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点：清朝晚清外语教师少，政府特地增设学校，培养“本土”老师
19世纪60年代，伴随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及晚清政府“自强御侮”意识的日渐增强，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前所未有的从体制到内容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即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于是，清政府在全国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先后开办了数十所包括三种类型的“洋务学堂”，即外国语言学堂、科技实业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以培养应对中外交涉及自强自富的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开办使得外语教师人才需求量陡增，大量的外籍教习由此受聘于新式学堂，讲授外国语言及西学。然而，外籍教习索要薪资高昂且弊端丛生，饱受时人诟病，不得已，清政府开始在体制内培养外语老师，京师同文馆即作为近代中国本土外语教师培养之肇始，并改名为“译学馆”。近代中国本土外语教师培养开始步入制度化与专业化发展阶段，其培养的新式外语教师人才，为晚清中国乃至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取材本土”和“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李鸿章
一、历史与现实的选择：本土外语教师培养
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统一中国，中、俄边境事务频繁，对外交涉渐多，人员与文书往来不断，商贸需求日盛，但语言不通成为双方交涉的首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帝决定创办俄罗斯文馆，并在八旗子弟中挑选人才。直到同治二年（1862年）清廷正式开办京师同文馆，翌年，俄罗斯文馆并入其中。
曾国藩画像
俄罗斯文馆办学期间，馆内主要聘请俄罗斯人担任俄文教习，但这些人身份复杂，来京缘由各异，任教时间长短不一，无论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商人或战俘，还是常年定居北京的俄罗斯人后裔，稍懂些许俄语和汉语的就被任命为“教习”，正因如此，他们后来或因教学质量不佳被辞退，或因公回国而辞职，馆内教学无法得到长期有效保障。为此，俄罗斯文馆采取每五年一次大考，根据考核成绩，学生被分为若干等第，其中考核成绩优等的学生被委以副教习一职，同时设助教两名。从学生中挑选副教习担任外文教习也由此成为惯例，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结束，期间馆内学员边学边教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近代本土外语师资培养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其后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及其他外语学堂奠定了一定的历史根基。
英国外教老师
京师同文馆开办之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设想由上海、广东两地保荐中国人充担学堂外国语言教习，但他们很快发现，其时的中国并无真正熟悉且精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无奈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高薪聘请来华洋教习成为新式学堂发展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然而，洋教习的大量聘用存在种种弊端。首先，学堂教师自主聘任权丧失殆尽。以招聘洋教习最多的京师同文馆为例，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凭借其掌管同文馆经费划拨的权力，把持着洋教习的聘用权，总理衙门对洋教习几乎没有任免权，“延聘洋人一事一概由赫德代为招聘”，根据台湾学者苏精统计，京师同文馆实任与兼署在内的洋教习一共五十名，其中竟有十九名是由赫德推荐安排的海关职员，其去留或升迁全由赫德一手操控，可见其在京师同文馆师资队伍发展建设上影响之巨大。
北京国子监
其次，洋务学堂洋教习更迭频繁且教学效率低下，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障。恭亲王等人曾两次在奏折中批评京师同文馆：“惟该馆外国教习屡次更换，学生功课难免作辍，恐所学外国语言文字未尽娴熟。”此外，所聘洋教习耗费巨大，国力难支。从历史文献中可知，京师同文馆首位洋教习，包尔腾第一年薪水为三百两，第二年就加至一千两。
溥仪照片
然而，同文馆开办之初的经费预算只不过数千两，同治二年 （1863 年）开办的上海同文馆当时仅聘用两位洋老师，大概三千两，而中国老师四个人才几百了。而紧随其后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洋教习月薪即为白银 200 两，续聘、 在校内兼职或教授老班学生的薪资要求更高，月薪可达白银 250 两，较之同期本土教习，洋 教习月薪约为本土教习的 25 倍之多。可见，洋教习的薪水支出的确是洋务学堂一项沉重的 经济负担。
《辛丑条约》签约现场
二、外语教师培养探索期：副教习兼学员的二重身份
京师同文馆虽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而兴办，但其新式人才培养却成就了近代中国首批 本土外语教师——副教习。副教习一职援引俄罗斯文馆旧历而设，文馆规定“由已中等第 内择其优者堂委副教习，额设助教二员，由副教习内拣选，奏诸补放。助教教导有方，奏请 设为主事，分部遇缺即补，仍在馆行走”。各新式学堂除重金聘请洋教习讲授西学、西语外， 特意在学生之中“择其优长者举充副教习”，其职责是带领新生学习并协助洋教习翻译西 书；分为副教习、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三种。可见，副教习是介于教习和学员之间，兼 具两者身份的职位，京师同文馆办学之初，办学《章程》规定副教习岗仅设两位，但随着学堂 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新式课程的逐年增加，在馆学生资历与学业水平也日渐成梯级状分 布，且馆内师资和管理人员有限，于是学生分级管理即被提上日程，副教习岗位设置也由此 增加且副教习所授科目不断丰富。
慈禧照片
1901 年，慈禧太后颁布上谕，“所有从前办的同文馆，都更名为大学堂，由张百熙统一管理要求其认真负责”。由此，京师同文馆归入 京师大学堂，并改名翻译科，“在中国开设英、法、俄、德、日本五国的语法课程，还是外聘外教的方法教学”。并入后的京师同文馆仍旧保持相对独立的办学和招生。 1903 年，清政府正式将京师同 文馆改名译学馆，人才培养由此步入高等化教育阶段。
外国人体验中国传统服饰
总结
译学馆则将外 语教师培养作为主要办学目标之一，且从国家外语教育发展需要给予长远规划。凭借新学 制及办学章程的出台与实施，晚清政府确立了外语教师培养的法定地位，制定了较为详尽 的人才培养方案，也为晚清甚至民国时期高等学府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扫除了思想和制度障碍，开辟 了本土外语教师培养制度化、专业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