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冶/文 源於網絡/圖
評論家伍爾夫
讀伍爾夫的小說，能得出這樣的印象：小說家伍爾夫是個想象力豐富、內心細膩敏銳、一身詩意的女性，意識流的文字獨具特色，別開生面。直到讀了她的評論文集，這本《論小說與小說家》，瞭解到她同時是個多產的、廣博的、深刻的評論家，好感頓時變成了欽佩，覺得她很了不起，甚至是偉大。
由於她的博學。她對英國、俄羅斯、美國、法國等多個國家數個世紀的文學作品和作家都有鑽研，對詩歌、戲劇、小說、散文諸多類型熟稔至極，用信手拈來形容她是不夠的，她是浸泡在那文學的海洋之中自由地呼吸潛泳，因此，讀她的文學評論，才有暢快、豐沛之感。她是讀了特別特別多的書，不斷地思索和整理之後，才能達到那樣的深度與廣度。
由於她的女性視角。《婦女與小說》《一間自己的房間》這樣著名的長篇評論，唯有讀過，才明瞭伍爾夫之所以是伍爾夫的意義所在。同為女性，同為作家，她對女性前輩們的認知是感同身受的、刻骨銘心的，為她們的才華橫溢歡欣鼓舞，為她們的才華被狠狠壓迫而痛心。所以她到她們的時代和她們的內心深處去體驗那痛苦與屈辱，並站在女性整體的位置，站在歷史之中，站在女性文學的肌理裡，講述她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然後說：“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她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這恐怕，是前人從未發過的呼聲。
由於她的獨特論點。十九世紀跟二十世紀文學流派的不同之處，所做對比新穎有趣，她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分析、要承擔的責任、對未來的鋪墊，很有見地，僅僅總結、陳辭是不夠的，伍爾夫破陳出新，大膽質疑和提出自己的思想論點，這需要的不僅是知識和勇氣，還有自信，與灼見。
由於她的實驗性。伍爾夫本人是一位勇於實驗者，是探索文學新形式的先驅，在她的評論文章中，她說文學形式無所禁忌，只要真實，只要為了生活和人性，她的小說作品，也同樣是在融合中、求索中寫成的，這過程，格外艱難苦痛。
這樣一位文風優美、學識廣博、精思善行的女性文學評論家，不可多得，她帶來的撞擊、沉思、洞察，激起閱讀者一層又一層風起雲湧般的思緒。
男權下的所謂女權
自古以來，從物質到精神，男性為何富裕，女性為何貧困？由此，造成的男性權威社會，對女性有怎樣的影響？
由教育說起吧，伍爾夫這樣著眼。她透過歷史資料想象，在牛津、劍橋之類的高等學府中，財富怎樣一代代地不計其數地累積在那地下，她親見地上的男學生和男教授們，過著怎樣優渥、自由、交遊廣闊的生活，同時他們寫著《婦女智力、道德、體力之低劣》等研究女性的文章。將豐厚的金錢、才智、資源集中反饋給學府學子的傳統，讓上層階級的男性一代又一代地在各領域出眾、有領導力和具備研究學問的能力。
這個時候的女性呢？金錢上，從來沒有一枚金幣是屬於她的，“一戰”後女子學院才剛剛興起，貴夫人們拿不出區區幾萬英鎊支撐學校辦下去，她們人人生育了十幾個子女，生活範圍是圍著家庭打轉，極少遠遊，出行必有人陪同才可以，直到伍爾夫生活的時代，女性踏上男子學府的草坪還是不被允許的，進圖書館是需要證明文件的。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早婚、生兒育女、默默無聞、物質和心靈極度貧窮。
從社會到生活，從教育到家庭，方方面面，每一個微小的角落，每一處細碎的縫隙，都是男性權威在建立規則，在發號施令，在加強自己的地位、禁錮女性的身心。這個時候的女性，有何權利可言？對女性貞節的崇拜、強調，這種異樣的權利，反而成了整個社會合力打壓女性的有力工具。
男權，就是社會權，這種情況下，所謂“女權”是完全不存在的。
她們如南丁格爾所說，沒有半個小時是屬於自己的，她們倚賴男性而活，不被允許掙錢，更沒有能力自己獨立生活，所以，她們就不必有一間房間來獨自居住和思考，不必在智力和思想上提高，不必去表達創作，不必去抗爭，不必逃，因為無處可去。
古代女性與文學
十六世紀之前，英國文學中，婦女沒有留下詩歌創作的隻言片語，十八世紀末，中產階級婦女才漸漸開始集中寫作和表達。女性寫作，這樣一件簡單的事，經過了漫長而黑暗的默默反抗，才從那繁重的家務、生育、隱忍裡萌芽，帶著傷痛和憤怒，扭曲和吶喊。
消散在歷史長河裡的一個又一個曾顯露過文學才華的女性——被社會視為狂亂的異類的女性，伍爾夫描述著她們時，令人痛惜不已。何嘗是女性這個性別能力全面低下，她們有過的閃光和鋒利，全都被她們的父母、丈夫、兒女、朋友、整個社會“手推腳踹”地給埋葬了下去。連自己的房間、金錢、時間都沒有的人，哪來的思想和感情要表達，要表達什麼？！
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漫長的文學史河中，女性作者的身影極為罕見，就算出現了，看起來也顯得很滑稽，逃不開先把她當女人，然後才把她當作家的一番審視。
