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愛是那麼地遙遠，而他們的恨又是那麼地切近。穆斯林望著伊斯坦布爾，塞爾維亞人望著莫斯科，而克羅地亞人望著梵蒂岡。他們的愛在那兒。而他們的恨在這兒。”在這一令人叫絕的說法背後，充滿著現實的無奈與歷史的辛酸。
巴爾幹：挫敗百年的民族主義試煉
文/ 蘇琦（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本文經“經濟觀察網“和”經濟觀察報書評“公眾號授權轉載
題圖來源：壹圖網
1995年，前去法國戛納領取金棕櫚獎的波斯尼亞電影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在晚宴上捲入了一場與前南斯拉夫一個過氣搖滾明星的打鬥，由於擔心到場的法國警察可能會對庫斯圖裡卡採取“不利”舉措，他的妻子情急之下喊道：“1934年的時候，你們就是這樣放任烏斯塔沙殺了我們的國王亞歷山大，就在馬賽！”
不管這個比附是否貼切，庫斯圖裡卡的妻子無意中揭開了一個深遠的歷史傷疤。所謂“烏斯塔莎”，是指“二戰”期間克羅地亞親德武裝組織，後來被塞爾維亞人用來泛指克羅地亞分離主義主義者，一如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人用“切特尼克”這個塞爾維亞親德武裝組織來泛指他們心目中的泛塞爾維亞沙文主義者。
烏斯塔莎（Ustashe）組織
1934年克羅地亞分離主義者在法國刺殺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之舉，宣告了“一戰”後南斯拉夫王國對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等族群整合的失敗，也預告了“二戰”期間南斯拉夫的分崩離析。也正是此一事件，促使英國女作家麗貝卡·韋斯特和其夫君對193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王國進行了一場“深度遊”，進而留下了《黑羊與灰鷹》這部不朽的名著。
提起巴爾幹衝突，人們喜歡以大國地緣政治的籌碼來述說小國命運的無助，這當然是一個強有力的解釋，但強調外力視角往往令人忽視衝突中“兄弟鬩牆”這一維度。而正是在這個維度的發掘上，麗貝卡·韋斯特著力最深也最為成功。通過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無休無止的觀察和描述，麗貝卡揭示了南斯拉夫王國內部及巴爾幹半島乃至整個歐洲張力的根源。
讀了《黑羊與灰鷹》，不僅後來“二戰”中的族群衝突，甚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解體都在預料之中，而庫斯圖裡卡也不會再發出“我身在歷史何處”的哀嘆。因為民族主義試煉史就是一部南斯拉夫人乃至巴爾幹人遲遲不能走出的一段歷史，至今仍在希臘土耳其之爭，以及科索沃、馬其頓有關的新聞中留有餘緒。
這麼說自然充滿歷史宿命論的調調，但後發地區被迫捲入民族國家試煉，殺戮與衝突似乎是無法略過的戲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面對民族自決的訴求只能削足適履，一個民族國家的模子按下去之後，必然會在模子內部人為製造出少數民族，而其實那個所謂的主要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人為建構出來的，這無疑令雙方的權利訴求都有著蒼白和強詞奪理的一面。每一次疆域的調整，都是血腥廝殺後的利益再分配，又都為新一輪衝突埋下伏筆。
這並不僅僅是巴爾幹的宿命，乃是一切後發民族國家的宿命。比如，即使到今天，烏克蘭東部俄羅斯族裔的認同依然是衝突的根源。而相較於中東和非洲的民族主義試煉，風雨平息後的巴爾幹還算差強人意，不像後者依然在角力的陣痛中，甚至一不留神還會退回部落年代。其實，那些民族國家先行者不也是經歷了多少世代的血雨腥風才最終探索出歐盟這樣和諧共處的模式，而近年來面臨脫歐挑戰及成員國民粹崛起的陰雲，其終極走向也並不令人樂觀。
在外部大國地緣政治角力、內部族群衝突之外，如若再疊加文明的衝突，情形則會更加錯綜複雜，而這恰恰就是巴爾幹長期陷入的衝突模式。“文明的衝突”似已成為一個政治不正確的說法，但確實是巴爾幹長時段歷史的真實寫照。長期處於東西方文明衝突的前沿，令巴爾幹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邊疆區，在那裡，人們的衝突在眼前，而忠誠卻在遠方。
沒有誰能比波斯尼亞作家、諾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能更為精準地描述這一狀態。在庫斯圖裡卡看來，他是唯一一個真正理解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東正教三者之間複雜關係的人。伊沃·安德里奇寫道：他們的愛是那麼地遙遠，而他們的恨又是那麼地切近。穆斯林望著伊斯坦布爾，塞爾維亞人望著莫斯科，而克羅地亞人望著梵蒂岡。他們的愛在那兒。而他們的恨在這兒。在這一令人叫絕的說法背後，充滿著現實的無奈與歷史的辛酸。
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民族國家試煉的慘痛不時會引發人們的懷舊之情，回望多族群“和諧相處”的帝國年代也不時會成為時髦的姿態。無論是簡·莫里斯的《的裡雅斯特》，還是弗蘭西絲·金斯利·哈欽森的《1908慢行巴爾幹》都充滿著不乏女性特色的對“一戰”前奧匈帝國之下巴爾幹和平的悵惘與惜悼。而事後看來，奧地利外交部長於1853年提出的警告似乎充滿了先見之明：“根據民族來建立新國家的主張，是所有烏托邦計劃中最危險的。提出這樣的主張就是要與歷史斷絕關係。將它在歐洲任何地區實行，則會動搖堅固有組織的國家秩序的基礎，將顛覆和攪亂歐洲大陸。”
這種懷舊之情又其合理的面向，帝國繁盛的年代確實不乏多族群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篇章，但它顯然也有意無意間屏蔽了帝國專制與壓迫的主旋律。與其說是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不幸”解體和民族自決理想的過於高蹈，導致一批“微小且不安定的政體”的誕生，從而令巴爾幹陷入長久的不安，不如說是帝國本身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經難以維繫且統治日趨高壓，而其漫長的死亡和掙扎則令后帝國時代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看似高瞻遠矚，但其實更多出於1848年革命的餘悸。
當然就猶太人的命運而言，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相對寬容的環境下，比在後來的民族國家裡要好上很多。但直到“二戰”之前，系統的針對猶太人的迫害乃至屠殺倒也罕見。
