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說：“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說：“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歷史的作用，並不是為被後人銘記，而是通過客觀的記錄，讓後人看到歷史中的成敗得失並以此為鑑。
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寫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是對統治者，乃至對後世的苦心忠告。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相同的故事總一再上演。
詳盡而準確地闡述歷史、客觀地評價成敗得失，讓後人得以學習經驗、汲取教訓，從而規避再犯相同的錯誤，是史學家們共同的願望。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出生的時候，清政府即將結束其兩百多年的統治。
錢穆經歷了漫長而動盪的戰爭時期，待到新的政權建立，百廢待興，各種制度首先開始制訂。
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他深感以史為鑑的必要性，一直想寫一本歸納比較中國曆代政治制度的書。
1952年3、4月間，錢穆訪問臺北，並應邀作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系列演講，分別講述了漢、唐、宋、明、清五個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及沿革歷程，並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
同年八月，錢穆在臺中養病期間，將前番十小時演講稿稍加增補修改，正式以講題為名付梓成書。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中國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變遷史
談中國曆代政治制度的變遷，是一個宏大而龐雜的課題。
錢穆當年的演講分為五次，每次兩小時。時間有限，僅從縱向的時間線上選擇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最重要的朝代來講述，基本上也可以概括中國政治制度的大體歷程了。
從橫向的管理範圍而言，又主要從（1）政府職權分配、（2）考試和選舉、（3）賦稅制度、（4）國防與兵役四個方面分別進行闡述和比較。
全書既有靜態的單獨朝代的制度介紹，又有動態的沿革因果、發展趨勢及縱向比較。動靜結合，使得刻板的制度介紹變得生動立體。
在普通的歷史書籍中，我們會了解到漢代通過舉孝廉來選拔人才，而從唐代開始實行科舉制。
但由於兩個朝代的情況分別介紹，各自都是孤立的知識點，我們對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沒有形成直觀的概念，理解不深入，因此也難於記憶。
而錢穆是這樣講述人才選拔是怎樣從漢代的選舉制過渡到唐代的考試製度的：
漢代的人才選拔是選舉制，由不定期的選舉賢良逐步過渡到定期選舉孝廉。
到東漢末年，由於動亂，舉孝廉的制度難以推行。曹操的尚書陳群為應對非常時期，創設了九品中正制，將人才分為九品，由大小中正登記上報。
這樣一個救弊的舉措原本是合適的權宜之計，但不加改變地實行到後來，形成了擁護門第之風，大大縮小了人才選擇的範圍。
於是到唐朝，為更加自由公平地選拔人才，將推舉改為了門檻更低的科舉制。除工商從業者以外，凡讀書人都可報名參與，進士及第便有機會做官。
在工商業被打壓的情況下，參加科舉並加入仕途成為了普通百姓唯一可能實現逆襲的途徑。
於是，從唐代起，在人才選拔政策的推動下，知識分子數量暴增，而工商業人才凋敝。
這也成為中國工商業發展滯後、在未來十多個世紀內工業化程度和國民生活水平逐漸落後於西方世界的原因之一，也使得科舉制在今天仍然受人詬病。
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僅僅對錢穆的講述作了簡略的歸納，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本書裡有更詳細的記錄。
通過他這樣的敘述，我們不僅知道了漢唐人才選拔的方式，也理解了制度演變的原因及經過。
歷史應該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我們通過錢穆的講述去看待歷史中的政治制度，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這也是錢穆多次在他這本書中提到的：我們看待歷史，不要僅用我們當下靜止的眼光去評價，也要回到歷史發生的年代，在當時的情景下去理解。
不要用我們的“時代意見”抹殺當時人們的“歷史意見”。這也是一種對歷史表示“溫情與敬意”的態度。
