘關”的詩句，抒發自己的情懷。
譚嗣同從小性格豁達，意志堅定，他縱情山水，喜歡在大自然中陶冶熔鍊自己。13歲那年，他隨放任甘肅的父親到了大西北。在空曠廣闊的陝北高原上他經常縱馬奔馳，樂此不疲。一次，他只帶著一個騎兵，在隆冬的漫天風雪中騎馬奔馳了七天七夜，跑了1600多里，等他回到家中，兩腿已被馬鞍磨得鮮血淋漓，但他毫不在乎。在蘭州，他還經常和年輕的同伴們外出打獵，白天在崇山峻嶺間追擊野獸，晚上就支起帳篷，點起篝火，在外野宿，這些經歷，使譚嗣同磨鍊出超越常人的意志、勇氣和膽略。
1884年，19歲的譚嗣同,為了“曠觀天名山萬仞”，他開始漫遊祖國各地。在此後的十年裡，他先後遊歷了河北、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等十幾個省，行程八萬餘里相當於繞地球一週。一路上，他“察視風土，物色豪傑”，遊覽名山大川體察風土人情，結交豪傑壯士，不僅看到了“鬥星高被眾峰吞，莽蕩山河劍氣昏”的山川雄偉景象和“百里草原經雨綠，兩行高柳束青天”的草原秀麗風光，激起了對祖國大好河山一片赤子的愛；而且更直接目睹了在列強鐵蹄蹂躪下及腐敗朝廷的殘酷統治下人民流離失所，困苦艱辛的悲慘生活，使他時時為祖國的災難而嘆息，為人民痛苦而悲憤。尤其在陝甘古道上他所見到的淒厲哀號的逃難人群，更使這個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留下了終生難以泯滅的印象。面對此情此景，譚嗣同悲憤地感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
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譚嗣同潛心鑽研王夫之、黃宗羲的著作從中汲取“道不離器”的唯物主義觀點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民本主義思想。同時，他又大量瀏覽了已翻譯出版的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更使他大開眼界。思想立場也漸漸由封建主義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變，希望通過變法使國家富強起來。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懦弱在敵人面前不敢抵抗，步步退讓，以多於敵人的艦船武器和兵力卻連連捱打，慘遭失敗，歷經30年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對日本屈膝投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開放口岸為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打開了大門。
正在湖北的譚嗣同聽到《馬關條約》的內容，他極其憤慨，幾宿夜不能寐。在一首詩中他悲憤地寫道：“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嚴酷的事實使譚嗣同痛切地感到，戰爭的失敗，民族的災難，根本原因在於腐敗的社會制度。中國要救亡，要富強，要振興，就必須變法維新，實行西方的立憲民主制度，進行徹底的變革和改良。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開湖南全省維新風氣之先。
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清政府，要求朝廷變法維新，這份奏書雖被扣下，但卻在知識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揭開了資產階級維新派變法維新的序幕。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4月，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時號“軍機四卿”。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當光緒帝傳密詔康有為等設法相救時，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請袁發兵相救。袁佯為應允。9月20日袁迴天津向榮祿告密。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
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