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發一份舊作，如果不適合你，還請多多諒解。
大家想必也看到了，彪哥讀《滴天髓》並非學術解讀，彪哥想做到的，是通過命理這個工具，去體會我們身邊的林林總總。
人生觀與術數一樣，同時考慮事物的陰陽兩面，才是比較圓融完整的思維體系。當然，這裡的陰陽，既有平面陰陽，又有不同的層級，不同的立體面層次面。
只有理解了陰陽有不同層級的概念，才能真正體會孔子在《論語》中所表達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的意義。以及西方倫理學家所提出的電車悖論問題。
論語記載了一段經典對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自稱葉公的沈諸梁老先生，在河南葉縣做地方大員。當時的大員與當今的大員差別挺大，楚國實行分封制，相當於當今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地方大員享有對封地的使用與管理兩種權利。有一天，沈老爺子跟孔子探討“直”和“躬”的概念。說他們這地方有一個人，他的父親偷了的羊，這個人將這件事報告了沈老爺子，這叫“躬”。沈老爺子得知後，派人捉拿這人的父親並打算殺了他，然後這個人就請求代替父親受刑，這叫“直”。
孔先生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說我們那裡不同，這個人不該告父親，父親偷羊給兒子，兒子反而告發，那麼家庭這個概念就不存在了，兒子就成了“躬”於封王的附屬品，
孔子所提出的，是個人的生存權利、家庭的權利要高於社會的觀點。
沈老爺子跟孔子的辯論，實際上就是個人、家庭、社會甚至於國家的關係問題。
西方倫理學家也設計了一個有名的電車悖論，當然這個悖論晚於孔子不知道多少年了：“一個瘋子把五個無辜的人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他們駛來，並且片刻後就要碾壓到他們。幸運的是，你可以拉一個拉桿，讓電車開到另一條軌道上。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那個瘋子在那另一條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考慮以上狀況，你應該拉拉桿嗎？”
這個悖論並沒有從家庭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只是用此來完成對道德的反思與批判。大部分道德決策都是根據“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則做出的。從一個功利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明顯的選擇應該是拉拉桿，拯救五個人只殺死一個人。但是功利主義的批判者認為，一旦拉了拉桿，你就成為一個不道德行為的同謀——你要為另一條軌道上單獨的一個人的死負部分責任。然而，其他人認為，你身處這種狀況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為，你的不作為將會是同等的不道德。總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為，這就是重點所在。許多哲學家都用電車難題作為例子來表示現實生活中的狀況經常強迫一個人違揹他自己的道德準則，並且還存在著沒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況。
如果將這個悖論加以引申，延伸到關於國家間的競爭，民族間的競爭，區域間的競爭，甚至現代社會里公司這個半性社會型組織，社區概念，家庭概念，我們會發覺，人要融入這個社會，是需要通過某種契約來使自己放棄一定的權利的。契約的形式也往往復雜多變：血緣契約，婚姻契約，社會契約，國家契約，交易契約，工作契約，甚至連賭徒之間，都會發生契約關係。這些契約是下而上的，從個人，家庭，團隊，組織，社區、地域、國家等等，是多層級的、多個角度的、複雜倫理關係。
同意
這些契約往往僅涉及到人基本權利的某些方面。這些權利之間，有時也會有交集，但更多的是在不同層級下不同權利的分割（請一定要再三思考不同層級下不同權利分割的意義）。人們傾向於將這些權利壓縮成一個平面，這就造成了悖論的產生，以及大多數不合理的根源。人的思維，很多時候是單維度的。
就拿公司來講，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企業家對公司擁有所有權，一個員工通過契約形式進入企業工作。在公司經營管理的方向上，企業家對企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如果這企業是集約管理式的，新進員工要想在企業裡找到平等的感覺，恐怕很難。社會賦予了企業家對公司的經營方略獨裁的權利。而對與人身自由，休息權，生育權等等權利方面，企業家則又需要服從社會契約。
作為獨立的個人，社會認同個人的自由選擇。但是一旦進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人，我們必須認識到，個人的的自由是被社會契約限制了的。就比如婚姻關係，婚姻的雙方不但是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同時也是父親和母親的角色。這些角色都需要雙方共同承擔一部分責任，而責任的本質，就是人要放棄一部分“自由”。
華為曾出現過兩份萬言書，各自的命運與待遇截然不同。
某年，一名北大學生剛被招進華為時，就公司的經營戰略問題寫了一封“萬言書”給任正非，任正非批覆：“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議送醫院治療；如果沒病，建議辭退。”
為此，華為在《致新員工書》裡專門寫了一段話：要有系統、有分析地提出您的建議，您是一個有文化者，草率的提議，對您是不負責任，也浪費了別人的時間。特別是新來者，不要下車伊始，動不動就哇啦哇啦。要深入、透徹地分析，找出一個環節的問題，找到解決的辦法，踏踏實實地一點一點地去做，不要譁眾取寵。”
1976年，延俊華博士從清華畢業後，進入到華為中試部，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寫下了華為另外一份萬言書——《千里奔華為》。
任正非稱讚其為“一個會思考並熱愛華為的人”，直接將其提升成為部門副部長，還安排將原文和討論一併發表在內部《管理優化報》上，並組織各部門骨幹學習討論。
華為董事長孫亞芳也極為欣賞，專門做出評價：“這份報告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公司存在的問題，也反映了新員工從他們所處的角度對公司的瞭解，並提出善意的批評和建議。這是從新員工身上表現出來的主人翁意識，難能可貴。各層管理者都應鼓勵敢於提意見的員工，我們要在公司範圍內和各部門營造一個員工關心公司成長、提出合理化建議、參與管理的良好氣氛，推進公司的管理進步。我們的管理幹部，都是做業務出身，而且年輕，本來就缺乏管理知識和人生閱歷，對人缺乏理解，管理方法簡單甚至粗暴，這是我們幹部身上普遍存在的問題，職位並不等於能力，作為一個管理幹部，你在這個位置上就佔有了公司資源，我們應該調動資源去創造效益，而不是滿足於找感覺，或者為保住位置，怕擔責任，除了有業務指導能力外，還要有較強的管理技能，要去傾聽下屬的心聲，要用一顆平常的心去了解和指導下屬，要充分發揮團隊的整體作用。”
兩份萬言書，都出自名門學子之手。一個是要告訴企業家怎麼幹。一個是我希望怎麼幹才能對企業有利。
兩人在企業這個小社會里的定位完全不同，對這個社會的理解也全然不同。一個是純自由理想主義的平等，一個是在認同組織的基礎上所表達的改進意願。後者就是我們常說的“會做人”。
企業家所說的內部競爭往往是“有序”競爭。“有序”這個定義的背後就表達了不完全競爭的理念。如要無序競爭，企業一團糟，企業破產，企業家找誰哭去？
有組織，就有層級。有的已經存在，有的正在形成，正在形成的，界限往往會很模糊。已經存在的，界限有時也並不清晰，甚至不合理。就比如前段時間鬧的風風火火的“學生會主席發官威”事件。
我們要對不合理契約的改進保持樂觀，同時也要打破純粹的、理想主義的、平面化的純自由主義。
因為層級，無論你是否願意接受它，這東西現實存在。
中外皆是如此，並不是家花沒有野花香。
故而，“人精”更適合這個社會。
彪哥喜歡講實話，希望你能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