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墨法
有关制墨的方法传入日本，究竟是从中国传来的，还是从朝鲜传来的呢？最早的资料显示，是在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610）由高句丽僧曇徵传到日本的。日本天明四年（1784）二月二十三日在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一枚金印，即“汉倭奴国王”（日本国宝，黑田家藏）金质白文金印的发现，正与《后汉书》中：“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的记载相一致。《汉书》中，有北九州倭百余倭国中的倭奴国向东汉王朝（25—57）朝贡并赐予印绶的记述。恐怕携带国书回日本的同时，也带回了有关书写文书的笔、墨、纸（帛）砚等文房用具。其后，三国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倭之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米升、都市牛利等出使魏国，献上男女生口（奴隶）十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对此深表赞许，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授。又赐给使者银印青绶，及各种锦绸、金、刀、铜镜、珍珠、铅丹等。所赐的诏书和金印紫授及其他珍宝，虽然只是倭人中少数贵族阶层赏玩的奢饰品，但也必然在女王国中形成鼓舞新技术的开发、促进新文化发展的动力。在《魏书·倭人传》中有女王卑弥呼的记载，在日本的国书里边，也有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传有国书的记录。但无论如何，有关制墨技术的习得应是在曇徵以前。
江户时代 百老图
近年来，从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平安时代的遗迹中，发现《稻荷山古坟铁剑铭》，为五世纪之后的雄略天皇时代之物，其剑上的铭文多达一百一十五字，同时也有大量的墨书土器存在，铭文汉字中夹杂着和风的表现，显示出汉字的使用已经相当的普遍。
江户时代 标有梅
日本推古朝以前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似乎较为活跃，但在圣德太子时代，与隋代建立了国交，中国文化流入日本的现象则盛况空前。曇徵以前制墨法传入日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依照曇徵的指导开始制墨或改良制墨法是可能的。由圣德太子建立法隆寺，佛教开始在日本盛兴，写经所的设立，笔、墨、纸、砚文房用具的需求也一度火热起来。天武天皇二年（674）三月，在明日香的川原寺开始书写《一切经》。
江户时代 册命九字
天武天皇期间，由归化人知识寺僧宝林书写完成了《金刚场陀罗尼经》。所用的纸、墨、笔等，恐怕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舶来品，由于需求量太大，国产品是否也参与其中，尚不得而知。七〇一年日本完成了大宝律令制度，其中的职员令条规定：“中务省图书寮配编造墨手四人。”根据大津宫址、藤原京址、平城宫址的发掘报告得知，发现了大量的墨书木简类。其中，从地方进贡的木札来看，文字、笔、墨的普及浸透着很深的层面，然而有关制墨法却无从查考。
奈良时代
佛教作为以标榜镇护国家为己任的国家宗教，随着在日本的兴隆，佛教写经也迎来了鼎盛时期。在正仓院古文书中，有许多付给写经生笔、墨、纸张的记录。然而，都没有明确指出是唐、韩、日制品的详细记录。但是，至少是在天平时代，可以想象笔、墨、纸、砚文房需求量是巨大的。
江户时代 孤南
正仓院的中仓藏墨十四锭，其中船形十二锭圆筒形二锭。作为舶来品的墨，除比较清楚的一锭唐开元墨和二锭新罗墨之外，其余九锭还不清楚产自何方。圣武天皇御用墨也可能皆为舶载品，但也有无款墨，这或许是日本的国产品？
