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发布了一篇关于谭嗣同英勇就义的悟空问答，引起朋友们的广泛关注，有的朋友问能不能详细介绍介绍这个为国家为民族慷慨赴义的真英雄。现在就满足大家的愿望，和大家谈谈民族英雄谭嗣同。
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辈出，古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精忠报国”的岳飞，近有渴望中国富强的谭嗣同，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国家大义放到首位，演绎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可敬的英雄事迹。诠释了在民族危亡时期的民族大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898年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变法维新运动。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促进祖国的复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变法图强，锐意革新。然而，由于保守派势力的疯狂镇压，变法运动进行百日便夭折了，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史称“百日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一批变法志士被捕，被保守派杀害。被杀害的维新志士有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并称“戊戌六君子”。其中最著名的人士便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祖籍湖南浏阳人。他于1865年3月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父亲谭继洵，当时在朝廷中任户部员外郎。谭嗣同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谭嗣同虽出身于官宦人家，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一般纨绔子弟那种游手好闲，花天酒地的轻浮习气。相反，他自小就性格倔强，自尊自立，更养成他刚强坚韧的性格。为了磨炼意志，锻炼体魄他拜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幽燕大侠”——大刀王五为师，苦练武艺，学得一手好剑术。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其代表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他的诗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境界恢弘，笔力遒劲。有《谭嗣同全集》遗留后世。
谭嗣同生长在中华民族被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西方列强纷纷侵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强敌面前步步退让，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正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种种现状，通过教他读书的思想开明的业师欧阳中鹄先生的讲授，通过大刀王五对现实中社会底层百姓所受苦难的介绍，对谭嗣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小小年纪便有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尤其通过阅读历史书籍，他对历史上那些驱虏抗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十分景仰，立志要学习他们，以救国救民为远大志向。在河北井陉山游历时他曾写下了“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的诗句，抒发自己的情怀。
谭嗣同从小性格豁达，意志坚定，他纵情山水，喜欢在大自然中陶冶熔炼自己。13岁那年，他随放任甘肃的父亲到了大西北。在空旷广阔的陕北高原上他经常纵马奔驰，乐此不疲。一次，他只带着一个骑兵，在隆冬的漫天风雪中骑马奔驰了七天七夜，跑了1600多里，等他回到家中，两腿已被马鞍磨得鲜血淋漓，但他毫不在乎。在兰州，他还经常和年轻的同伴们外出打猎，白天在崇山峻岭间追击野兽，晚上就支起帐篷，点起篝火，在外野宿，这些经历，使谭嗣同磨炼出超越常人的意志、勇气和胆略。
1884年，19岁的谭嗣同,为了“旷观天名山万仞”，他开始漫游祖国各地。在此后的十年里，他先后游历了河北、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十几个省，行程八万余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周。一路上，他“察视风土，物色豪杰”，游览名山大川体察风土人情，结交豪杰壮士，不仅看到了“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的山川雄伟景象和“百里草原经雨绿，两行高柳束青天”的草原秀丽风光，激起了对祖国大好河山一片赤子的爱；而且更直接目睹了在列强铁蹄蹂躏下及腐败朝廷的残酷统治下人民流离失所，困苦艰辛的悲惨生活，使他时时为祖国的灾难而叹息，为人民痛苦而悲愤。尤其在陕甘古道上他所见到的凄厉哀号的逃难人群，更使这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印象。面对此情此景，谭嗣同悲愤地感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谭嗣同潜心钻研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从中汲取“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本主义思想。同时，他又大量浏览了已翻译出版的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更使他大开眼界。思想立场也渐渐由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起来。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懦弱在敌人面前不敢抵抗，步步退让，以多于敌人的舰船武器和兵力却连连挨打，惨遭失败，历经30年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对日本屈膝投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为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
正在湖北的谭嗣同听到《马关条约》的内容，他极其愤慨，几宿夜不能寐。在一首诗中他悲愤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严酷的事实使谭嗣同痛切地感到，战争的失败，民族的灾难，根本原因在于腐败的社会制度。中国要救亡，要富强，要振兴，就必须变法维新，实行西方的立宪民主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和改良。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朝廷变法维新，这份奏书虽被扣下，但却在知识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维新的序幕。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4月，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当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
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