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處在一個很特殊的時期，因為從外部環境來看，14-16世紀，同時期的西方正處於“文藝復興”的關鍵時期，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資本主義就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中國雖然依舊處於封建社會，但當時也是有資本經濟萌芽的出現，而且社會結構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明朝宦官首當其衝，他們做事的一些邏輯方式，其實蘊涵著現代文明的曙光，但這種苗頭剛剛起來，就被士大夫階層給無情地壓了下去。
本文就來談一談明朝資本主義萌芽，還有宦官的做事方式是如何暗含現代文明的曙光的。首先來講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做的一系列政策就間接促進了明朝商業的發展。比如從洪武皇帝朱元璋到成祖朱棣，這期間曾有過跨度長達50年的人口遷移政策，主要目的是因為剛剛經歷常年戰亂，中國有些地區人煙稀少，為了保持地區人口平衡，就把人流密集地區的人口分出來一部分，遷移到人煙稀少的地區去開墾荒地，恢復生產。這一政策增加了人口流動性，活躍了經濟，間接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還有就是裡甲制度的產生，以十戶為一甲，一百一十戶為一里，這種類似社區的基層組織形態，不僅讓人口數量穩步增長，百姓之間相互協作，還增加了農業產量，農民收成增加，還會有餘糧。那多餘的糧食吃不完，就會被農民拿到市場上換取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這樣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之後驛站的重新恢復，就等於把交通系統給完善了。“要致富，先修路”，交通對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明朝驛站頗有些如今高速公路的意思，一個驛站能輻射周邊方圓幾十裡，為這些地方帶來商業的發展。朱棣時期還重修了京杭大運河，作為水路驛站來使用，這些措施都間接促進了明朝商業的發展。
明朝中後期的一些政策，更是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明朝中後期商人地位逐漸提高，還出現了商人子嗣可以參加科舉的政策，要知道以“士農工商”為主導的中國封建社會，商人子嗣能參加科舉，絕對是一個重要突破。
還有就是以銀子代替實物來收稅，貨幣政策的改變對商業發展帶來的好處更加直接。明朝在朱棣時期就派遣鄭和多次下西洋，到了隆慶年間，“隆慶開關”全面開放海上貿易，讓全球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明朝白銀增多之後，以銀子代替實物作為稅收的政策也順勢而出，白銀也開始成為基礎貨幣了。
人口流動性增加，完善交通，商人地位的提高，貨幣政策的改變，雖然明朝皇帝制定這些政策的時候，初衷並不是為了刺激商業發展，但這些政策的確間接性的讓明朝商業得到了空前繁榮。與當時西方的文藝復興相比，處在14-16世紀的明朝也確實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在商業繁榮發展時期，肯定會有一批人是思想或者行動比較超前的，他們在這種大環境中，必然與眾不同，這一批人就是明朝的宦官。
再來談一談宦官為何是明朝比較超前的一批人
明朝宦官辦事有個特點，就是講效率，重結果，沒有道德上的束縛，沒有官場各部門利益的牽制，他們只對皇帝負責，代表皇權，所以做事往往比較實際，一是向皇帝交差，二是給自己撈油水，這些做法說成是自私自利也不為過。
淺析明朝宦官與士大夫的衝突，道德是導火索，做事邏輯差異是根源
這種人怎麼能說是明朝現代化的曙光呢？因為要知道現代文明就是在自私自利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說過：“我們的晚餐並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師或者麵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己利益的打算。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主動給我們好處，而只能說我們會給他們帶來好處。”社會上他人為我們提供商品，並是不處於同情，而是因為他們想要賺更多的錢，而我們正好需要這件商品，財富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給大家講一個例子，明朝萬曆年間，有個宦官叫陳奉，他奉命為皇帝去開礦，除了開礦，陳奉還非常痴迷一件事，就是煉高碳鋼。在當時的明朝，工匠們就已經知道把一定數量的碳粉與鐵混合，能冶煉出硬度更高的鋼鐵來。陳奉為了鍊鋼找原材料，不惜破壞老百姓的農田和墓地。這種情況在士大夫看來，完全就是罪大惡極。因為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喜歡用道德標準來衡量一切事情，像陳奉破壞農田，那就是破壞封建小農社會；挖人祖墳，就是不尊重孝道，是對祖先的大不敬。而陳奉作為宦官，他沒有受到那麼多道德思想的限制，他破壞農田就是為了自己的鍊鋼事業，為了向皇帝邀功，所以他的行為很純粹，也很自私。
但要知道，工業化就是要改變農業社會的許多傳統，在歐洲工業化的歷史上，破壞農田，遷移墓地是經常出現的事。再比如小農社會鼓勵節儉，反對浪費，因為農業社會生產率很低，對環境的依賴程度高，為了防範災年，總得留點餘糧吧；但工業社會就不一樣了，工業化之後就要鼓勵人們去消費，這樣才能拉動工業增長。農業社會是定居社會，一個大家族祖祖輩輩都會住在一起，大家互相幫助，很注重親情；而工業社會則會打破原有的家庭關係，鼓勵青壯年到城市工作，參與工業生產，這種情況下親情就不會有那麼濃烈了。
再來說到宦官陳奉鍊鋼的事，陳奉的行為遭到了士大夫們的彈劾與阻撓，最終沒能繼續他的鍊鋼事業，如果陳奉沒能遭到傳統勢力的阻撓，說不定他還真能成為一位中國的鍊鋼工程師，為中國的工業發展做出貢獻。工業化能夠給人類帶來文明和財富，但工業化的過程是殘酷的，也必須經歷這樣的殘酷過程，但是對於明朝的士大夫們而言，他們是不可能理解的，他們所奉行古老的道德標準，無形中成為了中國工業化的阻礙。
反而宦官做事沒有道德包袱，只知道自私自利，這其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可以說，明朝士大夫與宦官的衝突，其實暗含著中國現代化的曙光。但是宦官的勢力畢竟太薄弱，根本動搖不了士大夫們的根基，而且歷史也是由士大夫來編撰的，對於一直與他們作對的宦官，當然會誇大他們的過錯，妖魔化他們的形象。其實，在真實歷史當中，明朝宦官絕大多數還是遵紀守法，秉公辦事的。
總結
明朝商業的繁榮，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中，宦官的做事邏輯是最符合現代化的行為方式，明朝現代化的發展，宦官可以視為是先驅者，比如鄭和就是宦官中先驅者的代表。明朝後期的開放程度之高，也與全球大環境有關，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全球貿易增加，也讓明朝成為了全球貿易中的一員。但這種勢頭最終因清朝統一中原而被迫終止，中國又開始進入長達百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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