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理遊子緒,菰米似故鄉”

■眾志成城 同舟共濟 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特別報道

“我的肺裡好像有東西咳不出來!”

在全法學聯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組建的醫療諮詢小組群裡,一名中國留學生的一句話,立刻讓組員們警覺起來。

詳細問診後,醫生認為這名學生只是患了季節性感冒。但他依舊恐慌:“一想到要客死他鄉了我就好難過。”當晚,他收到了中國駐法大使館委託全法學聯發放的“健康包”。

“我吃了連花清瘟膠囊,喉嚨涼涼的,舒服多了。”他在群裡回覆。

“連花清瘟膠囊當然不是神藥,主要還是心理作用。”近一個月來,群成員翟若陽看到了許多“鬧烏龍”的同學,儘管覺得好笑又無奈,但他無比希望,同學們都只是“鬧烏龍”而已。

忐 忑

早在2019年12月底,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被報告時,翟若陽與科研組同事就開始關注了。

作為法國克萊蒙奧弗涅大學生物醫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翟若陽的研究課題是肺呼吸窘迫症。這正是新冠肺炎可能引起的重症之一。

當地時間1月24日,法國衛生部長表示,法國確診兩例新冠肺炎病例,這是歐洲首次確診該病例。而後,翟若陽得知國內頒佈了武漢封城令,他開始有一絲擔憂。

“我和同事們說起這事,他們安慰我說,‘就算你得了這病,不還是我們科研人救你嘛’。”在這些目睹過許多生死瞬間的重症科醫生們身邊,翟若陽很快冷靜下來,開始從專業角度分析新冠病毒能造成什麼症狀,又是如何變異的。

但有一件事又讓他不自覺緊張起來。

當地時間4月2日凌晨5點半,翟若陽的女兒出生了。

“我突然變得很注意防護,出門一定要戴口罩和防護手套,進病房前一定要仔細洗手,第一次在公共軌道交通上覺得有心理壓力。”他說。

女兒的出生,也讓實驗室關閉後一直居家辦公的翟若陽,有了更細緻觀察疫情蔓延下法國社會的機會。

為了減少人員聚集,醫院僅允許產婦丈夫一人陪產;街道兩旁,幾乎所有的店鋪都關閉了;從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被馬蹄磨得越來越光滑的石板路,倒映出的人影變少了。“法國像是進入了一個漫長的週日。”翟若陽說。

在與法國相隔1000多公里的意大利,看著仍在開派對的舍友,徐慶蒙眉頭緊鎖。

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2016年,徐慶蒙來到佛羅倫薩大學攻讀文物保護化學專業博士學位。歐洲文藝復興發祥地隨處可見的文化遺蹟讓她欣喜,熱情的意大利人更是給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國內疫情暴發時,徐慶蒙正為畢業答辯做最後的準備。她一邊忙著學業,一邊關注疫情相關的各種信息,心裡愈發惦記父母、親友。她期待早點兒回國與家人團聚,但意大利確診病例的出現打亂了一切節奏。

“與國內疫情防控措施不同,意大利官方曾多次宣傳疫情不可怕,意大利舍友仍然每週開派對,還總邀請我一起玩。”事實上,瞭解國內疫情防控形勢的徐慶蒙早就繃緊了防疫這根弦,面對舍友的熱情,只好用“不舒服”婉拒。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瑞士……多個國家的確診病例都在以驚人的速度躥升。眼見歐洲成為疫情“震中”,當地人的聚會、貼面禮卻依舊如常。

徐慶蒙下載了有關疫情的論文和信息給舍友看,舍友也“很給面子”地把聚會地點改在了別的同學家。徐慶蒙很無奈,只好把自己關在屋裡,回國的念頭時不時從腦海裡冒出來。但考慮到國內疫情剛剛穩定、回國路上風險也很高,她猶豫不決。

“畢業答辯那天,看到教學樓裡大家有說有笑、熱熱鬧鬧,我也懷疑自己是不是過度緊張了。”徐慶蒙心裡有說不清的忐忑。

選 擇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是出現了。

一天下午,舍友熱情地打招呼:“嘿徐,我們班有人確診了。”“那種漫不經心的語氣,就好像在說‘我們下週開個派對’。”

