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河西節度使崔希逸 大破入侵的吐蕃軍後，懷著無比複雜的心情寫了兩首詩，其一：“天平四塞盡黃砂，塞冷三春少物華。忽見天山飛下雪，疑是前庭有落花。”其二：“陽烏黯黯映山平，陰兔微微光漸生。戍樓往往雲間沒，烽火時時磧裡明。”詩中對戰爭卻不著一字，也體會不到一絲勝利的喜悅。崔希逸作詩時，心情正如詩中景色那般苦寒，勝利帶給他的只有無盡的痛苦，甚至使他在幾個月後就鬱鬱而終。
作為一名戰功顯赫的將領，同時也是帝國傳統勁旅——河西軍的最高統帥，崔希逸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但史書不僅沒為他單獨作傳，對他去世的記載也只有寥寥數語。如此反常，全因崔希逸和吐蕃人立下的一個君子之約。這個約定最終使他陷入深深的自責，含恨而死；同時也暴露了帝國最高統治者——唐玄宗的陰暗面，後者正是崔希逸被史家有意冷落的原因。
崔希逸，歷任萬年縣尉、監察御史、吏部郎中、鄭州刺史、江淮河南轉運使、右散騎常侍知河西節度事等
君子之約
開元十七年（729），朔方節度使李禕攻佔吐蕃石堡城，引得吐蕃舉國震怖，急向唐朝遣使求和。在皇甫惟明的斡旋下，唐蕃兩國得以重拾和平，結束了多年兵戈相對的局面。
如此數年，邊境百姓已沉浸於安寧祥和的氛圍中，兩國邊將也快忘了戰爭的滋味，“和平友好”是唐蕃關係的主旋律。面對此情此景，關心民生的崔希逸突發奇想，向吐蕃邊將乞力徐提議道：“如今兩國通好，互為一家，既已不再打仗，何必繼續駐兵修壕，妨礙百姓放牧耕種呢？不如我們都把駐軍都撤走吧。”乞力徐婉拒道：“崔將軍為人忠厚，必不欺我，但你我皆為臣子，即使彼此信任，也保不齊朝廷不會聽信奸人之言，要求我們趁對方不防備發動突襲，若是那樣，到時可就追悔莫及了。”
河西位於西北，是唐朝十大節度使裡軍事實力最強的節度使，歷任者多為當世名將，如郭子儀、哥舒翰、王忠嗣等
作為鎮邊大將，哪有人會同意這種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會立下的約定，巧的是偏偏崔希逸和乞力徐就屬於這種人。被拒絕後，崔希逸並不死心，特意殺了白狗起誓，表示絕不背叛約定。最終，乞力徐被其真誠打動，雙方撤去守備，還地於民。
《周易》裡狗為“艮”卦。艮為山，而山有“止”之意，崔希逸殺白狗意在表明“止戰”決心
正直但天真的崔希逸
堂堂軍區總司令，竟然會提出如此匪夷所思的約定，使人不得不懷疑崔希逸是否出身“唐朝戰忽局”。此舉是想麻痺敵人嗎？其實還真不是，這點從他的過往事蹟可見一斑。
早年，崔希逸作為當世名士而入仕，後歷任鄭州刺史、河南轉運使等職，因其為人正直、能力出眾且一心為民，所以無論何職他都幹得政績斐然，為世人所稱道。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他的為人，那是他與乞力徐立下約定前不久，剛升任河西節度使的事。接下工作後不久，他發現前任節度使牛仙客在任期間替國家省下大批精良物資，對此他既不貪功也不隱瞞，主動上表替前任請功，牛仙客因此被擢升為工部尚書。結合崔希逸的結局，可以看出他立約全出自一片真心，並未使詐。
然而，作為邊關將領，崔希逸和乞力徐都太過於理想主義，他倆忘了自己既無權力決定國家的邊境政策，也忘了國家間從無永恆的和平。不久後，事情一如乞力徐最初擔心的那般發展，吐蕃因這個約定而大吃苦頭，大唐則盡得先機，但崔希逸本人卻從此陷入無法自拔的愧疚中。
相較於和平，戰爭才是唐蕃兩國的常態，只要崔希逸和乞力徐其中一人不是理想主義者，事情走向都會大不相同
唐玄宗借刀殺人，崔常侍飲恨而終
