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晚，南京。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他在就任誓詞中說：“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頁）
而在就任的《宣言書》中，孫中山寫道：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
“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自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所遇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鑑之！”（同上書第1-3頁）
言出必踐大丈夫
1912年1月2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民主、君主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具在，區區此心，天日鑑之。若以文為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同上書第5頁）
1月5日，孫中山發佈《勸告北軍將士宣言文》稱：“一俟民國【國民】（原文誤-引者）會議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區區此心，天日共鑑。”（同上書第11頁）
1月15日，孫在給伍廷芳的電文中稱：“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同上書第23頁）
2月12日，清帝退位。
當時的孫中山並不放心，他在13日給譚人鳳的電文中稱：“前提條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虛君之制猶存，則決不能承認。文雖愚昧，亦斷不容以十數省流血構成之民國，變為偽共和之謬制。祈共鑑之。”（同上書第91頁）
13日晚19時25分，南京總統府報房收到袁世凱發來的電報：“逸仙足下：鄙人衰病侵尋，敢冀非分。區區此心，可質天日。所望國利民福，免資漁利，斯願足矣。祈公亮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571頁）
14日一早，孫中山履行諾言，向臨時參議院提交了兩份諮文，一份辭職引退，一份推薦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
他隨即給袁世凱發電報：“今日文偕各部總次長到參議院辭職，已得承諾。以新總統接事為解職期。同時，文推薦執事為臨時大總統，明日二時參議院開選舉會。先此電聞。”（《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93頁）
孫中山在《辭職諮文》中稱：“現在清帝退位，專制已除，南北一心，更無變亂，民國為各國承認，日夕可期。本總統當踐誓言，辭職引退。”
同時，他在《辭職諮文》中附加了三個條件：一、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不得更改；二、新總統到南京受職之日，本總統及國務員始行解職；三、新總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
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收到的賀電
1912年3月8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臨時參議院通過；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施行。
不過，紛爭早已埋下伏筆，此時才剛剛發作。
專使迎袁與壬子兵變
2月18日，臨時政府及參議院委派“迎袁專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專使是教育總長蔡元培，團員包括外交部次長魏宸組、海軍部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局長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團團長黃愷元、湖北外交司長王正廷、前議和參贊汪精衛8人。
2月22日，9人偕唐紹儀從上海出發趕赴北京。
26日，專使到京。
27日，袁世凱在會見專使時表示：“一俟擬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同時，他還說：“餘非特至寧，並須赴鄂，與黎副總統晤商一切。”
但是，29日晚20點，突發事變。
曹錕統領的北洋第三鎮一部譁變。譁變從北京朝陽門外東嶽廟開始，亂兵先是劫掠了周圍的蔬果攤販，隨即闖進內城。
城外亂兵入城與城內亂兵匯合後，開始了大規模搶劫。金銀器店、綢緞莊和洋貨店等售賣貴重物品的商鋪紛紛被搶。更有城中無賴趁亂打劫，局勢一片大亂。
至3月1日凌晨，變亂逐漸蔓延到了西城、北城，亂兵不僅搶劫商鋪，東四一帶更有商鋪被縱火燒燬。
當晚，有亂兵出京與天津的駐軍共同在天津渾水摸魚，把天津華界的繁華商業街搶掠焚燒一空，商家損失高達1200多萬兩白銀。只有租界及毗連租界的地段因有外國士兵把守，亂兵才沒敢動手。
