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课》电影海报
文/扭腰客
（全文约3000字，占用您一点假期时间）
历史上看，中西方上一次在政治上最大共识可能是面对纳粹邪恶轴心时的统一战线，这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为什么同时被中西方读者所接受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书中对德意志“尽职尽责”民族性格的反思引发了跨文化共鸣。
中国读者可能会将其理解为愚忠、固执、偏执、死要面子、轴，但这都不是《德语课》要表达的内容。小说从头到尾400多页，除了来自柏林禁止作画的荒唐禁令和“人民冲锋队”（纳粹德国崩溃前动员超龄男子参加的简陋民兵组织）战风车式的可笑抵抗，几乎看不到对法西斯政权的直接控诉，而把所有叙述能量都集中在这个政治背景下的个体选择上。
《德语课》被誉为战后德国最有力的反省作品之一，将矛头直接对准极权下的个体灵魂，这是德国战后全社会反思的显著特征，即不仅控诉纳粹政府的种种恶行，还要检讨极权之下，个体如何被操纵、配合、支持、纵容，不论是被迫的，还是有意的。
与君特·格拉斯在晚年回忆录《剥洋葱》中针对自己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进行自省式揭露和心理剖析不同，《德语课》的第一人称主人公更像是一个在北德田园生活中，游离在恐怖政权边缘的观察者、叛逆者和受害者。作者真正鞭挞的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经典论断——平庸的恶。
我在德国很多博物馆里看到过类似的记录和反思，比如纽伦堡审判旧址博物馆里不仅记录着对主要战犯的审判，还包括后面很多轮的审判，层级逐渐降低，比如服务纳粹政府的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阶层，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当然，由于战后社会重建需要，很多低级别战犯后来得到特赦，但历史罪名无法洗涤。我在斯图加特的保时捷博物馆里也看到了大量史料，记载了保时捷公司在二战期间如何沦为纳粹政府的军工企业。
也许有人会说，乱世之下，别无选择。这是错误的，这会导致我们全部有价值的反思毁于一旦。国家危难之际，所有人都面临选择，有高级知识分子选择服务日伪、汪伪政权，也有燕赵义士选择加盟“扶清灭洋”义和团。在历史特定阶段，人们受时代等客观因素影响，可能无法做出终极正义的判断，但可以避免走向最糟糕的极端。
格拉斯曾经回忆青年志愿军一位男孩拒绝持枪操练，他的经典话语是：“这事儿咱不干！”伙伴们嘲笑他应该被送去集中营，后来这个男孩不知下落，却给格拉斯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后他在创作中篇小说《猫与鼠》时，专门设计了小英雄马尔可这个人物形象，他的经典动作就是一次一次把枪摔在地上。
体育史上也有类似抉择的例子。朝鲜日据时期，孙基祯被迫代表日本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拿了马拉松冠军，领奖时用月桂树挡住了胸前的日本国旗；中国东北沦陷时，“飞人”刘长春对代表日本出战奥运会严词拒绝。不仅有的选，而且越是乱世，道路选择越清晰。
《德语课》的故事主线很简单，鲁格布尔警察哨所的警察父亲严格执行禁止作画的政令，即使在二战结束后，他还执意损坏、烧毁画家南森的画作。故事中的我，在父亲和画家的角力中心灵不断撕扯，最终因偷画而被送去劳教，而“我”坚持那不是偷，而是保护画作不被破坏。
在禁闭室中，“我”被要求写作文反思自己的过错，题目是“尽职的快乐”。在作者看来，这是悲剧的起源。小说倒数第二章节《海岛》末尾，还有更可怕的作文题目“谁能服从，谁就能命令别人”，这个题目引发了德语课的骚乱，两个少年交了白卷，而训诫所的老师不以为然。
小说叙述节奏是舒缓的，我一度陶醉于作者描述北德特有的生活气息。驻德一年多，我只去过汉堡一次，只在人民公园体育场和仓库城走马观花了一下，甚至没来得及感受易北河的风情。
故事发生地在德国靠近丹麦边境的海滨小镇，有着典型北海、波罗的海地域文化，包括捡拾海鸥蛋时大战海鸥，滩涂上的踩鱼技巧、挖泥煤、藏匿了无数秘密的风磨等等。主人公的言行因其少年特质，深意不在言中，直到小说最后两个章节，作者笔锋转向激烈，一串振聋发聩的反问喷薄而出：
我想问问，这儿的人良心上过得去么？人们不愿意对自己进行宣判，所以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送到这里来。这样做，至少使他们感到轻松，解脱了他们自己。这很简单，把坏良心用大船运到这儿来，他们自己可以去品尝早餐，晚上啜饮甜酒。——《海岛》
我要问，是谁给人们带来黑暗和阴郁，是谁在沼泽地里溅起一片泥浆，将雾霭笼罩在它的双肩；是谁靠着屋檐叹息，拿茶壶当口哨，将飞行中的乌鸦射在田野里？我还要问，为什么他们要把陌生人拒之门外，对他们伸出来的援助之手表示蔑视？我询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走在半途不能回头，并去思索一条更好的道路？是谁在黑夜里把草地染成黑色？我还要问，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黑夜比在白天观察得更深，更有结果？为什么人们如此过分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那无暇顾及说话的贪食，自以为公允的乡土学…我不明白他们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他们的目光和语言，我对了解的一切并不满意。——《分别》
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灾难之后，所有人还和从前一样，谁也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谁都觉得责任在其他人，不假思索地“甩锅”，如同小说结尾处所言：“大家不动声色地相对而坐，都很满意，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获胜了。”
小说以一连串的发问收尾，这只是理解这部小说、引人反思的开端。《德语课》式的反思对我们的疫后思考有哪些启迪呢？
德国杜塞尔多夫两位历史学家Heiner Fangerau和Alfons Labisch在新书《瘟疫与冠状病毒》中认为，如今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与已知的病毒，如鼠疫、霍乱，梅毒、艾滋病，麻风、伤寒等，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只不过人类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已，连人类在面对疫情的心理应激反应也都类似——排斥、污名化、怀疑和谴责。隔离，从古至今都是这个办法，只不过今天和中世纪相比没有那么残忍，把人晾在一边自生自灭。
这次疫情是二战后人类面对的最大危机，所有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在反思的责任面前逃遁。中国和西方都要拿出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勇气来直面得失，除此以外，任何选择都对人类无益。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团结，而不是撕裂。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病毒的国家，也不是一位写日记的作家。国家间意识形态对立不能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批判一个作家无助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经验教训。抗击新冠病毒，如同与法西斯抗争，需要最广泛统一战线，需要最广泛地达成共识。
我们需要经典文学作品来承载这些思考，这些作品的内省力至少不能低于《德语课》。目前这本备受争议的日记难当此重任，不是因为观点和内容，也不是因为是不是用德文在海外出版，是因为还达不到我们期待的经典文学的门槛，不能替代，也没有唤起整个民族思考与自省。自负和高傲，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利于拯救我们自己。
疫情当下，我们见到了前所未有荒谬的言论和事情。历史面前，跳梁小丑只能短时霸占舞台。有着强大内省力和纠错能力的民族才能在与病毒的厮杀中生存下来。历史本来应该走到了中西方达成第二次巨大共识的时刻，而我们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撕裂。西方一些政客像鲁格布尔哨所的警察一样“尽职尽责”地维系着他们认为应有的世界秩序，身体里永远住着一颗训诫中国的心。而我们的警察会不会也像鲁格布尔哨所的警察一样，在疫情过后，身体里还住着一颗训诫医生的心？
烟消云散后，他们会不会照旧，来烧我们的画？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