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下，怎样应对商业机构的“霸权”，使广大民众的个人信息不外泄？换句话，就是高度警惕商业机构掌握的个人信息，因为在全球化的当下，大多数商业机构更像时刻笼罩于我们头顶，却无法避免“永无例外”的状态。
商业机构的“ 霸权”已经渗透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了使用一些服务或功能，用户每一次点击“同意使用我的信息”都在无止境地向商业机构妥协自己的个人数据。
不少人认为只要不触犯法律或者未引起关注，自己的信息不会被暴露于众。
但调查发现，大数据产业的数据清洗环节通常涉及外包，而外包公司人员的素质并不稳定，个人隐私没有绝对保障。为了避免自己沦为下一个“裸露”在社会中的人，中国网民需要刻意去培养对于商业机构的监督感。
同时，社会有识之士一直强调商业机构应该“还数据于民”，至少给用户选择个人数据如何被使用的权力。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期许不应只限于捐钱捐物，而是将原本属于用户的数据权力归还，让每个人从中受益。
据资料分析，从2009年进入中国互联网产业至今，商业机构的“霸权”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并购潮增加而不断增强。
以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经济数据分析为例，发现当时的产业相比于2009年已经成为了资本掠夺性累积的新领域，本应通过创新性生产实现的资本积累，在当时成为以收购、并购为代表的金融领域资本增值的投资行为。
这个过程导致大型互联网公司的“霸权”被不断增强，多元创新性初创公司几乎没有生存发展空间。
资料中发现，中国的创客群体有明显的关注社会公共利益而开发产品的趋势，比如开发弱势群体所需产品、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等。但随着并购潮加剧，创业公司越来越妥协于大企业，多样性的内容、服务越来越少。
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具有地域性特征，欧美的大型互联网公司，诸如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同样存在“霸权”增强的现象，奥巴马时期在网络中立规则，但到了特朗普时期被废除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要如何约束商业机构的“霸权”？一方面，需要提倡培养一种“非急功近利性的”“允许失败”“允许尝试”的商业文化，鼓励多元性产品和服务重新回归到产业中；另一方面，需要中国网民刻意去培养对于商业机构的监督感，不断完善其加入第三方力量的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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