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三年一團貌；宋代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又分坊郭（城市）戶和鄉村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細節如何變遷，其運作的基本邏輯，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戶律》精神，總結下來就八個字——收稅有據，束民有方。
一個政權掌握的數據越詳細，天下就越透明，統治越穩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歷代王朝肇造初始，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遠是括閱天下，修造版籍。這事搞不定，啥也幹不了。
不過建戶籍這事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
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規則設計完備，資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兒。比如劉邦，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很快便能進入狀態；司馬炎運氣更好，魏蜀吳三國皆襲用漢制，三分歸晉之後，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並；大唐之前，有隋朝幫它“大索貌閱”，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大宋之前，後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趙匡胤黃袍加身，照單全收便是。
跟這些幸運兒相比，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麼好運氣了。
因為他要面對的，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
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戶籍體系叫做“諸色戶計”，以繁複而著稱。有按職業分的，如軍戶、民戶、匠戶、鹽戶、窯戶、儒戶、打捕戶、樂戶、織戶、採珠等等；有按貢賦內容分的，如姜戶、藤戶、葡萄戶；還有按照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還有為了服務於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怯憐口戶。再往下細分，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投下種田戶等等；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老戶，負責供養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隸屬於寺院的永業戶，等等等等……
順便一說，同一類戶籍下面，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
再順便一提，不同類別的戶籍，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匠戶歸戶部管理，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但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
在沒發明Excel和Access的年代，想把如此錯綜複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忽必烈在中統十年曾經試著搶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讓他這次“閱實天下”的目的沒有實現，反而弄得更亂了。
跟繁複的戶籍體系相對的，元代的戶籍管理卻極其簡單粗暴。
馬可波羅在遊記第二章裡，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寫好貼在門口，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單上。”
雖然他是以讚賞的口氣來描述，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能吐出一口血：這管事得多懶多糙，才會這麼幹啊！
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
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多年。元末戰亂一起，它便徹底趴窩崩潰。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來接盤的朱元璋，可發了愁。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蹲在地上嘆了口氣：“這飯吶，夾生了。”
元代戶籍實在太亂，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難度也極大。廢棄不是，繼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對這個複雜局面，只能摸著和尚過河，一步一步試探著來。
早在洪武元年，他在南直隸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做“均工夫”的試點制度。規則很簡單，按田地數量徵賦役：每一頃地，出一個壯丁，農閒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夠一頃，可以幾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錢僱佃農去服役。
這是一個無奈的折衷做法。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沒有戶籍來制約。官府幹脆不按人頭徵稅，而是把賦稅折到田裡。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總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布詔書說：“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 ——這是向民間徵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緊接著，在第二年，朱元璋又宣佈：“須以原報抄籍為定，不得妄行變亂。”
你在元代是什麼戶籍，現在還是什麼戶籍，別自己亂改。在新戶籍沒建起來之前，權且用舊戶籍管著，先把人攏住了再說。
無論是“均工夫”還是“原報抄籍”，都只能臨時救個急。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還得儘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 “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
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到處開會調研，最後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
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在當地搞了一個戶貼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
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朝廷相繼出臺了各種政策：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制訂了王府官制、五等勳爵，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一個新生政權，正緩緩走上正軌。
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頒佈了一封聖旨，鄭重宣佈戶貼制在全國推廣上線。
“戶帖”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的，它最早始見於南齊，從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裡時常可見，是一種催稅到戶的術語。不過在明代，這個“戶帖”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
不光內涵不一樣，連口氣都變了。
朱元璋的這封聖旨，在中國的皇家文件裡極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聖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後，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使之駢四驪六、辭藻雅馴，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而朱元璋的這份“戶帖諭”，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諭”。
聖旨是這麼說的：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徵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聖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讀起來特別“寒磣”。
這個文風，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乃是脫胎於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發佈命令多用蒙語，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有時候事起倉促，省略最後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叫做硬譯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詔書就是這種風格：“我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裡，大位次裡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統臨戎錄》，裡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特別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