孝谦天皇的天平胜宝九年（757）载，在图书寮设置了造纸长、造墨长和造笔长，叙阶位在最下位。神护景云元年（767）发愿书写《一切经》，在正仓院文书账目中记载了写经生使用了针间墨（播磨国）、何豆货墨（和束里）等日本墨。和束里，在京都府相乐郡和束村附近；针间国，似乎在兵库县姬路市附近的西播地区。
江户时代 德川藏墨
昭和五十三年秋，平成京域发掘出土的船形墨（10.9cm）。在正仓院文书中有东大寺写经所的写经生买一锭墨花费二百五十文的记录。松井藤次氏在《和墨流传考》中详细地记载了上墨、中墨、下墨、凡墨、扫墨、香墨、唐角墨、新罗墨、金墨、银墨、荒墨、半万墨、和墨、古墨等名称。
平安时代
延历二十三年（804）最澄渡唐时，流传他赠台州太守陆惇四锭筑紫墨的佳话。筑紫墨，据说为大宰府治下的苇屋所造。弘仁十三年（822）太政官发出布告令：“在全国的国衙设置墨工一人。”由此可以证明，墨的需要已达到空前的紧迫程度。醍醐天皇延喜五年（905），藤原时平等受命编纂《延喜式》，时平没后继任者忠平在延长五年（927）才宣告完成（五十卷）。收录在《延喜式》里有“造墨式”一项规定：“造墨长一人，造墨手四人为其一组；墨长五寸（15cm）、宽八分（2.4cm），年产四百锭。”其实，年产四百锭这仅仅是宫中的消费量，在其他消费表格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
大宰府（筑紫墨） 四五〇锭
播磨国（针间墨） 三五〇锭
丹波国（贝原墨） 二〇〇锭
此外，还有讚岐墨、丹波墨、伊予墨、阿波墨等。
《古今著闻集》卷三记载，后白河法皇在起驾熊野诣的途中下榻藤代（滕白）时，国司献上松烟墨请法皇试墨的事情。
江户时代 华岩磐
平安末期（十二世纪后半叶），纪州（和歌山县）的藤代，是日本制作松烟墨最值得炫耀的地方。
镰仓时代
从平安时代末期，日本与大陆开始恢复国交正常化，从而兴起了对宋贸易。渡宋高僧荣西禅师，曾有将携带的唐墨在东大寺再建时献上的记录。这是否意味着国产墨的不足，还是舶来墨作为“上等墨”而受到尊重？其要因或许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江户时代 古梅园制 放古紫云烟墨
丹波的贝原墨继承其传统。新兴的滋贺县近江的武佐墨开始粉墨登场。尊圆法亲王（1298—1356）在《入木抄》中记有在京都北山附近制造太平墨。纪州的藤代墨受到嘉奖，淡路墨亦相当知名。松井氏在《涉园墨萃》一书中推定在日本镰仓时代有日本国墨。此墨即是“多贺城碑墨”，所录在《中舟藏墨录》一书中。多贺城碑墨在江户时代也仍然生产，而《中舟藏墨录》的编著者袁励凖是民国年代的人，我想这并非指的是江户古墨。由于没有看到墨的原物，因此无法断定，但很难追溯到镰仓时代。北条政子献给源赖公的使用墨，现仍保藏在鹤岗八幡宫内。
南北朝 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末期，书院装饰物得到发展。在《猿草子》（英国大英博物馆藏）中描绘出书院的装饰物有笔架、砚屏、笔、笔洗、花瓶等。当然，砚和墨也应该有，可见生活趣味相当洗练精致。
江户时代 怀玄子
随着室町幕府的衰退，地方官和大名也在各地掀起奖励国产制墨业的热潮。其中，知名品牌有萨摩墨（岛津氏）、周防墨（大内氏）、筑前墨（少弍氏）等。
江户时代 壶公
确定奈良时代墨业的创始时间是很困难的，但根据贝原益轩的说法制墨则始于明德、应永年间（1394—1428）兴福寺的二谛坊。博学多才的贝原益轩先生的说法究竟有何依据，尚不得而知。这里边既有舶来品的唐墨、也有室町时代对奈良时代墨业的效仿，更有纪州滕代制墨的衰落，以及接踵而来的延喜时代墨业的衰亡。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其物产业更加走向衰败一途。
安土、桃山时代
1. 古梅园于永禄年间（1560）开业。
2. 丰臣秀吉时代，据文禄年间的“大阁检地”的记录得知，在奈良饼饭殿乡制墨厂房约九十五间，有四十四轩制墨商号。
江户时代 廖天一
墨屋二轩 （森若狭、森丹后）
3. 元龟三年（1572），黑屋大黑（高天居）成为江户幕府的御用墨师。
江户时代
据贝原益轩的《扶桑纪胜》( 延享二年,1745) 载，以前最早接触奈良墨的黑川道祐在《雍州府志》（贞享元年，1684）中有如下描述：“近江武佐墨、丹波贝原墨、洛下太平墨（松烟墨）自古有之，呈淡黑色。中世南都兴福寺二谛坊持佛堂的灯罩上，取出久熏的煤烟和牛胶而制墨，这是“南都油烟墨”的由来。南都人学此采集油烟而制墨。今京都墨屋也仿效其法且更加精密，与中国墨的品质相比毫无二致。”为此，不仅仅是奈良，京都的墨业也大抵知晓。
