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高健 保密觀
在保密工作語境中，說起“情報”一詞，相信大家不會陌生。雖然學術界對情報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普遍公認的是情報最早產生於軍事鬥爭，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開始廣泛適用於經濟、科技、戰略等其他領域。
那麼，古往今來，圍繞情報的活動和工作究竟呈現怎樣的軌跡呢？
古
中國古代情報活動
在我國，很早就出現了情報活動的萌芽。文字出現以前，古人主要靠口耳相傳、行動模仿、結繩刻木等方法傳遞情報。隨著文字的發明和知識的累積，情報文獻相繼問世，例如商代的甲骨卜辭中就出現了有關偵查敵情和軍事預測的記錄。後來，伴隨王朝更替而起的政治、軍事活動更是催生了諸多情報“成果”。
五千餘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古人關於情報活動的理論和實踐主要有以下特徵：
情報獲取積極用間
早期情報活動服務於戰爭，自然是為了獲取有利於己方的情報，就如《孫子兵法》的名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至於如何“知彼”，孫武在兵法的《用間》篇中系統論述了諜戰方法，開啟了我國古代諜戰思想的先河。可見，在孫武看來，情報的獲取離不開成功的間諜活動。而在其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紛爭之中，像子貢救魯、信陵君用門客作間諜都是很成功的實踐。
信陵君更著名的事蹟是“竊符救趙”
唐朝《李衛公問對》採用唐太宗和李靖君臣對話的形式闡述軍事情報思想，其中，李靖雖然認為一味強調諜戰的重要性容易忽視其負面影響，但也在《通典》中肯定子貢、蘇秦、張儀等“憑此術（諜戰）而成功”，具有積極意義。
到清末，朱逢甲著《間書》專門論述中國曆代偵察情報和間諜活動，更是將間諜活動獲取情報視為挽救戰場頹勢、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靈丹妙藥。
情報分析以觀大局
在古代，獲取情報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供戰略決策，因此，對情報的分析和研判一直是重中之重。《孫子兵法》開篇就提出“廟算”，在戰爭前即要對交戰的國君、將領、武器裝備、自然環境等予以綜合評估，以達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結果 。
同樣被後人視為戰略情報分析研判典範的還有流傳千古的《隆中對》。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指出，將領只有在獲取詳盡準確的軍事情報的基礎上決策，才能夠“致人而不致於人”。他對當時曹操、劉表、劉璋、孫權等軍事勢力的分析和為劉備“量身定製”的戰略決策從此成為劉皇叔安身立命、三分天下的關鍵。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情報信息注意保密
由於多有軍事鬥爭的實踐經驗，在論及情報信息的保護時，很多軍事思想家都提到保密的重要性。
《孫子兵法》中提出“事莫密於間”，把保密要求提到頭等重要的地位。《呂氏春秋》提出“重言”和“慎言”的主張，即今天我們保密工作者掛在嘴邊的“不該說的不說”。
不僅如此，有些典籍還對“保密技術”提出要求，如為了保證情報安全傳遞，《六韜》敘述了陰書陰符的通信方法。宋代《武經總要》載有“字驗”“符契”“傳信牌”等情報技術手段，其中“字驗”與今天的密碼電報頗為相似。
今
情報含義發生重大變化
進入20世紀，辛亥革命結束封建王朝在中國的統治，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期間，中央特科、中央社會部、重慶南方局、華南情報局等機構為黨獲取了諸多重要情報，在對敵鬥爭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重慶南方局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國內主要矛盾的轉化，我國開始有組織地開展科技情報工作，即通過結合文獻調研和研究工作，掌握世界科技發展動向，解決科技人員獲取資料難的問題，為國家重點項目攻關和科技管理決策服務，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後，隨著信息化浪潮的興起，科技情報工作的核心從情報研究和情報服務遷移到信息檢索和信息服務。此時，情報工作領域還出現了經濟情報、競爭情報、文化情報等，情報一詞的含義發生重大變化，其範圍更是不斷擴寬。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明確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和總體部署，也為情報工作帶來新機遇。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下，我國情報工作開啟了新的階段，並將繼續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2017年，備受矚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我國國家情報工作的相關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熊建平,褚道立.“中國古代情報史”[M].金城出版社,2016:85~86.
[2] 靳曉宏,包琰,李輝,等.“中國情報活動的古往今來”[J].情報雜誌,2019(08):1~6.
本期編輯：高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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