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正心正舉微信公眾號
文丨果其然
在上海，有這樣一家醫院：
只收晚期的癌症病人，他們中的90%，會在3個月之內去世。
但死亡的痛苦折磨不了這些病人。
或者說，這些病人面對死亡更加坦然。
因為這裡的醫生，更注重病人心理的安撫、心情的平復。醫生會和病人談笑風生，既不避諱、更不隱瞞死亡的來臨。他們會認真傾聽病人關於生活的感悟，也竭盡所能，滿足病人的各種願望。
即使有的病人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但他們最後的面容，更加從容、平靜、安詳。
於是這座距離死亡最近的醫院，同時也是距離天堂最近的醫院。
這就是位於上海閘北區臨汾社區的“舒緩療護區”。所謂“舒緩療護”，就是“臨終關懷”。
內觀己心 外察世界
臨終關懷，也叫“姑息治療”或者“安寧治療”。它由英國護士桑德斯創立，1967年一經推出，便在世界各地開展起來。
臨終關懷的概念：
當病人經過可行的醫療手段救治之後，仍無法改變死亡的結果之時，特別是後續的醫療措施，會使病人遭受更多痛苦的情況下，以減緩病人肉體痛苦、努力提升病人的精神狀態、加強病人的心理建設為方向的醫療手段。
從其概念可以看出：
“臨終關懷”與其說是一種醫療手段，不如說是一種全新的理念。
它不再強行把“個體存活”作為首要任務，而是將“精神圓滿”放在首位。
這如何理解？
啟迪多元思維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寫道：“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村上春樹也曾發出這樣的感嘆：“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可見生與死的概念，並非完全對立，而是一體兩面，自然而然。
而且正是因為死亡有著不可避免的絕對性，所以更能折射出人的價值、人的意義。
人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是生命的無限可能性，是創造、經歷、體驗的全過程。而死亡的過程，必然包含在生命之中，因為死亡是生命最後的演出、最後的光彩。
但在我們的科學及教育的體系中，只有優生學，沒有優死學；只有人生觀，沒有“人死觀”； 只強調生的崇高，不重申死的光榮；只有生的教育，缺乏死的教育。
於是人們對死亡的看法，也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對死亡始終採取否定、矇蔽的負面態度，認為死亡就是最大不幸，是人生的最低點。
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把生與死對立，把生命的完整過程，強行肢解。
更可怕的是，這種觀點從不考慮死者本人的感受、臨終病人的實際心理，而是強行爭取病人肉體意義的存在，毫不顧忌病人精神上的需求。
而“臨終關懷”，正是把“人的感受、“人的精神””放在首位，它把面向死亡的病人不再當做醫療手段所作用的“物”，而是把身患絕症的患者視為平等的“人”。
這就是人，最大的精神需求——人的尊嚴，不僅要求“生來平等”，更需要“死得其所”。
所以“臨終關懷”的內涵，就是“從人出發”、“以人為本”。這也正是“人文主義”的核心——“人”是中心，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是根本，是一切社會道德的基礎和展開。
要想充分把握這個內涵，“三思”思維是重要的工具之一。
正心正舉
思辨
辨，即辨別、辨證。
思辨思維就是要求我們：對事物的概念要仔細辨別、認真思考，方才算是辯證的看問題，思辨思維才能真正發揮效力。
結合“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思辨思維為我們確立了思考的方向：
“臨終關懷”所維護的對象——“人的尊嚴”到底是什麼？
它的人文內涵如何體現？
“尊嚴”有兩層意思：尊，尊重；嚴，莊嚴。
對於道德意義上的“人”來講，“尊重”最重要的人文內涵，就是“平等”。
我們一直認為，所謂“平等”就是不歧視他人、不對他人存在偏見。但“平等”還有另一個方面：“不用身份強行捆綁他人”、“不用刻板觀念強迫他人”。
著名作家巴金，2005年去世。在此之前的1至2年時間裡，他全身插滿管子、每天要吞下和注射大量藥品、他的身體無法活動，他的精神備受折磨。
巴金幾次都想減緩治療強度，做些他想做的事情，但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親戚朋友，都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看似天經地義：
他們捨不得巴金離去，不能接受文壇和生活中，巴金的永遠缺席。
但他們的道路走得有些偏離，他們忘了最重要的一點：“己不所欲，勿施於人”。
因為忘記了這一點，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他人，而喪失了“平等”的原則，就意味著“人的尊嚴”被完全忽略，即便有，也只能停留在淺顯的表面。
一旦“尊嚴”被忽略不計，“人”的意義便開始變味。“人”開始變成一種觀點、一種標誌、一種價值觀的映射，“人的意義”變得稀薄、蒼白、膚淺。
而這正是“莊嚴”的意義：
生命在於廣度，而並非長度，生活在於自我豐富、而不在於讓他人滿足。
所以“臨終關懷”的方向，就與“人文內涵”的方向取得了一致：
“生命的尊嚴”是以每個鮮活的個體為圓心，用平等的半徑，畫出生命最圓滿的圓。
思變
變，即變化、改變。