西域小勃律國是往來各國的樞紐，長久以來吐蕃、唐朝都對這裡虎視眈眈，後來小勃律成為大唐附屬國，吐蕃為此屢次出兵企圖奪回控制權，直到唐蕃兩國和解，吐蕃才停止侵擾。
開元二十四年底（736），按奈不住野心的吐蕃不顧唐玄宗的警告，一意孤行攻佔了小勃律，惹得玄宗龍顏震怒。（唐朝、吐蕃在小勃律控制權上的交鋒可參考這篇文章：從“父慈子孝”的小勃律國和唐朝，看國家之間的“塑料情誼”）
小勃律位於唐朝安西都護府西南方，地理位置極其重要
彼時，崔希逸派往朝廷彙報工作的佐吏孫誨恰在宮中，一心邀功的他趁機向玄宗稟報崔希逸君子之約一事，建議對吐蕃攻其不備。之後的事，史書是如此描述的：玄宗聽完後不置可否，只派出內侍趙惠琮隨孫誨前往河西“審查事宜”，二人卻矯詔讓崔希逸偷襲吐蕃。迫於皇命，崔希逸只得出兵，結果毫無防備的吐蕃軍損失慘重，事後唐玄宗厚賞了趙、孫二人。
按照史書的說法，強迫崔希逸背約的只有趙、孫兩人，玄宗本人似乎毫不知情。事實果真如此嗎？無論勝利與否，矯詔本身都是對皇權的極大挑戰，皇帝豈能容忍？可玄宗不僅不處罰趙、孫二人，反而還給予厚賞，如此反常只能解釋為：趙、孫的行為已提前得到皇帝認可，所謂“矯詔”只是玄宗不願揹負罵名而使出的借刀殺人手段。後來發生的事可以側面印證這種猜測。
崔希逸靠偷襲大勝吐蕃後，唐玄宗派出監察御史王維攜帶大量御賜珍寶赴河西慰問功臣，在王維所寫的《為崔常侍謝賜物表》中，提到了崔希逸面對封賞的態度，他表示：
“王師不戰，無汗馬之勞；堯屋可封，何理人之有？實無異效，特降殊恩。”這句話既是謙虛，但更多的是崔希逸覺得自己背約得來的勝利根本不值得稱讚，這個“無汗馬之勞”飽含了無盡的酸楚。事實上，唐玄宗賜予他珍寶既有獎勵軍功的目的，也是在測試崔希逸的態度。如果崔希逸對封賞表現得意興闌珊，就證明他對皇帝讓他進攻吐蕃的命令是心懷不滿的，結果崔希逸的反應讓玄宗很不滿意。
王維在慰邊中寫下《使至塞上》，詩中“都護”指的就是崔希逸，到達河西后王維加入崔希逸的幕僚
第二年春，吐蕃出於報復派出大軍進犯河西，但又大敗於崔希逸之手，事後崔希逸寫了兩首借景抒情的邊塞詩表達胸中苦悶（即文章開頭兩首詩），這讓本就對他很有意見的唐玄宗徹底失望。就在此戰後不久，玄宗以“寵其命服，俾葉於酬庸；鎮彼神州，更期於表則”為由，表面上提拔他為河南府尹，實際上是解除了他的兵權。崔希逸對此心知肚明，背信棄義的自責感加上政治失意的挫敗感最終擊垮了他心中的防線，使他在赴任路上鬱鬱而終；他死後，趙惠琮、孫誨也因為其他事離奇地被皇帝誅殺，這種結果實在耐人尋味。
崔希逸帶著愁雲慘淡的心情前往河南赴任，結果卒於半道
大唐“背鍋俠”
史家對於崔希逸的經歷似乎諱莫如深，即使他有過卓越的政績、立過顯赫的軍功、還當過地方節度使，但新舊《唐書》均無其個人傳記。有人猜測史家是反感崔希逸背約的行為才沒給他作傳，但這說法過於牽強，因為崔希逸立約的出發點是好的，而且背約亦非其主觀意願，就惡劣程度來說，這種汙點在歷史中實在排不上號。沒有傳記的原因大概還是出於“為尊者隱”的緣故，畢竟玄宗在背約一事上很難擺脫干係。
其實立約只是崔希逸越權的個人行為，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唐玄宗大可不必顧忌這點，加上那時唐蕃關係微妙，即使唐朝不偷襲，也難保吐蕃不會，所以背約雖不光彩，但情有可原。然而，登基二十餘年的玄宗此時已失去年輕時的英明果斷，變得過於愛惜羽毛，他既無魄力直面爭議，也不願承擔背約罵名，所以崔希逸和趙、孫二人就替他完全背下了這口“失信”的大鍋。最是無情帝王家，大抵就是如此吧。
唐玄宗統治後期，其吝惜羽毛，不敢擔責的毛病更加嚴重，在十幾年後的安史之亂中被徹底暴露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