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期）
我退出《东进序曲》剧组，让给了那位找领导的演员，由他和沈金波合作。这个戏排着排着,导演找我来了。他是人艺的老导演,说祥苓啊,我有点弄不下去了。我说,你怎么弄不下去了?他说,不行啊,演员让我示范,我怎么示范得了啊!好比坐那儿喝茶,按照京剧的模式该怎么设计身段.该怎么喝茶,他怎么弄得了啊。还有一个导演孔晓石,后来当过马博敏的副院长,也是人艺的。他说,你帮帮我吧。我说导演还是你来,我坐在你旁边。这老头挺好的,
我实在不忍心袖手旁观，我去剧组帮着排。大伙儿对我还有点尊敬。可能是那位找领导的演员人家对我有点误会了,我在《智取威虎山》是A角,我演得多他演得少。最有意思就是李庆福副书记,他原来是评弹团的,后面到了我们这儿。他和殷公普又来找我了,说人家对你有意见了,你老给别人说戏,帮着别人设计,不管他,这不好吧?我说我不是不管,他自己有设计能力,导演给他分析分析人物就行了。大角儿了啊,都名演员了,自己难道都没有这个设计能力吗?他有说不行,你还得帮他。说得挺好,有一天我记得他在排戏,我就提了点意见,说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他竟然给我来个不哼不哈满不理。我这个气啊,从一开始你就抢戏，我让给你演总行了吧，排戏有话你当面不说,去领导那儿告状说不管你。好心好意给你提点改进地方,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你又这样把我晾那了。我童祥苓招谁惹谁了？还有好人走的道吗？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我就在京剧院那儿就气得哭。我说,这辈子就搞了个《智取威虎山》,受这么大气。
后来他的原配夫人还找我夫人道歉,说他脾气不好,把童老师气哭了。还有可气的。承包结束了,文化局选先进了,我们当然从京剧院开始评,每个团自己群众推选,但是有一点,文件规定“三种人”不能选。因为我辛辛苦苦领导一年承包队,大伙儿就选了我。不选我,没有关系,但是院里没有任何政策的根据,就把我拿掉了。
我就找他们去了。我从来没有得过奖,也没有要过奖,但是今天要跟你们较真,因为选这个破先进有政治标准。文件上写着“三种人”不能得奖,我是“三种人”吗?百分之百的群众选的,我不能当先进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哑口无言的回答不出来。
我说,不就搞了个现代剧《智取成虎山》吗,第一这个剧本是歌颂共产党的,是正确的;是纪念革命烈士的,也是正确的。从剧本上都没错啊。我们作为演员做工作也没错,演员不搞戏搞什么呢？那个女人来领导是客观事实,这不能怨我们。别说她来领导了,就是文化局领导说一句话,我们也得做啊,京剧院的领导说排什么戏,我们也得做啊。按照你们的逻辑,那个时期当中工作的人都是错的,工人生产是错的,农民种地也是错的,解放军守卫国防也是错的,应该大家都撂下不干,去对抗那几个人？ 那国家会是什么局面?国家不是说抓革命促生产吗?这不生产都不像话了啊,文化上不生产,那不是没有精神粮食了嘛。老戏不让唱,这个不让演,那我们搞什么。再说,那时候你们不是也在干吗?
关于琴师的事,也有点纠葛。京剧院书记殷公普找我谈话,说你们演员老是强调和琴师的关系。我们确实很强调这个,这很要紧的。琴师和唱有很重要的关系。演员的什么劲头啊,演员的什么范儿啊,时间长了,琴师都是有相当的了解的,弓子应该硬一点还是软一点,跟演员配合久了就有默契了。他说你老跟我提胡琴的问题,你们到底跟胡琴是什么关系?我听这没法答复啊,就说是爱情关系,这个胡琴我要不爱,就唱不了,我们两个人得有情感才行啊。后来他不同意,就算了。
70年代后期,恢复传统戏。上海这个地方很奇怪,刚一开始演的时候,旧戏班的一些钩心斗角的东西就都来了。
有一个丑角演员找我谈话，就说上海有观众让我请吃饭,如果我请吃饭,就把我棒得比某某人还红,如果不请吃饭,就给我叫倒好。当时我说不可能,我本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怎么能去请人吃饭呢?我说,已经这把年纪了,也演了这么多年戏了,我还靠这个?记得刚在上海演《定军山》,也没出什么错,确实给我叫倒好了那也没办法。我当时想
上海这个地方,谭鑫培先生、余叔岩先生来这儿,都被叫过倒好。他们从此再没来过上海,包括杜月笙杜家祠堂那次堂会,全国稍微有点名气的都来了,余叔岩就是没来。我想祖师爷都叫倒好了,更何况我呢? （谭鑫培余叔岩《定军山》剧照）
我还收到一封信,说你的戏什么戏,白胡子老头打黑胡子老头,这是不平等的。《定军山》黄忠使拖刀计杀了夏侯渊的侄子。这信里就说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你怎么能杀俘虏?就这么把我骂了一顿,我一看不懂戏。后来就好一点了,就唱点熟悉的戏,像《武家坡》什么的。
至于《春秋笔》这个戏,因为那时候学津在,他是唱马派的,按辈分算他是后辈了,我就不能和他抢戏,我可以唱我的余派之类的。后来学津走了,我才开始唱《群英会》、《借东风》之类的。怎么想到《春秋笔》呢？因为这是马先生很有名的一个戏,非常好的一出表演技巧戏,髯口技巧,纱帽技巧,水袖技巧。但是这个戏演的人少。另外它的内容有点奴隶救主，后来我把这变成一个爱国性质的了,技巧上改一改,结果效果挺好。这些都有电视录像,但是没有放过。
（童祥苓先生《春秋笔》剧照）
上海文化部门掌控者很那个,从来没放过我们的戏。后来京剧院很多朋友让我拍三个戏:《乌盆记》、《春秋笔》,还有一个什么。我始终拒绝,我不拍。原因是什么呢?有一次我演《乌盆记》,我夫人演《诓妻嫁妹》,我给地改了本子,我在她前面演。这个计划已经出去了,结果我们二团的团长忻建民居然来找我,说马博敏院长说了,您能不能不演这个戏?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一个青年演员,现在是大角儿了,要拿这出戏参加百花奖,您能不能不演 ?我说这个舞台上我演跟他演有什么关系么?各演各的啊,为什么他要演我就不能演呢?
（童祥苓先生《乌盆记》）
后来我想想就算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换戏了。我就换了《春秋笔》里面一折《杀驿》。我永远记住院长不让我唱的这件事, 这出双《乌盆记》我就带到棺材里去了。《春秋笔》也是,我感觉很奇怪,我们之前的演出有录像啊,领导人来上海的时候我们的演出都有录像啊,你从来不放,现在录我的录像干什么?
我这人有点个性。你们对一个人不好,这个人就不留东西给你们,这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现在有几个孩子到我那去,我特别喜欢他们,但是我说咱们不成为师生关系,别叫我老师,叫我先生。论私交,我可以教给你们一点东西。我的《乌盆记》有录像,谁录的?济南电视台。在济南演出的时候录了几出戏。方荣翔的女儿录的,因为她懂戏。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