3月1日下午16時，袁世凱在北京召集會議，下令立即制止譁變，對亂兵進行彈壓。
在袁的命令下，薑桂題率領的禁衛軍對搶劫者格殺勿論，亂兵多人被當街打死，另有10名就擒後被斬首示眾。
這場變亂前後鬧了一週時間才漸漸平息。據事後統計，京奉、京漢鐵路局，大清、交通、直隸3家銀行及制幣廠也遭劫掠，商民遭搶劫者有4000多家。
3月1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昨夕三時，第三鎮駐城內兩營，因誤聽謠言譁變，搶掠城內外街市，繼以放火，旋經彈壓，秩序業已回覆。察專使所駐法政學堂，適在鬧事左近，亦被搶掠，蔡公及同行諸君，均分途避出，幸各無恙，今晨移寓六國飯店。事出倉猝，又在夜間，防範不周，至為歉仄。除派員妥為照料並嚴懲亂兵外，特先電聞。希轉知各省，勿聽謠言。幸甚。”（《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612頁）
3月6日，袁世凱又給孫中山發電：“自經此變，北方商民愈不欲凱南京受職。函電籲留，日數千起。南京政府亦鑑北事之方殷，諒南行之宜緩。連日籌商辦法，以凱既暫難南來，應請黎副總統代赴南京受職。”（同上書第618頁）
3月7日，孫中山覆電：“經院議決，【允】（原缺字-引者）公在北京受職。其辦法六條，除由參議院電知外，今日一再電專使轉達尊處。請黎副總統代行一節，可以取消。尤望即依參議院所開手續，正式受職，速電國務總務總理員名，俾參議院同意，刻日派遣來寧，接收交代，早定大局。”（《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93頁）
誰是兵變主謀？
誰是壬子兵變的主謀？傳統觀點是袁世凱，他密謀譁變，製造自己不能南下就職的藉口。
尚小明先生就此有個新觀點：“袁周圍的人並不能像袁那樣站在南北統一的全局和高度來看問題，他們擔心袁南下會損害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故而極力反對，導致袁在確定留守人員時遇到了困難。袁的長子袁克定並且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以及曹錕等親信將領暗中策劃了兵變，以恐嚇歡迎專使，阻止袁世凱南下，袁南下之事因此戛然而止。”（《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8期第116頁）
我個人認為，尚先生的分析不是沒有道理，但推斷多於實際史料支撐，觀點還是站不住腳，無法推翻舊論。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記載，唐紹儀曾親口告訴他：“當時兵變發生，南代表束手無策，促予黎明訪袁。予坐門側，袁則當門而坐，曹錕戎裝革履，推門而入，見袁請一安。曰：‘報告大總統，昨夜奉大總統密令，兵變之事，已辦到矣。’側身見予，亦請一安。袁曰：‘胡說，滾出去！’予始知大總統下令之謠不誣。後查兵變始末，其策建於段芝貴。初欲擴大擁袁為陳橋之變，後見南方軍勢尚盛，內有馮國璋之禁衛軍不合作，乃縮小範圍，令曹錕第三鎮中密派一營譁變，藉以恐嚇南代表。不知一發不可收拾，京中變兵，經禁衛軍鎮壓擊散，馮國璋恐兵變危及兩宮，故全軍出擊，未幾京、津、保全告變矣。曹錕為段芝貴所紿，憤極迴天津原籍，因此密令由段芝貴黑夜親手交曹也。曹歸津，袁乃派人齎金佛十二尊賜曹錕，段芝貴親往說之，始來京。”
其實，2月27日晚，袁世凱就對唐紹儀、汪精衛說過：“若赴南之後，北方軍隊恐因猜疑而有破壞秩序之舉動。”（1912年3月7日《民立報》）
而更重要的是，亂兵雖然肆意劫掠民間，但行動彷彿都有事前計劃。首先，沒有驚擾紫禁城；其次，沒有擾及使館區及洋人聚居區。但獨獨搶劫了專使蔡元培等人居住的法政學堂，大家的衣物文件都被“擄掠一空”。京師法政學堂的地址是原進士館，這個地方在哪裡呢？就在如今的西城區力學衚衕小學。
尚小明先生的長文《論袁世凱策劃民元“北京兵變”說之不能成立》，我也曾細讀過多次。但我個人還是認為，以現有史料還推不翻袁世凱主謀譁變的結論。
《袁記約法》對《臨時約法》的反動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第二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行。
5月1日，《中華民國約法》頒行，史稱“袁記約法”，《臨時約法》被廢止。
《袁記約法》共10章68條，我們比較這兩個憲法性質的文件，很容易發現其異同。
《袁記約法》與《臨時約法》最大的不同有兩處：一是改“內閣制”為“總統制”；二是改“參議院”為“立法院”，即，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權力，而降低了代議機構的權力。
不可否認，這些改動在民初時期於提高行政效率有其實際的積極意義。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也在實質上大大增加了大總統的權力。
從袁世凱後來設謀致《天壇憲草》胎死腹中和炮製所謂《大總統選舉法》的事實來看，其意圖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康濤
2020年9月17日於北京研磨時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