此時,意大利確診人數以每天超500人的速度增長,而學校仍然沒有停課。已經完成答辯的徐慶蒙終於決定,回國。

她仔細瞭解了國內入境相關政策和防疫規定,與父母、居委會、街道、區防疫指揮部、國家留學基金委、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大使館等多次聯繫報備,並準備了雙重口罩、手套、帽子、靴子、充當防護服的雨衣,儘可能減少自身暴露。

當地時間3月9日晚,原定次日啟程的徐慶蒙得知了意大利政府宣佈的“封國”消息,她一邊把自己“全副武裝”,提早5個小時啟程,一邊又為可能的滯留做著準備。

出境機場旅客眾多,華人面孔都做了很嚴實的防護。“決不能千里帶毒回國,是我們的共識。”徐慶蒙說。

羅馬、莫斯科、上海,16小時的飛行經歷並不是沒有過,但這一次,徐慶蒙的“心情完全不同”。飛機上,身邊其他國家的旅客連口罩都不戴,這讓她幾乎不敢閤眼。

最後的三小時,徐慶蒙感到雙腳開始腫脹,呼吸也有些困難。她想起平時做運動時讓自己堅持下去的辦法:把3小時分成3個1小時來過,強制自己在腦子裡構思要給導師、同學發的郵件,剩下最後45分鐘拆成3個15分鐘繼續熬。

飛機落地剎那,她如釋重負。

北京時間3月11日下午3點,徐慶蒙到達隔離賓館。和她一樣的回國方式,後來被網友們稱為“教科書式回國”。

“你們吃過飯了嗎?”隔離賓館前臺工作人員的一句話,讓徐慶蒙頓時哽住了。“大家都戴著口罩,我分不清誰是誰,但每個人都在一直說‘謝謝’。”接過飯菜,熱騰騰的溫度從手掌傳遞到心裡,她再也忍不住眼淚。

事實上,在160萬中國海外留學人員裡,像徐慶蒙一樣選擇回國的僅是少數。截至3月底,仍有142萬留學人員因種種原因選擇“留守”海外,互幫互助對抗疫情。正在英國利茲大學讀大三的馬玉潔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國內疫情剛剛穩定,又正值英國大學的期末和畢業季,許多在英留學生都選擇留守。作為利茲大學中國學聯秘書長,馬玉潔此時還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擔任學聯防疫聯絡員,整合並傳達防疫訊息,在駐外使領館、留學生及其家長中間做各種溝通。

“其實我非常緊張,怕做錯事、怕說錯話。”馬玉潔坦言,“但疫情當前,總要有人站出來,我想如果需要,那便是我。”她與其他12名同學組成了防疫中樞小組。

3月中旬,小組建立了“留守利茲抗疫互助群”。馬玉潔“生怕錯過每一個可能幫助到同學的信息”,除了每天5小時寫論文的時間外,其他時候幾乎都在使領館、英國政府、學校等各個官方平臺和互助群中來回切換。

這時,有個疑似感染的同學“找上門”來。

“我已經發燒兩週了,打英國醫療求助電話,他們就讓我自我隔離……我已經好幾天沒有出門了,症狀一點兒也沒有消退……”這位同學在群裡求助。

感受到求助者內心的崩潰,防疫中樞小組幾名成員顧不上考慮太多,穿戴好手頭現有的防護裝備便送他去醫院急診,希望能做一個核酸檢測。但由於利茲市當時還未報告確診病例,他們跑了3家醫院都被拒絕了。

“或許因為身邊有人陪伴,說著中文,這位同學的情緒一點點平靜下來。回去後,他的病情開始好轉,最終自愈。”這也讓馬玉潔意識到,同學們需要幫助。

很快,抗疫互助群擴展到5個,藥品愛心互助群成立,有國內專家在線答疑的醫療諮詢群也在全英學聯組織下建立起來。變得越來越忙碌的馬玉潔感覺“好像在打怪修煉,而自己升級得超快”。

行 動

大西洋另一邊,美國中央俄克拉荷馬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大四學生張津瑤同樣在奔忙。

得知自己所在的俄克拉荷馬州出現確診病例後,她的第一反應是“有同學還沒買到口罩”。

也許是受醫生父母的影響,這個23歲的女孩總喜歡“操心別人的事”。她與學生會骨幹商議決定,利用準備辦活動的經費幫同學們採買防護口罩,確保每人手中至少有20副。

初步統計,在校70多名中國師生中,25人需要學生會“救急”。張津瑤怕“買得慢、發得慢,讓大家生病了怎麼辦”,於是連夜尋找身邊能最快配送的口罩資源,並向父母求教如何鑑別口罩安全性。

