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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鵝”面目給全球化帶來巨大挑戰，加劇了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程度。
4月17日，光明日報專門發佈了一篇署名文章，核心意思是：抗疫不是制度競爭，合作沒有輸家。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美中合作中心執行主任趙穗生。
作者現在很擔心的是，美國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形成了一種“脫鉤”理論，主張與中國脫離接觸，要對在全球化過程中根據比較優勢最優化組合形成的全球價值鏈進行人為重組，這種人為重組使得世界經濟恢復的成本非常高。雖然這樣有些國家可能會感覺安全一些，但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完全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疫情後會出現一些全球調整，這可以理解，但要認為重組全球價值鏈極不理性，這就要求大國領導人要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尋求解決問題的合作方式。
作者認為，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非零和”的安全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要通過全球合作才能加以解決。中美之間一定要加強合作，加強理解，共同對抗全人類的共同敵人，通過共同合作來造福世界和人類，包括進一步促進全球化發展。
那麼，什麼是合作？為什麼合作說的容易但實際上“落地”卻很難？
“合作”語出《國語·晉語三》：“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按照字面的理解，指共同創作；共同從事；二人或多人一起工作以達到共同目的；聯合作戰或操作。
通俗的說，全球化合作，需要彼此的“聯合”。
當今，產生彼此合作的必要條件往往與國際政治的許多中心問題有關，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困境：國家往往通過那些威脅到其他國家安全的首選來尋求自身的安全。這個問題除了體現在區域衝突和軍備競賽上之外，最近幾年越來越體現在金融經濟的衝突以及民族情緒或民粹主義的影響。
之前典型的歷史例子就是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給美國出了難題。如果美國不予反應的話，蘇聯就可能受到鼓勵而嘗試其他形式的不合作。另一方面，美國的任何不合作都可能引起某種形式的報復，這種報復又會引起反報復，進而發展成難以終止的雙方敵對局面。於是很多關於外交政策以及價值觀的爭論正是針對這類問題，這是因為它們確實是困難的選擇。
《合作的進化》作者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是密歇根大學政治學與公共政策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是著名的行為分析與博弈論專家。他在這本書裡寫道：
合作中存在著一個根本問題，兩個工業國家之間相互設置貿易壁壘便是合作問題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自由貿易能給雙方帶來好處，因此，如果兩個國家消除這些貿易壁壘都能受益。但問題是，無論誰單方面採取行動消除自己一方的貿易壁壘，它都會發現自己處於不利於本國經濟的貿易狀態下。事實上，不論一個國家如何做，另一個國家保持它的貿易壁壘總是比較有利的。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有利益動機來保持貿易壁壘，儘管由此帶來的結果比雙方都合作差很多。
所以，在國際社會上，為何常常出現貿易摩擦、衝突以及其他互懟的情形，通常本質上都是合作的問題。而合作的問題，自然就涉及博弈。要麼是零和博弈，要麼是重複性博弈。這些更是與戰略思維聯繫在一起，影響博弈各方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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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的博弈論課》的作者羅伯特.道奇說，囚徒困境是博弈論裡最有名的理論，應用廣泛。這個理論對經典市場經濟的一般假設構成直接挑戰。
亞當斯密認為通過純粹的競爭，市場這個“無形的手”能夠引導供求，因此商品和服務能以最低的成本、最有效的方式生產出來。但囚徒困境質疑這個結論。因為囚徒困境現象在各類社會互動中都能找到。在這個看來簡單的博弈裡，博弈者有兩個選擇：合作或者不合作，博弈論用“背叛”表示不合作的情況。合作需要信任，這使博弈更復雜。
囚徒困境這一理論於1950年由蘭德智庫提出，並由塔克（納什均衡理論提出者納什的老師）講了一個故事而著稱：
警察逮捕了兩個人，把他們都投入監獄，堅信他們是共犯，事實也是如此。兩個人分別收押，彼此不能聯繫。警察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兩人有罪，然而警察能以較輕的指控將他們定罪，比如非法擁有武器，這能讓他們坐一年牢。只有兩人互相指正時，才能讓較重的罪名成立。警察給每個嫌疑犯提了一個條件，如果他們與警方合作即可獲釋，如果一名疑犯招供，那麼另一名疑犯則獲刑三年，如果兩名疑犯都拒絕認罪，那麼他們都會被判重刑。
按照道奇的說法，博弈雙方的收益從低到高的排序如下：
1）你合作，對方背叛——傻瓜收益
2）你與對方都背叛
3）雙方都合作——信任收益
4）你背叛，對方合作——卑劣收益
從人與人交往到全球問題，囚徒困境在各個層面屢見不鮮。比如，一些國家會補貼一些產品，讓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優勢，那麼其他國家就不得不也這麼做，或者採取其他手段，否則其產品就會滯銷。中美兩國在何為“公平貿易”上意見相左。但都希望對方允許自己無限制出口。然而兩國都在進口對方產品上設置法律或程序障礙。於是，兩國陷入了一個沒有效率的平衡，誰都不肯單方面消除貿易壁壘，實現合作。如果雙方被迫做出那個不太情願（但更有效率）的選擇，兩國消費者就能買到更廉價的商品，但許多產業可能由此關張。
