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毛澤東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五一”口號通過新華社正式發佈，新華廣播電臺進行全文廣播。“五一”口號共23條，被歷史銘記的是第5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從此，“五一”口號響徹雲霄，傳遍華夏神州、傳至寰球世界。
盛讚：民主黨派對“五一”口號作出熱烈響應
香港，是美麗繁華的東方明珠。自1946年國民黨悍然發動中國全面內戰，特別是宣佈取締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以後，這裡成為許多民主人士的避難之所。一時間，香港成了中國的“政治熱土”，除國共兩黨外，李濟深、張瀾、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袖人物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於此。他們經常聚會，談論國家政局。
“一石激起千層浪”。“五一”口號發佈，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作出了響應。其熱烈程度，可能連中共領導人也未曾完全料想到。
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民主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簡稱“救國會”）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譚平山，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向全國同胞發出聯合通電（簡稱“五五通電”），並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盛讚“五一”口號，認為“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易勝欽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此後的5月至7月，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還以組織名義發表宣言。這時，中共香港分局主辦的《華商報》提供了重要的陣地：5月7日，臺盟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並於同月22日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號召臺灣同胞響應五一口號，堅持反美反蔣爭取解放》為題公開發表；5月24日，《響應中共五一號召 不僅座談更應行動——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宣言》發表；6月9日，《致公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號召海外同志加緊努力，擁護中共領導新民主革命》發表；6月14日，《中國民主同盟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發表；6月17日，《農工民主黨發表宣言——團結群眾進行鬥爭 努力爭取召開新政協》發表；6月25日，《推動新政協運動——國民黨革委會號召同志接受中山遺教繼續奮鬥》發表。
與香港民主黨派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公開響應不同的是，在國統區的民主黨派只能“悄悄”的做出響應。5月，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在上海、九三學社在北平分別舉行秘密會議，一致通過決議，響應贊同“五一”口號。
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體系中的各民主黨派都表了態。其語言表述儘管各有不同，但觀點和態度基本一致，就是贊同中共中央發佈的“五一”口號，號召本黨派成員積極行動起來，參加新政協會議，參與組建聯合政府。
時光荏苒，歲月蔥蘢。72年過去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也綻放了異樣的光彩。
但也毋庸諱言，經歷過民主主義革命的老一輩民主黨派成員多已逝去，新中國建立後出生、成長起來的一些民主黨派成員，缺少了民主黨派前輩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的切身感受，對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民主黨派共同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也因時間久遠難免缺乏深入全面的學習研究，不免會產生一些模糊的認識，主要“觀點”是：“五一”口號發佈後，各民主黨派雖然發表宣言響應，但並沒有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直到1949年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李濟深等55人發表《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這才表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同舟共濟：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團結合作
一部中國現代史，可以說就是國共兩黨關係史。中國的民主黨派，是在國共兩大黨尖銳鬥爭的基本格局下逐步孕育、產生的。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對民主黨派多是壓制迫害；共產黨堅持民主聯合，對民主黨派一貫是團結幫助。可以這樣說，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團結合作，一方面表現在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影響和幫助，一方面表現在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擁護和支持。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共同譜寫了同舟同濟的美好篇章。
民主黨派受共產黨的影響很深，特別是其領導人，均是社會知名人士，大多為軍政要員或學界名宿，一般自視甚高，但與共產黨接觸後，莫不折服，進而轉變了思想。
1938年1月，鄉建派領袖梁漱溟對延安進行了訪問，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其間，梁漱溟與毛澤東就中國局勢與前途進行了多次交談，其中包括兩次徹夜長談，毛澤東向梁漱溟論述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理由，令梁漱溟深為折服，“這樣的大作品，大文章，蔣介石沒有，旁人也沒有，我看這是事實。”這次談話，從此改變了梁漱溟對中共的成見，轉而與中共保持合作，成為中共的朋友。
1945年7月，為防止內戰爆發、促成國共兩黨恢復商談、黃炎培、褚輔成、左舜生、冷御秋、章伯鈞、傅斯年等六人訪問了延安。回到重慶後，黃炎培突破國民黨政府的圖書審查制度，出版了《延安歸來》一書，寫出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與收穫。該書前後總共發行10萬多冊，讓“各地老輩和海外華僑……瞭解到中國共產黨這樣可敬可愛，而並不是可怕”。黃炎培後來還說：“我一輩子都在尋找著真理，一直未曾如願以償，而使我認識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中共領導人在重慶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的聚會有120次之多。如沈鈞儒、章乃器等民主黨派成員，就是通過這些有著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共產黨人逐步瞭解、認同、接受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共產黨不僅從思想上去影響團結民主黨派成員，更是從民主黨派組織建設上提供支持幫助，為與民主黨派聯合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打下了組織基礎。
