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陳德昌 . 我和邱海波在協和的歲月 [J/OL]. 中華重症醫學電子雜誌 , 2018, 4(1): 87-88.
陳德昌教授
北京協和醫院重症醫學科教授，博士生導師。1979-1982年赴法國學習現代重症醫學知識，1984年北京協和醫院建立中國首家綜合性“加強醫療科”，任首屆科主任，牽頭的“全身感染與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徵的臨床與基礎研究”獲2002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論年齡，我比邱海波長一輩。我見到他第一眼， 似乎有種特別的感覺。
人說這是緣分
一般地說， 第一印象是真實的。邱海波是我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我當導師，不過是按編制規定的一種職稱。無論醫學素質或者專業功底，我沒有理由自視過高。
儘管如此，我曾經試探著施展“老師的尊嚴”，邱海波則能夠坦誠表達不同的意見。顯然，他不是唯唯諾諾之輩。
在現實生活中，我經常被莫名其妙的情結纏住，很矛盾，也很滑稽。
我把這段故事寫下來，寫的是我自身的感受。
第一次見面是邱海波作為研究生接受錄取前的面試，主考是我和馬遂教授。提問是炮轟式的，說得粗白一點，像貓抓耗子的那種心理，至少我是這樣。把應試者問得答不上來，似乎有種快感。實際情況有點意外。但見小邱嘴角上始終掛著一絲不透明的微笑，認真應對老師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我知道研究生入學前面試不是畢業考試。應試者不大可能對各種提問對答如流。
邱海波有幾次一時答不來， 他會說：“讓我想一想”，稍停片刻，然後慢慢道來。
對於某個知之不多的問題，他懂得運用已經獲得的知識去推理。一場面試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應試者過多地思考，但海波做到了。這就是邱海波給我的第一印象。
這段小小的故事勾起了我在巴黎學習生活的記憶。
法國主治大夫好幾次冷不防地向我提問。他們 似乎刻意提出那些我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的基本問 題。
我答不上來，很窘，一頭霧水。我首先想到的 是“我丟了面子”。法國大夫很容易看透我心中的 糾結，他們會提醒我：“pas de complex”，指的是“inferiority complex”，也就是說，“不要有自卑感”。儘管在國內，我喜歡曾憲九老師的啟發式提問，但 我從來沒有說過：“讓我想一想”。不過，事後我會去讀書，以求解答。我缺乏應變思考的能力。在巴黎學習初期，我感到法國大夫的提問簡直像一次又一次的“發難”。我保持沉默，沒有勇氣在外國人面前承認自己無知。心態不正常。因為無知，需要求知，所以來巴黎學習。我花費相當一段時間去適應法國的教學環境，終於走出了怪圈。
時光流轉，此刻坐在我對面的那位年輕的研究生邱海波，在老師們挑剔的眼光直視下，竟能坦然地說：“讓我想一想”。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回過頭來看，在協和的那場面試是學生給老師上了一堂課。
我在巴黎初學期間就是缺了一點邱海波那樣的開朗。但是，那個時候，我並不這麼想。我暗自思忖：“這個年輕人厲害，有兩下。”
- 邱海波教授
邱海波的出現，正是在我很迫切地需要準備啟動臨床基礎研究的時侯。
我的老師曾憲九教授，在《紀念建國卅週年》一文中寫道：“把基礎研究的最新成果，應用於臨床的研究，促進臨床醫學的發展，極為重要。”他還寫下這麼一段：“第九屆全國外科學術會議期間，有不少關於臨床經驗豐富、手術技術高超的報道，而有關基礎理論的論文則寥寥無幾。”他強調：“把臨床發現的問題帶到基礎科學的領域，用實驗研究的方法進行探索。”我對老師的教導有著自然的親和力。遺憾的是曾教授75 歲過世，再也沒有時間實現他的學術理念。作為他的學生，我有責任把老師的理念傳承下去。為此，我思索良久。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初，我決心做一點關於嚴重感染臨床基礎研究方面的探索，想到的是曾憲九教授生前的提問：“嚴重感染患者為什麼死亡？” 課題涉及發病機制，存在很多未知數。初生之犢不怕虎。也許是我好強，敢於探索；也許是我愚昧， 不自量。有一點可以肯定，好奇心使我躍躍欲試。這算是我在巴黎修行兩年的成果。一年不夠，如果我是一位短期訪問者，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將一無所獲。
