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007、碟中諜、傑森·伯恩這樣的間諜，只能出現在電影裡。
手拿高科技裝備，全球執行任務，一言不合就開槍，把街頭駁火當飯吃，如果間諜真這麼工作，墳頭草早就長成大樹了。
真實世界中的間諜，更多的是斯諾登那種，文文靜靜、人畜無害，像普通上班族一樣，用著商務筆記本，坐在格子間裡處理情報。
即便大名鼎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手把手培訓出來的間諜，也都是拿筆多於拿槍的“文職人員”。
2500多年前，兵聖孫武，就定義了什麼是間諜。
他在《孫子兵法》裡寫道，“知敵之情者也”，如果去掉秘密屬性，“間諜”這事兒說穿了，本質不復雜——間諜即情報。
像“納粹諜王”西格佛裡德·貝克爾，被美國視為“西半球最重要的德國間諜”，他最重要的工作有兩個，一是分析美國報刊和技術雜誌，收聽電臺廣播，通過與外交官和訪問過美國，或者在美國受過訓練的軍人打交道掌握信息；一是調查空航和遠洋的貨運信息，重點在運輸時刻表和貨運往來情況，以此分析評估盟軍補給線，所能支持的戰爭規模。
中央情報局（CIA），是美國最大的情報機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情報網，就是為了有足夠信息，供給後方情報人員做分析、側寫。
情報人員不但要分析每一條信息的真實性、重要性，分析它們所能產生的影響，更要對消息鏈條上的每一個關鍵人物，做全面側寫：他出於什麼原因，說了這樣的話、做了這種決策、心理動機是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儘可能、最大限度地琢磨人。
像這種分析側寫，需要動用資源極豐富，對於不同目標，優先級自然不同。
比如冷戰時期，CIA專門針對前蘇聯編制《傳記手冊》，每個負責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重要人物，其個人情況都記錄在案。
CIA記錄的個人情況，並不僅僅是姓名、年齡、家庭、籍貫，就像前面所說，只為特定人物分析側寫，內容包括目標人物的興趣和動機，找到能夠解釋其過去或未來行為的內在動因。
這個間諜項目，貫穿了整個冷戰，根據現在公開資料，到了1977年4月，給前蘇聯特製的《傳記手冊》，已經更新增補到第四版。
CIA不但對假想敵下手，對於盟友一樣不放過。
在我們印象裡，美國傾盡全力保護以色列，事實也是如此，自以色列建國以來，美國在聯合國為其動用了40多次否決權，這主要因為猶太裔勢力，對美國政府影響巨大。
所以，小朋友才有了那個大問號，“美國和以色列，到底誰是誰的爹？”
即便如此，CIA還是給以色列政要編寫過“傳記”，其中，堪比出埃及記的英雄總理伊扎克· 拉賓（Yitzhak Rabin），受到極大重視。
經過CIA分析側寫，得出了一個間諜眼中的拉賓：他“存在矛盾性”，因為他是軍事上的鷹派、政治上的鴿派；同時，他曾以將軍出任大使，在各個強國、大國之間周旋，造成他心中信念堅定、行事謹小慎微。
這種“直入人心”式情報分析，投入大、效率低，但這就是間諜們的日常工作，特別是現今，大數據盛世，間諜工作也進入智能時代，極大提高了分析準確率。
不過，CIA公佈出來的成功案例，還發生於前互聯網時代。
一是針對伊拉克，一是針對本·拉登。
1991年1月，在“沙漠風暴”行動展開之前，CIA提交了《伊拉克政治及人物手冊》，對伊拉克政壇進行了極其詳細的分析，深挖薩達姆內心，給軍事行動順利進行，提供了極大幫助。
CIA對於本·拉登的調查分析，也極為詳盡，分析了他的成長背景和教育經歷，甚至把他在蘇丹居住期間的情況，和他背後的大金主都挖了出來。
不過，這份於1996年完成的“奧薩馬·本·拉登調查”，並沒有阻止2001年發生“9·11”。倒是在以後十年間，美國海軍陸戰隊追捕本·拉登，這份“拉登傳記”提供了不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