幸運的是,450副口罩順利購得並符合防護要求。張津瑤做好防護,給收到的口罩消毒,再把它們分裝進袋子,並在袋子上大字書寫領取人姓名和臨時編號,“幫助大家在領取時快速找到自己的那份,減少聚集時間”。

從學生會提出發口罩,到報名師生領到口罩,僅用了一天時間。“在美國裝個電視都要兩個月,你們太給力了!”有同學說。

同一時刻,翟若陽正與全法學聯醫療諮詢小組成員一起,為留守的同學們構築心理防疫線。

法國出現確診病例後,大部分中國留學生早早做好了生活物資、防護物資雙重準備。但翟若陽發現,當各種消息鋪天蓋地襲來,一些同學的心情變得越來越沉重,恐慌在留學生群體中逐漸蔓延。

與平時的隨和幽默不同,翟若陽在當地華人和留學生群裡嚴肅起來:“請大家不要再頻繁發送類似‘今天又確診了多少人’的新聞,不要徒增恐慌。”全法學聯也在此時開設了線上聊天室甚至遊戲群,給留學生一個負能量的宣洩口。

3月9日,在駐法大使領館教育處組織下,全法學聯醫療諮詢小組群成立。翟若陽看到號召後馬上報名,他加入時,群裡已經有許多國內大名鼎鼎的醫生在列。

“同學們進群時都很慌,但過段時間會恢復平靜,醫生前輩的臨床診斷讓我歎為觀止。”翟若陽回憶,“有同學一進群就說自己感染了,我們一問發現他既沒有拍過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也沒有做過試劑盒檢測,再細問發現根本沒有呼吸道症狀,解釋後,同學也就淡定下來。”

得到及時、專業的回覆,對處於疫情恐慌中的人至關重要。“在國內大家特別信賴鍾南山院士、李蘭娟院士,而對於海外學子來說,他們也需要說中文的專業人士來給予心理安慰。4月4日,駐法大使館邀請張文宏教授與在法華人華僑、留學生連線,就起到這樣的作用。”翟若陽說,“定心丸多了,現在留守的同學們也淡定多了,有人曬美食,有人說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在家補補功課。”

牽 掛

“我從沒見過父母穿戴全套防護裝備,裹得那麼嚴實。”回憶起春節前後,父母雙雙放棄休假,堅守醫療崗位的時刻,張津瑤感到既驕傲又心疼。印象裡,父親是挺“糙”的人,但看到視頻中,穿著防護服的父親和自己說“放心吧”,她每次都扭過頭抹眼淚。

疫情上半場,看著國內數據地圖一點點變紅,中國留學生、華人華僑時刻牽掛著國內的家人、同胞,奔走世界各地為祖國募捐、採買防護物資。而讓大家始料未及的是,疫情很快在海外暴發。“我和爸媽的對話,這時候角色也調換過來。”張津瑤說。

比起海外留學生,他們的家長此時心裡更焦急。利茲大學中國學聯家長群建立後,群裡不間斷的信息一度讓馬玉潔“喘不過氣來”。

“有催促發防疫藥品的,有質問為什麼孩子還沒領到‘健康包’的,也有讓我們建方艙醫院的……”馬玉潔坦言,自己難免覺得無奈和委屈,但又非常理解家長們的心情,她與其他學聯成員就一遍又一遍地解釋,“好在同學們也開始安撫父母。”

誤會消除的同時,理解在發生。

“我敢肯定,學聯的孩子不敢把他們的家長拉入我們這個群。”“他們也是父母的寶貝。”“孩子們一定照顧好自己!”……家長們的留言有時會讓馬玉潔鼻子一酸,因為“我們的父母確實不在群裡,不想讓他們擔心”。

祖國也不曾忘記她的兒女。

面對全球疫情,教育部、外交部、民航局迅速通過多種渠道,為中國留學人員籌措急需物資。截至4月1日,已有116噸防疫物資從國內發往意、美、法、英、德、韓、加7國。

當地時間4月3日下午5點,第一批50箱物資運達利茲大學,馬玉潔和小夥伴進入了幾乎無休的“賽跑”狀態。幾位同學以流水線形式,分別把藥品、口罩、消毒溼巾裝進“健康包”裡,然後清點數量、重複檢查。分裝工作持續了整整一天,大家睡了2小時後,於當地時間4月5日上午開始,組織同學陸續在宿舍樓領取。