思變思維就是要求我們：針對問題要勤於變化思路，勤於改變緯度，這樣才能觸及事物的本質，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法。
針對“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問題，思變思維的啟示是：
為何許多人對臨終關懷，如此陌生？
為何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人文內涵？
陌生，就是“不熟悉”，“不熟悉”的原因，就是“不明白”。
對於“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不明白”並非因為這個問題太過高深，讓人不得要領，而是因為“害怕“產生了“怯弱”的心理，主動放棄了“明白”的機會，在問題面前一味退縮。
這個令人望而卻步的問題，就是“死亡”。
人們對於死亡諱莫如深，全世界皆是如此。
比如正式的社交場合也好，日常的交往也罷，“不能對死亡有所觸及”，是條社交鐵律。因為“死亡”是大忌，是不幸、恐懼、災難的象徵。
這種觀念使人們無法接受死亡、更無法直視死亡、善待死亡。
而“臨終關懷”，是幫助病人安詳走向死亡的手段。它是死亡在病人、家屬、醫務人員之間徹底公開化，它更是對傳統“死亡觀”的顛覆、自然使得人們難以適應。
但比起病人，醫護人員受到的影響更深。也就是說，許多醫護人員亦無正確的死亡觀。
所以“臨終關懷，”對於整個醫療系統來講， 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積極的倫理大環境，這勢必影響本來數量就不多的，從事“臨終關懷”事業人員的士氣，又進一步削弱了發展“臨終關懷”的倫理力量。
其實任何時代的醫生都應明白：
在當代被視作“最尖端”、“最先進”、“最有效”的醫療技術，在未來，都將會是粗淺可笑的。而患者今生今世可以從醫生那裡獲取的，不僅是相對“高端”的技術，更是醫生對於生命價值的釋然和達觀。
從歷史上看，醫學誕生於科學的矇昧時期，而並非“科技至上”的現代。幼年時期的醫學模式，是“神靈主醫”或者“醫巫同源”。當然，他們有迷信的方面，但更為重要的是，那時的醫生已經明白：醫生不僅要解決病人肉體的病痛，更要在在精神上對患者施予積極影響。所以“醫學”從基因來講，也不僅僅是“救死扶傷”，而是“以人為本”、“關懷至上”。
而“以人為本”也好，“關懷至上”也罷，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的情感基石。因為越是先進的社會，應該越是關注人的情感世界，越會實施關注的手段。
因為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之一，就是“人為主義”：崇尚人的理性，反對人的愚昧。
思便
便，即便捷。思變思維就是要求我們，通過科學的觀點，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路徑。
結合“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問題，思便思維是在提示我們：
“臨終關懷”最終作用於哪些社會關係？
這些社會關係又如何體現著人文內涵？
“臨終關懷”最終作用的關係，是“醫患關係”。
“醫患關係”看似是一種契約關係：病人付給醫生金錢求得藥到病除、身體健康；醫生付出專業勞動求得維持生活、提高生活的成本；
但“醫患關係”本身，卻比契約關係更加特殊：
1、醫患雙方地位並不平等。醫務人員不論在學識 , 甚至經濟情況方面，都比大多數病人優越；
2、醫患雙方並不自願。病人生病不是自願，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也沒有自由選擇醫生的自由，反之醫生亦然；
3、在單純的契約關係之中，契約的完成，單純依賴於雙方的個人利益驅動，和有形勞動的等價付出。而在“醫患關係”之中，醫生不僅要與之等價的專業勞動，更要付出超出價值的“關係愛護”。比如“醫者仁心”，就是對醫生身份的最基本要求，又比如“醫學倫理學”，更突顯出“愛心可貴”、“仁義無價”。
所以，“醫患關係”的實質，是通過醫療途徑而產生的、維繫、互補、共進的情感關係。
既然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就會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
而“臨終關懷”則是“人文主義”之中，最為顯著的表達，它能體現出病人“豁達”，更能體現出醫生的“醫德”。
二者的合力，正是“人文主義”一直強調的內涵：人性的光輝、人格的魅力。
撥迷見智 開啟自在之門
“臨終”、“關懷”，兩個意義極端的詞語能夠走到一起，就是靠著人文精神的聚合力。
這個聚合力的最佳體現，就是人文精神之中最為溫柔，也是最為豐富的內涵：人人平等，尊重生命。
“三思”思維細化了這一內涵，使得“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更加深刻，更加合理，它們分別從方向、方法、實質的角度，為我們充分理解、消化、運用這一內涵，提供了一套準確的座標系。
但“臨終關懷”又豈止限定於“醫患關係？”
它應該成為一種待人處事的方法，一種社會的情感基調。因為“臨終關懷”體現著人文的精神，散發著人情的味道，而人文精神的終極關懷，應該是人類自我珍視和自我關懷。
只有這樣，“臨終關懷”才會變成“彼此關懷”、“社會關懷”。
也只有這樣，醫學才能由“醫術”，變成“醫道”，最終與人文主義合二為一，成為真正的“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