在馬克·馬佐爾的《巴爾幹五百年》一書中，巴爾幹的衝突這一千年大戲的主要演員和劇目一變再變，但都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代表著上帝或真主或歷史的正確方向的認知則是一成不變的。在討論巴爾幹民族主義浪潮的崛起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西方世界長期以來的負疚感，那就是認為巴爾幹是淪陷於東方異族與異教統治下的表兄弟。雖然東正教與天主教不和，而斯拉夫人也被認為是“友善的野人”，但畢竟同屬基督教世界，而巴爾幹地區信奉天主教和有著拉丁或日耳曼血液的族群更是被另眼相待。
與此同時，與經歷過民族主義血雨腥風試煉的後人不同，在當時民族解放與獨立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無論是匈牙利的裴多菲，還是前往支持希臘獨立的拜倫，都是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即使在奧斯曼帝國內部，最後勝出的也是以凱末爾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換言之，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在後帝國年代，只有民族國家才是實現現代化和進步的一時之選。僅僅大國博弈或小國雄心，是不足以解釋為何民族解放與建國會激起如此巨大的熱情與能量。
凱末爾，土耳其軍事家、改革家
而所謂大國的介入，其實很多時候也是被動之舉。他們本身有時也是被擺佈的對象，不乏被小國拖下水的案例。而他們國家內部民族主義浪潮的湧起，也迫使他們有時不得不出手干涉遠在天邊其實和他們真實的地緣政治利益瓜葛不大的族群衝突。在被泛斯拉夫主義和大日耳曼主義裹挾的俄羅斯和奧地利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
此外，對新建國家內的少數民族採取容忍最少以最大化進行同化的政策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是進步之舉。在他們眼裡，只有抱殘守缺的保守王侯們，才會堅持將治下屬民視為臣子，無需過度干涉其信仰歸屬，只要其按時上交供奉。自由進步分子們認為，自己正在制定國家現代化的政策，而在現代化過程中，只有通過強大的中央權力進行積極的社會及經濟改革，才能將國家儘快帶入20世紀。畢竟，從所有指標來看，無論是如識字率、穀物產量，還是壽命長短，巴爾幹都落在歐洲各地之後，進行現代化的任務因此非常艱鉅。也因此，他們反對少數民族有自己的學校，以免製造文化分裂，贊成建立更多國立學校，讓少數民族能學習多數民族的語言，從而儘快融入國家主流社會，形成以中央為核心的建設現代國家的合力。
在馬克·馬佐爾看來，自由進步分子猜疑的對象不只是少數民族，任何可能脫離掌控的群體都是他們的目標，不管這些群體是自治的少數民族、基督教會、盜賊，還是可能叛亂的工人或農民。
所以歸根結底，問題的核心不是巴爾幹為何擾攘百年，而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是否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實現現代化和進步的工具，而掌握這一工具是否必然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以及這一代價是否值得。到目前為止，包括巴爾幹地區的人們在內的人類社會，依然沒有對上述問題擁有確定無疑的答案。或者這才是歷史的真正悲哀之處。
不過有一點確定無疑的是，由於上一輪民族主義創痛巨深，導致巴爾幹地區的人們對多民族相處的前景有談虎色變之感。此次巴爾幹國家之所以普遍對北非和中東移民和難民抱以拒斥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長期以來民族主義造成的傷痛。好不容易經過血淚掙扎換來一個相對均質的“民族共同體”，估計人們內心深處肯定不想再面對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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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詩級的紀實文學典範
逾半世紀曆久不衰的巴爾幹必讀文本
蘭登書屋、《衛報》、《國家評論》一致評選為“20世紀百佳非虛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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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羊與灰鷹（全三冊）
[英] 麗貝卡·韋斯特 著
向洪全，夏娟，陳丹傑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本書榮獲第十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
年度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在 20 世紀 40 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 本書觀照了自 14 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幹歷史。 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麼？為什麼會蛻變為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幹之行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幹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衝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幹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 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幹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
編輯：草尉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