1941年2月，周恩來、董必武等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重慶玉皇觀聚談，表示支持各黨派聯合起來，“莫被各個擊破”，對他們聯合起來成立民主政團同盟深表贊同。最終，推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3月19日正式在重慶成立。10月28日，中共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支持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並將之視為民主革命的生力軍。
1941年夏，在周恩來提議下，一部分國民黨民主派以及國民黨政府中擔任幕僚的進步人士，在重慶秘密成立中國民族大眾同盟(後改名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參加者後來發展到200餘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動，對爭取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分化國民黨頑固派，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作用，進而推動國民黨民主派組織起來，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1945年9月，毛澤東邀約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吃午飯敘舊誼，鼓勵他們把九三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最終，九三學社於1946年5月4日在重慶成立。
1945年12月，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成立。中共地下上海局書記劉曉，指示地下黨員梅達君、趙樸初幫助開展人員聯絡工作。
在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影響和幫助中，民主黨派一步一步向共產黨靠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周圍。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11月，黃琪翔、章伯鈞等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發表《反帝抗日宣言》，成為第一個響應中共“八一宣言”的民主黨派。12月，李濟深等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公開發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政治綱領》，響應中共《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確立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1936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發表《“組織反日陣線”提議宣言》，響應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十大行動綱領。
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召開，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道與國民黨進行了一場異常激烈的鬥爭。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都提出了關於要求實施民主憲政的提案，促使本次參政會作出實施憲政的決議，並決定組織“憲政期成會”。這次會議被稱著是“晴天霹靂的憲政運動”。
1944年9月，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召開，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公開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主張的提出，為全國的民主運動指明瞭鬥爭的方向和具體目標，更使中共在政治上爭取了主動，使大後方的民主運動發展到一個新階段。9月24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董必武、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馮玉祥等四百餘人在重慶隆重集會，要求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響應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次年1月15日，民盟發表宣言重申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該宣言在26日的《新華日報》登出後，這天的報紙“賣到200元1份”，可見民意所在。
1945年8月至9月，國共舉行重慶談判。宋慶齡、張瀾、柳亞子等民主黨派領袖，積極支持中共的主張。毛澤東還稱讚張瀾“老成謀國”。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黨政府禮堂舉行。共產黨、民盟和其他支持共產黨主張的民主人士並肩戰鬥，推動會議通過《政治協商會議議案》，實質上否定了國民黨法西斯訓政的法統，否定了國民黨的內戰方針和獨裁政策。這是國民黨的失敗和人民的勝利，是共同鬥爭的結果。
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最容易認清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真正的敵人？
天下歸心：民主黨派公開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和平曙光已現，全國人民希望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國共兩黨擯棄前嫌、組織各抗日黨派建立聯合政府從而和平建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但很快，作為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勢力的民主黨派發現，他們所有艱辛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了：
作為政治協商會議成果的《雙十協定》，被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推翻，民主黨派所渴望實施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化為泡影。
6月26日，國民黨蔣介石以圍攻中共中原野戰軍為起點，發動了全面內戰，民主黨派渴望的和平化為泡影。
11月15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大”， 通過了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次年4月18日，蔣介石導演了“改組政府”的騙局，把背叛政協決議的青年黨、民社黨以及少數所謂社會賢達拉進政府，宣稱改組後的政府已是“自由主義的多黨政府”，民主黨派組建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願望化為泡影。
民主之路已絕！國民黨對民主黨派便不再“客氣”了：
1946年2月10日，製造了“較場口血案”。當天，民盟、民建、民聯等33個團體1萬多人，在重慶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國民黨指派特務搗亂會場，大打出手。李公樸、施復亮、郭沫若等受重傷；馬寅初、李德全等挨拳腳；沈鈞儒遭圍攻。
6月23日，製造“下關慘案”。國民黨特務在南京下關車站，圍攻施暴以馬敘倫為團長的和平請願團達五個小時，打傷馬敘倫、閻寶航、雷潔瓊等人。
7月中旬，製造了“李聞慘案”。11日，剛剛在“較場口血案”身受重傷的李公樸在昆明被暗殺；15日，聞一多慘遭暗殺。
1947年10月7日，國民黨西安警備司令部公然槍殺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委杜斌丞。
11月6日，在國民黨蔣介石強迫下，民盟以張瀾名義發佈《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被迫宣佈自行解散。
如果說，在抗戰勝利、和平之機陡現的一段時間裡，基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展開，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好像“走出”了一條在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只是一條沒有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