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汪郎和大家探討了李自成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失去了明末官紳們的“民心”，大順政權在漢族官紳和滿洲貴族的勾結下遭到阻擊和扼殺。
不得不說，李自成是一位悲情的人物。
當然，除了因為他無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導致失去漢族官紳的“民心支持”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使得他根本無法站穩腳跟，即：缺乏全局性的軍事戰略眼光！
明末農民起義
大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後金之主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由誓師反明以後，遼東戰事就成了明朝最為頭疼的外患。
事實上，明朝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和外部民族戰爭的雙重打擊下，消耗了國力，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也就是說，明末農民戰爭並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明清之間的民族戰爭同時進行的。
盤踞在遼東的滿洲八旗貴族，是明末一個新崛起的階層，他們的目標，和以李自成為代表的明末農民領袖們一樣，都想成為中原的新主人。
只是八旗貴族們非常清楚，他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單獨吞下大明，畢竟此時的大明還是一個強大的對手，只能一點點地從大明的身上撕下肉來餵飽自己的肚子。
這一點，從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崇禎七年的“甲戌虜變”，崇禎九年的“丙子虜變”、崇禎十一年的“戊寅虜變”，崇禎十五年的“壬午之變”中就可以看出，皇太極前後五次帶著八旗兵入塞，都是以掠奪人口、牲畜、財寶為主，充實自己的力量，削弱明朝的國力。
八旗軍
為了抵抗後金軍進犯，明廷曾多次從陝、豫等省調兵遣將，尤其是崇禎七年的“甲戌虜變”曹文詔被調往大同抗金，崇禎十一年的“戊寅虜變”孫傳庭、洪承疇等被調往遼東防金，李自成才能兩次都從明軍的包抄中求得一絲生機，否則早已被碾滅。
按常理說，能前後兩次在自己可見的被官軍消滅的絕望中逃得生天，並由此成長起來的一方領袖，李自成應該具備對事態發展變化的判斷能力和敏銳嗅覺，從而擁有全局性的戰略眼光。
然而，從目前的史料上來看，一直到山海關大戰前，李自成都沒有意識到遼東的八旗貴族是他爭奪天下的最大對手。
這一點，如果說此前他在明軍的打擊下只為了謀求生存而沒有考慮長遠還說得過去，但崇禎十七年正月已然稱帝的李自成，在做出東征以推翻明朝的決定時，也沒有把八旗貴族劃歸到自己的對手行列，這是值得玩味的。
而且在他進軍北京城的途中，收到多爾袞提議瓜分明朝的書信後，依然對八旗貴族的戰略意圖毫無察覺，對即將可能迎來和八旗軍的惡戰沒有足夠的重視和警醒。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望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明清史料.丙編.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
這是李自成的第一條戰略失誤。
李闖進京
正因為如此，崇禎十七年三月，已經繼承明朝“遺產”的李自成，在京師地區集結的軍隊是無法抵禦八旗軍大規模進攻的，而關鍵還在於，他居然還實行分兵駐防的軍事部署戰略。
甲申年的春天，山海關大戰前，李自成已經控制了包括京師、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的全部大明疆土。
為了鞏固大順政權的統治，也為了進一步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威懾由明朝投降過來的文人、武將，在東征前，李自成就已將大部分的主力部隊部署在西北的陝甘、湖廣荊襄地區四府（荊州、承天、德安、襄陽）、河南等地，在東征途中和攻破京師後，他又在山西、山東等地部署兵力，強化對大明“遺產”的吸收。
但是，這種分兵駐防的軍事佈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大順政權的局部穩定起著積極作用，但也造成了京師順天府一帶的兵力不足。
只是李自成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又因為地主官紳的反撲，在急於求得後方穩定的情況下，導致主力部隊被牽制，以致在山海關大敗後也無法馳援。
比如駐防西北的大順綿侯袁宗第，是大順軍的右營制將軍，他的部隊是李自成用來攻城拔寨、野外對抗的五大主力之一，最應該調往京師駐防，以穩定局勢。
但就因為明寧南伯左良玉攻打荊襄四府，以及地主武裝的反撲呼應，顛覆了大順部分地方基層政權，李自成對荊襄地區的白旺部的戰鬥力評估不足，他在沒有深思熟慮和慎密分析的基礎上，就急迫地將袁宗第部調遣到湖襄之地參與平叛，以致右制營無法參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之戰。
而實際上，白旺只要採取游擊戰就可牽制住左良玉，也能順手消滅地主叛亂武裝，這也是大順軍在最開始反明時的戰術。
今天看來，確實可惜，而這恰是李自成的第二條戰略失誤。