知識是在一定的環境中熬出來的。
記得有位學者曾經發表一篇短文，描述他在屍體解剖中，從肺動脈加壓注入液體，可以在肺靜脈得到感應，反之亦然。
100 多年後，文章被有心人發現。此人萌發一種設想，嘗試從右心測知左心的充盈壓力。在臨床上，這需要使導管能順利地嵌入肺動脈。另有兩位學者專心琢磨，找到一種技術， 在導管頂端安上一隻可以充盈的小小氣囊，肺動脈漂浮導管從此誕生。
1979 年我第一次在巴黎教學醫院 ICU 見到那根外貌平凡的導管，我很驚訝， 在一定歷史階段，看似平凡的漂浮導管卻促進了臨床血流動力學的突破性發展。
我不禁想起臨行前老師的囑咐：“要知道外國人是怎麼想出來的”。那些先行者不一定知道他們的探索最終能發現什麼， 興趣和好奇心是探索的動力。
回國以後，我夢想自已也許能有所發現。我開始做夢。我知道歷史上那些遠海航行的先輩們，他們有一支強大的船隊。我的“船隊”在哪裡，誰將是我的搭檔，我面臨著組建硬實力和軟實力兩方面的困難。
我很高興得到我的夫人潘家綺教授的贊同。她是血液科大夫，基礎理論的功底比我強，在美國德州大學進修期間，受過血液學實驗室的訓練。她的加盟給了我勇氣。我向醫學科學院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科研基金。在沒有輪到我答辯的時間裡，我默默地禱唸：祈望評委會給我這樣的初次涉足者某種優惠。評議講究實際，申請被否決了。退卻嗎？沒有退路，只能前進。
1992 年初，潘家綺大夫說服主管後勤的一位副院長，在協和醫院老樓綠色琉璃瓦大屋頂下的閣樓裡，爭取到一間狹小的空間，足夠擺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勉強嵌入最小號的無菌操作檯。屋頂斜坡的最大高度允許兩個人同時站著說話。看起來， 實驗室很不像樣，我們卻受到莫大的鼓舞。我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來彌補我先天性的缺陷。我想到了在讀的研究生邱海波。這是一次冒險，或許成功， 或許砸鍋。老師和學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實際上指導他更多的是潘大夫。我像沒有經驗的導演， 向邱海波解釋劇本。他竟然甘心和我們在一起，一頭鑽進屋簷下，認真地動手幹起來。
有天上午，海波興奮地打電話告訴我：“細胞長出來了”，希望我能上樓去看一下。下午他又來電話，說：“細胞團縮，都死了”。一切得從頭做起，他執著而且認真。他觀察肺泡吞噬細胞在炎症反應中，炎症細胞因子與內源性抗炎症細胞因子的共同參與和相互作用。現在來看，實驗不是十分複雜。但是開創伊始，卻有很多困難。1992 年兩項研究立題，1997 年完成。邱海波為後來危重病醫學的研究生涯打開了大門。
- 陳德昌教授
同年，協和醫院評委會通過了邱海波的博士論文。
我信心十足，滿以為自己有把握挽留他和我們在協和醫院一起工作。
小邱沒有同意，他很有禮貌地訴說真情。他原先工作在母校，南京東南大學的教學醫院中大醫院。從院領導到科主任強烈爭取他迴歸，提出的允諾很具體。責成他創建中大醫院的ICU，開闢新的專科病房和專用實驗室，優先提供科研基金，同時給他分配福利房。我能為邱海波做些什麼呢？我頓覺愕然，割股之痛，一時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
儘管如此，我曾陪同邱海波回到中大醫院，有幸會見好幾位科主任，在客廳裡就座，談笑甚歡。他們說話算數，我見到了他的新居家。他的夫人再也不必背井離鄉，去適應北京的水土。我是南方人，能理解她的感情。
- 作為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黨委副書記邱海波在武漢。
在我退休後，邱海波一如既往，惦記著我，情誼依舊，我感到欣慰。
多年以後，全國學術會議報道邱海波的多項研究課題獲獎。他曾經簡略地和我談過他對感染免疫學的興趣。
他有遠見
2017 年傳來邱海波榮獲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頒發的“白求恩獎章”的消息，如實地介紹了他多方面的貢獻，客觀地評價他對危重病醫學在中國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我很自然地想起 90 年代，在狹小的實驗室裡，他幫助我開闢臨床基礎研究的新天地。昔日的經歷，今日的喜訊，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太陽暖洋洋地照在我的身上。
鳥兒飛了。不是小鳥，是雄鷹，展翅翱翔。飛吧。飛得更高，飛得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