當天晚上,利茲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唱起“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幾百條感謝消息在“留守利茲抗疫互助”學生群和家長群裡接龍。此時,派發“健康包”的學聯防疫中樞小組成員和臨時報名的志願者們正在夜風中扒著飯,每一次手機振動,都讓他們的心頭更溫暖一些。

4月7日,馬玉潔團隊發完了首批1696個來自國內的“健康包”和1370個領館“健康包”。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收到了這份來自祖國的牽掛。他們把心聲寫在網絡上:“就像家人發糖,別人家的孩子沒有一樣自豪。”

“祖 國”

疫情暴發前,翟若陽自認為是個“很容易緊張”的人,而身在海外抗擊疫情的這段日子裡,他變成了一個“淡定的中年人”。這份安心,源自他看到的“中國脊樑”們。

短短兩個月裡,國內更新了7版診療方案,這意味著什麼?學醫8年的翟若陽再清楚不過了:“從科研角度來說,每一版診療方案需要各地彙總臨床信息給中樞機構,中樞機構審核,再統籌寫成方案,之後印發。出到第7版,說明大量病例得到了有效觀察和記錄,大量的醫生對治療過程作了及時總結,有高效的中樞機構在運轉,這背後是無數國人夜以繼日地加班、做科研。”

特別是在第7版診療方案中,翟若陽驚喜地發現,國內科研人員對新冠肺炎的研究已經到了分子層面。“這說明國內醫生、學者的科研能力很強,說明我們的醫生敢於使用新的醫療手段,說明他們有豐富的診療經驗、用藥經驗尤其是大量的安全用藥經驗。”翟若陽難抑心中的激動,“有這麼多受過良好教育、盡職盡責的醫生群體,是我們國家的福氣。”

如今,海外疫情日益嚴峻,中國醫療專家組走下國內“戰場”,還沒來得及休整,就帶著援助物資再次投入全球戰“疫”。3月26日,外交部表示,中國政府已宣佈向80多個國家,以及世衛組織、非盟等國際和地區組織提供緊急援助。

“中國人好像在骨子裡就刻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疫情中,沒有國家和個人可以獨善其身,而中國這艘已經立於浪潮之中的強大旗艦,正駛向其他的被困船隻。”翟若陽說自己想到了一個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祖國”的新認識,總是發生在踏出國門的一刻。

雲南姑娘張津瑤愛跳舞,“在國內愛跳爵士,到了國外就只跳民族舞”。

她的學校中國人很少,很多同學對中國一無所知,甚至帶有偏見。入學以後她就想著,“能不能做點兒什麼,至少讓大家看看中國文化、中國人是什麼樣的”。

在這學期的日程表上,張津瑤除了滿滿當當的19學分課程,還穿插了很多活動:“去小學做中國文化授課”“去中學表演古詩詞朗誦”“參加當地國際節”……在美國留學的這幾年,她的生活一直都很充實。

而讓她驕傲的是,之前與中國學生沒什麼聯繫的外國學生會、當地學校,如今也會邀請她和中國留學生去分享中國文化。

目前,張津瑤的學校已宣佈改為網上授課,她的“生活節奏變慢了”,這也讓她有時間好好規劃未來。連續3年成績4.0以上,她可以順利申請繼續讀研,“然後看看能不能讀博,之後想回國發展”。

國內,隔離在酒店的徐慶蒙刷到了一條意大利友人發的視頻——中國國歌在羅馬上空響起,意大利市民在陽臺上高喊著“Grazie Cina”,意思是“謝謝中國”。幾秒鐘的視頻,她看了很多遍。

目前,徐慶蒙正在等一個通知。由於意大利學校停擺,短期內無法開具有效的留學生畢業文憑證書,這導致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無法提供境外學歷學位認證,我國駐外使(領)館教育處(組)也無法開具留學人員回國證明。沒有這幾份文件,學成歸國人員的就業和落戶也無法推進。

和許多畢業回國的同學一樣,徐慶蒙希望能儘快有解決辦法。“等這些事情都辦妥了,我就可以專心為理想繼續鋪路了。”

春季的餘寒已悄然過去,她期待著即將開啟的新生活。

(《神州學人》記者劉曉蕾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教育報》2020年04月1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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