崇禎十七年三月的大順朝控制範圍
當然，有人說，如果沒有山海關的戰敗，李自成是可以坐穩龍椅，並真正建立一個漢族新王朝的。
其實汪郎並不否認這一點，但實際上，山海關戰敗，主要責任取決於李自成的思維僵化，完全陷入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再不濟也不是對手”的錯誤思維中。
李自成的敵人是誰？站在他的角度上看，毫無疑問，是以崇禎帝為首的大明王朝，而大明王朝的敵人是誰，除了他李自成就是遼東的八旗貴族了。
只是奪取了京師的李自成沒有看得更遠，換句話說，他已經沉陷在推翻明朝，獲取了自己人生目標的巨大幸福中，沒有意識到八旗貴族已經成為他最大的對手。
汪郎認為，也許在李自成的潛意識裡還天真地認為自己和八旗貴族之間的目標一致，都是為了反抗明朝的統治，而沒有任何的利益衝突（他沒有從多爾袞的信中看出八旗貴族的言外之意，反而錯誤理解多爾袞的意思，確實可惜），這一點，從他在大明原來的九邊重鎮的軍事部署上，採取厚此薄彼的策略就可看得出來。
如：大同鎮由大將張天琳駐防，真定鎮由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僖駐防、太原鎮由文水伯陳永福駐防、宣府由權將軍黃應選駐防、薊鎮由平南伯劉忠駐防等，這些北疆重鎮的主官都是他的“老本”嫡系將領，輔助副官才是明朝地方降將，但唯獨山海關一帶的駐防主官，卻是剛降了大順沒幾天的明定西伯唐通。
當然，不是說唐通一定會反，李自成的容人之量還是有的，但山海關是遼東和京畿之間最便捷的通道，一旦此關被八旗貴族奪取，那麼八旗軍就可長驅直入，直撲京師，而不用如崇禎年間那樣數次都是繞道蒙古，由張家口、宣府、大同一帶入塞。
山海關防禦圖
如此重要的邊防重地，居然不派自己的親信嫡系坐鎮，實在是匪夷所思。
不僅如此，李自成還將吳三桂和他的關寧軍調往京師接受朝見，不再參與對遼東清軍的防禦，這實在是很難理解他的思維。
由此，汪郎以為，李自成對八旗貴族的野心是毫無防範的，也許站在他的角度，八旗貴族們在崇禎朝時的數次入塞，那都是大明朝自己的事，和他李自成無關。
相反，自己卻因為八旗貴族的入塞，兩次均化解了被官軍剿滅的危機，從而壯大了軍事力量，後在潼關一舉擊敗了孫傳庭，扭轉了戰局，奪取了大明的天下。
故而，他李自成和遼東的八旗貴族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朋友”呢，因為他們之間都有大明這個共同的敵人，也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雙方都相安無事。
可以說，正是因為李自成的麻痺大意，忽視了山海關對大順政權的重要性，也忽視了人心，以致於在前往京師途中的吳三桂突然變卦，在他轉身擊敗唐通重新奪取山海關後，迅速投入了清朝陣營，繼而成為八旗貴族逐鹿中原的先鋒和利器，這是李自成所意料不到的。
而唐通也畢竟不是大順軍的嫡系部隊，面對吳三桂的變卦，在亂世之中軍隊就是立身的資本，自然不會和關寧軍拼死相抗，讓出山海關也是情理之中。
沒有一支戰鬥力極強的嫡系部隊坐鎮山海關，並做好一切的戰爭準備，這是李自成的第三條戰略失誤。
大順軍和清軍作戰示意圖
汪郎說：
李自成的敗是極為可惜的。
有人問，即使李自成的軍事戰略部署沒有問題，就一定能夠抵禦住八旗軍的攻擊嗎？當時的八旗軍可是東北亞戰鬥力最強的軍隊。
誠然，八旗軍的戰鬥力不可忽視，但不要忘了，明朝雖然丟了遼東，但始終控制著關外和關內的關口重隘。
皇太極眼中的明朝已是一位得了重症而無法治癒的病人，但他五次入塞也只能借道蒙古劫掠，卻無法在關內駐軍。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略地，莫可遏止。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並松山、錦州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路援軍耳，今皆敗之以盡，即有新募之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而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作為己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亡昭然矣。---《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
拋開一切成見，皇太極確實也是一代人傑，後金雄主！
但即使是這樣的大明朝，依然讓入塞的八旗軍吃了不少苦頭，如皇太極最後一次入塞的“壬午之變”，八旗軍損失慘重。
（沈）城內外，哭聲連屋，以此推之，則（滿人）死亡甚多之說，似非虛語。---《沈館錄》
那大順軍呢？雖然整體的兵員素質不如八旗軍，但他們紀律嚴明，朝氣蓬勃，尤其是李自成實行軍事改制後，更是有力地提升了大順軍的戰鬥力。
山海關大戰時，李自成的敗，一是沒有援軍，二是多爾袞的八旗軍突然出現打亂了他的步伐，畢竟李自成並沒有意識到八旗軍已經成為吳三桂的後盾，否則，結局真的不好說。
當然，成王敗寇，自古如此，李自成的敗，被清朝史學家們打上了“流寇”的標籤。
但前有推翻明朝的功績（作為明粉的汪郎，雖然不太願意接受這個歷史的事實），後有堅決抗清的事蹟，在明清易鼎的風雲時代，李自成沒有失去應有的脊樑，沒有選擇向清朝統治者妥協，從這方面來說，他還是值得後人尊敬的一代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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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