粗略數來，中國古代的歷史上，有“唐宋八大家”，有“初唐四傑”，有“建安七子”，有“竹林七賢”，有“三蘇”，有大小“李杜”，有“元白”，有“關白馬鄭”，毫無意外，全都是男性，文學領域被諸多金光閃閃的男性名單長久地照耀著，卻照不見半分古代女性的思想與情感。費勁地一想，較為知名的女作者單個單個地蹦了出來：李清照、謝道韞、蔡文姬……對，還是有個知名的才女團體的——“秦淮八豔”。別人是“家”是“傑”是“賢”是“子”，到了女性這裡就香豔得很，她們寫過什麼？不知道。
在廣闊的文學領地，女性是失聲的，她們不用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的深閨情思、思夫、節烈、愁悶，由男性作家的“閨怨詩”“節婦詞”代為表達。現在想來，為什麼以前讀那些閨怨詩的時候覺得有些彆扭，因為在男性筆下，女性的生活和心理，全是圍著男性轉，而且悲喜憂愁也都因為他們，不似李清照，可以醉酒，可以划船，可以嗅青梅，可以潑香茶，可以作人傑，可以思項羽，可以“九萬里風鵬正舉”。
李清照僅此一個，她還是代表不了在文學史上整體消失了蹤跡的女性同胞。正如伍爾夫虛擬的人物，莎士比亞的妹妹，有同樣的天才又能怎樣，僅因男女之別，教育、生活、交際就全然不同了，天分只能被繁重瑣碎的家庭生活消磨殆盡，終生寫不出一個字一句詩來。
被消失的母親
在政治、軍事、文學、藝術、博物、科技等等社會領域消失了的女性到底去哪兒了？她們出現在家庭中，並且面目模糊，組成了一個整體——母親。即便是這樣一個整體，地位也是靠不住的，是從屬於男權社會的規範之下的。
曾經，女性的一生，如伍爾夫所敘，如果社會不再需要後代，女性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因為生理構造的特殊，女性與生育緊緊綁縛在一起，一代又一代，在生兒育女中這麼度過，喘不得一口氣，沒時間抬頭看看比家庭更遠的地方，彷彿女性就約等於為社會生產後備軍的機器。同時，在思想上，再用“貞節牌坊”“烈女節婦”的所謂名節愚化和壓死了她們，讓她們沒想過、也不敢去反抗，去追求什麼自我。
歷史上有名的母親——三遷的孟母、刺字的岳母、畫荻的歐陽修之母等等等等，她們是沒有自己的名字的，從父從夫從子就夠了。母親們被叫作張王氏、孟姜氏、楊李氏，代表著夫家，代表著父族，是男權社會的背景板，是女性榮耀的最高位。直到現代社會，直到我最親最近的奶奶的喪禮。她被司儀一直叫作“劉老夫人”，可她不姓劉。她有名字。叫趙秀蘭。
世人喜歡歌頌母親，歌頌母親，仿若就歌頌了女性全體，歌頌了女性的忍辱負重、恭順溫良、賢德才能，此外再無其他。真是諷刺。一個性別整體，如同一個被工具化了的附庸，喪失掉了自己，喪失掉了才華與理想，喪失掉了其他可能，來被社會讚揚。
直到現在，我們離伍爾夫並不遙遠的時代，大部分的女性仍在婚姻和生育裡迷失著，也許是被社會的頌揚與內心的自我攪擾得不得安寧。一邊是婚姻即生育，生育即獨育，一邊是大齡剩女，全民逼婚，高齡產婦警告，圍城內外，只有女性，被偽裝化了的社會俗成激起一層層接連不斷的焦慮。
“男性反對女性解放的歷史，或許比女性解放運動的故事本身更加有趣。”伍爾夫寫。
不夠，遠遠不夠
何其慶幸，在一代代女性及有見識的男性艱難的抗爭下，我們生活在了現代，伍爾夫憧憬的美好的近一百年後。她在1928年想象，女性在各方面都大展才能和抱負，女性作家歷經一百年的積澱，能寫出更完美和出色的作品。如今，女性的確在很多方面都能據有一席之地，更不乏有才華者，有理想者。
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獨立掙錢，有充裕的時間，在千百年來的女性看來，天方夜譚的事情在我們現代普通平凡的女性身上發生了，物質上，教育上，精神上，都得到了她們夢想都不敢夢想的，獨立自主的權利。
一想到，這是沉默在歷史中、成千萬上億、從來沒有過名字、沒有過夢想、沒有施展過才華、被兒女和孫輩抹掉個人痕跡的女性前輩們，我的奶奶、我的母親一般的人們，一代代推舉著、推舉著，如浪湧般將自由與獨立遠遠地、遠遠地推舉到了我們跟前，我就覺得，這份來之不易的權利太過珍貴，太過沉重，我不能，我們現代的女性不能，白白地讓它消失，對它視若無睹。心胸中翻湧起的，是一種使命感。
這種使命感，能讓我們對一百年後的女性說，在我們的年代，即使對女性來說仍有諸多惱人的限制和困擾，可我們拼博，我們堅持，我們做到了，不辜負先輩，不辜負自己，不辜負時代，實現了別人不能替我實現的夢想，成就了別人不能成就的我自己。
只是肆意地縱享這剛剛得來的、還殘破著的權利，是遠遠不夠的，女性的覺醒非一朝一夕能做到，也非一二百年就能達成，她們被迫消失了太久，她們揹負了太多，需要做的也太多。如果有一天，這種不平等徹底地消失，成為一個歷史名詞，才算女性將這方面的努力做得足夠了，這離不開每一個同為女性、瞭解這份深遠的苦澀的女性的自我奮鬥。
一百年前，伍爾夫說：“當我要你們去掙錢並且擁有自己的房間，我是在請求你們面對著真實去生活。”
在我們之後的一百年，或許有一位女性能回答她：“感謝你們做到了，我真實並且真誠地生活著，為自由，為理想。過去已永遠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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