江户时代 千岁苓
藤井贞幹《好古小录》（宽政九年，1797）中记载：“在奈良兴福寺妙善院有墨模，以铜制造。传云：僧空海入唐以来招来之所。正面雕龙，背面刻“李家烟”三字。”在这里，与空海相关联或附会者颇多，李家烟是指中国南唐的李廷珪。当然，也有朝鲜李家王朝的可能性。
元和二年（1616），墨匠藤原广家任命为筑后掾，以领受主管墨屋。
江户时代 寿宝园 汤之盘
元和三年（1617），江户幕府成立。在大阪设置江户油问屋，组建起菜种油株式会社。菜种油与油烟墨有深切的关联，大和盆地掀起种植菜种的热潮。
贞享二年（1685）刊《京羽二重》记录：奈良的大黑但马、大阪的长田大和等商家皆移居京都来开墨店，京都拥有墨屋十八家。
江户时代 御香天府
贞享四年（1687）刊《奈良曝》四卷在诸职名匠商人项中列举出墨屋九家，元禄年间（1688—1703）有森田出羽（奈良）的墨商。
古梅园
初代松井道珍（1528—1590），室町末期开创墨业，领授官名土佐掾。经二代道庆（1578—1661）、三代道寿（1611—1697）至四代道悦（1641—1711）被任命和泉掾，作为造墨司官员以统辖监管奈良制墨业。五代元规是一位笃学之士，寻觅古老的墨业文献而集大成，授予越后掾官职。其业绩一直遗传至第六代元泰（1689—1743），从而刊行了《古梅园墨谈》《古梅园墨谱》《太墨鸿壶集》。七代元汇又编辑出版了《古梅园墨谱续编》。继八代元孝、九代元谊、十代元长、十一代元淳，引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十一代元淳也是一位实业家，创造出新颖形式的墨，其形制波及至现代。又经十二代贞太郎、十三代元慎至现在的主人十四代。
藤白墨
江户时代以后，至纪州德川宗直、宗将时期，一度废绝的藤白墨的传统又得以再度复苏。宝历七年（1757），有田郡汤浅村的桥本接受潘主之命开始制墨。古名藤代，后更名为藤白。这个时代的藤白墨我们至今还能领略一二。
江户时代 名花十二客
由此可知，藤白墨的制墨所在有田郡汤浅町的御射山处。宽保壬戌即清乾隆七年（1742），相当于“乾隆御墨”制作的年代。
江户时代 玄林堂制 鸣琴
鹰岛濒伴鸥并非是当时的墨务官？此外南纪名墨也产生出许多优秀的墨。
桂花园
福井土佐掾藤原守美著有《墨谱》，刊年不详，他汲取柳沢淇园（1704—1758）的画而作成《古梅园墨谱》。
江户时代 香林堂制 蓬莱山
天和二年（1616），藤原广家制墨的世袭制墨仍在延续。宽永年间（1704—1710），福井土佐接任福井备后掾之职。宽延元年（1748）和文政三年（1820）都有大阪高丽桥二丁目桂花园福井土佐开置制墨支店的记录。江户中期，丹波的贝原企图恢复以松烟制墨的计划，但不久断绝。
江户时代 鱼形墨
和墨成为古墨则产生在江户时代。在《古梅园墨谱》和《桂华园墨谱》中都可以看见优秀的范例。墨谱也可以分成“和式”和“唐式”两大类别，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沿袭明清墨型的样式。也有许多墨，也没有列入到墨谱中。著名的《方式墨谱》及《程氏墨苑》《墨海》等舶来墨谱，据说若干个日本人也名列其中，这也可能是屈指可数的大名寄赠的作品才可能被选中。古梅园主通过长崎送烟煤而制墨，并请来了新的版型。称“丰山香”的圆形墨，揭示出与朝鲜有某种关联，其资料价值弥足珍贵。朝鲜制墨官李东郭曾赋诗赞丰山香墨（朝鲜发音古梅园）给古梅园主人松井和泉，写道：“丰山妙制最称奇，遗法当时自大师。挹取浓光题数句，笔头浑觉暗相随。辛卯仲冬上浣，题赠松井和泉。朝鲜制述官李东郭。”
江户时代 龙凤圆墨
天明三年（1783），刊行了以实用墨为主体的拓本墨谱。其后，福永备后、宫武又改装在册页上。据此墨谱可知当时的墨匠作坊。江户末期，京都的鸠居堂、江户的高木寿颖、纪州的铃木梅仙等人开始大肆宣传墨的品质。据资料统计，幕末奈良的制墨者达十八家，明治元年为十一家。
明治六年（1873），《诸用控帐》揭示出奈良墨屋向全国各地控制购墨数量的调查，并作出不同的种类：小学校用墨、学校用墨、学校翰墨、学校御用墨等。涉及东北的秋田、米泽、本庄、白河、枥木、桐生、东京、藤泽、甲府、上田、长野、松本、冈岐以及中部、关东、东北等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