水哥舉個商業的例子：對2008年奧運會資源的爭奪戰中，伊利和蒙牛這兩家奶企當初“打得不可開交”，誰都不能讓步，最後鬧得“滿城風雨”。而同樣是2008年奧運會資源合作上，啤酒行業的青島啤酒、燕京啤酒與百威啤酒，就顯示出了合作。當商業上的同行企業打響宣傳戰與市場戰的時候，囚徒困境便是尋常事了，這種競爭有利於消費者。然而，一旦走向極端，就對博弈各方都沒好處，不僅他們各自認為“對方背叛”，而且品牌形象也因此受損。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由於恐慌、逐利等各種原因，人們爭相囤積口罩等醫用物質，導致醫用場所的醫療物資緊缺，以及口罩和口罩相關的原材料價格上漲，最終導致新的問題。這就是囚徒困境。
道奇說，其實無論是國際外交、商場競爭、夫妻吵架，還是焦慮的人們爭相囤積醫療物資，這些情況都存在囚徒困境。如果博弈者能抵住單方利益的誘惑，信任對方與對方合作，就會得到更有利的結果。但現實往往是很難的。最典型的就是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
當然還有如今的世界局勢：“反合作”或合作變成了“威逼利誘”，正在給全球帶來不可預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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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的進化》作者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看來，合作的根基實際上不是信任，而是關係的持久性。
如果囚徒困境是一次性事件，那麼合理的戰略就是相互背叛，取得低實用回報。如果一方很有可能多次遇到同樣的對手，那問題就不同了。每名選手可以考慮一下他的背叛會對下一次碰到的對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囚徒困境的多次出現可能導致某一方考慮合作的主張，但是背叛的誘惑及其較高的回報總是誘使選手尋求更多。
有句俗話叫“一報還一報”。在囚徒困境中，策略之一就是如此。既可以投桃報李，也可以怒目相向。
阿克塞爾羅德的一個關鍵點是，未來給目前投下了陰影。他寫道：
“合作的進化要求，個人有足夠大的機會再次見面，所以未來的互動才與他們利益攸關。”知道他們很可能會再次見面影響了選手們的目前策略與行動。這是一種“逆推法”思維。他們預期會遭遇一次背叛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預見到未來的相遇，相互背叛可以來回呼應。“因此，如果分析一下直接影響，單一的背叛可能是成功的，或許甚至當把輔助效果考慮在內之後也是如此。但是，當某人自己的孤立背叛變成無休無止的相互指責時，真正的成本可能具有三級效應。”
於是，在各方陷入相互背叛之中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種危險。然後，“大家”就都去玩這種危險遊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如此。
“一旦積怨開始，就沒完沒了了。” 如今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國與國的互懟以及猜疑，不就是如此嗎？！同時，由於有了過去歷史上的冷戰時期的“怒目相對”，才有了今天在“新冷戰”氣氛下的各自對抗。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
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怒懟世衛組織，並且以拒繳會費為手段，甚至聲稱要另起爐灶，從而引發新的全球合作問題，這都是囚徒困境的表現。
全球化終結了嗎？還沒糟糕到這個地步。但的確已經是囚徒困境了。這種困境，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疫情作為“外部性”加速了這種局面。如果這種局面發生極端的相變，不僅是全球化意味著終結，而且也意味著世界新的“大對抗”的發生。儘管任何一方可能都知道謀求單一背叛的高回報最終可能會帶來惡果，然後儘可能會約束自我，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但現實同時又伴隨著各種的情緒和“噪音”，導致戰略思維在決策和行動“落實”上出現“微妙的拐點”。
人們對全球時局動盪的擔憂，本質上是對“全球規則”與“契約精神”式微的憂思與失望。隨著一個國家對此的“背叛”，就意味著一連串的跟風效仿者，於是新的“陣營”或“朋友圈”就又重新出現了，彼此對抗。這是全球化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這個時候，我們還需記住“一報還一報”這個俗語——按照博弈論上的專業術語講，這是合作進化的策略。按照水哥此前的文章觀點講，此時此刻的世界領導人們，應以“人道”為核心，而不是以“機器”為核心，至少在人類共同的敵人新冠病毒面前，應是如此。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世界，更需要一種“共情政治”。
一句話，為什麼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世界合作會那麼難？囚徒困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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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韋三水
圖片來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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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能不討好人的公號這裡只與常識和讀知有關
韋三水
資深媒體人、財經作家與品牌策劃人
草根詩人、連續創業者
已出版發行多部財經著作
曾先後系統性地提出
現代新國企論、未來國企分化論
所著《大國企》、《誰人不識寧高寧》等書引發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