歷史上的中國是不是“專制黑暗”的？
在錢穆的眼中，清代以前的中國並非人們想象中那樣“專制黑暗”。
對於清代，錢穆承認雖有專制，但認為更多地是因為部族政權有其私心，更大程度上傾向於“掌控”而非“治理”的緣故。
錢穆的觀點有其依據，那就是歷代中央政府的組織和程序制度。這其中又以漢代為典型。
漢代的中央政府組織是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
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御史大夫管監察，輔助行政，是副丞相。
再來看九卿。
漢代的九卿雖是中央的官員，但掌管的事務多與皇家家事有關，如祭祀祖先鬼神、掌管車馬，禮賓交際之類。
九卿隸屬於宰相。也就是說，宰相掌握著除軍事以外的一切權利，包括皇帝的家事。
皇帝和宰相各有自己的“秘書處”。
皇帝的“秘書處”叫“六尚”，指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書，除了尚書（當時地位不高）管文書之外，其他基本都跟皇帝的衣食住行相關。
而宰相的“秘書處”叫“十三曹”，分別管府史署用、二千石長吏遷除、祭祀農桑、奏章、法律民事、郵驛科程、運輸、盜賊、罪法、兵役、貨幣鹽鐵、倉谷、簿錄眾事。
可見，宰相的秘書處比皇帝的秘書處管理的範圍大多了。從政府結構上來講，宰相的確是政府的實際首腦。
到了唐代，仍然是皇室與政府分開，政府採用“三省六部制”，宰相的職權被拆分成了“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政府的最高命令由中書省擬定，呈送皇帝畫敕同意，畫敕後的詔書經門下省複核通過才能生效。
如門下省反對，經皇帝同意的詔書仍需送還重擬。
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皇帝有權，這種權力也是受到制衡的。
雖不排除存在皇帝不經中書省、門下省而下達詔令的情況，但這樣的詔令未經正式程序，是名不正言不順的，皇帝也不方便大張旗鼓地經常使用。
錢穆在漢、唐這樣的政府組織和程序制度的基礎上，說歷史上的中國並非一味的“專制黑暗”是有其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看到，制度的訂立與實際執行效果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
從制度上來看，宰相作為政府的首腦有著最高的行政權力。而實際上，包括宰相在內的三公都由皇帝任命，不合上意即可撤換，很難說宰相有什麼自主意志可言。
其次，御史大夫這樣的副職一定程度上也是為分權而存在，特殊情況下還會有左右兩名丞相。
總之，皇帝不會讓宰相的權力高於自己。甚至皇帝的秘書處“六尚”也不時置高級官員的權力於不顧，偶爾還會任命太尉之職（《劍橋中國史：秦漢史》）。
“秘書”們是在假借誰的權力，誰才是背後掌控一切的人，就顯而易見了。
通過這些現象，我們也能夠對專制的定義得出自己的結論。
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
雖然錢穆認為中國並非“專制黑暗”，但他也承認，歷代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且在清代達到了頂峰。
中央政府的集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內部。
如果說“中央政府”包括皇室和政府，那麼從歷代發展的趨勢看，政府權力逐漸受到分割和限制，而皇權不斷得到強化。
另一方面表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上。
在漢代，地方行政區域的層級分為郡和縣兩級。郡僅有一百多個，郡太守與中央的九卿平級。
漢以後的各朝代，地方層級越來越多，而官員權力越來越小。
發展到清代，從下至上的層級有縣、府、道、省，對應官制為知縣、知府、道員、布政使。
布政使之上的總督和巡撫，在明代系非常設官員，到清代成為了常設。這樣總共就已經有五個層級。
而在軍事時期，中央還會另外派遣經略大臣、參贊大臣等，將地方權力統歸中央，而總督、巡撫則又被架空。
常言道，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皇室與官員之間的關係。
經過上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禮，皇室的地位變得愈發神聖而不可動搖，而歷朝歷代的官員卻換了一批又一批。
皇室的統治經驗代代相傳，其中不乏權力喪失的慘痛教訓，這也讓帝位上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具防備之心。
與此同時，政治地位的加強也使得皇帝越來越傾向於對權力進行集中管理，以便牢牢地掌控政權、規避風險。
發展到清代，這種集權達到頂峰。
皇帝不僅防備地方勢力、防備官員結黨，防備宦官專權，甚至對朋友、兄弟、母后都小心提防。
雍正即位後，因弒兄殺弟而惡名昭著。
乾隆素以“純孝”著稱，卻在即位之初就告誡宮女太監不得用國家政事“干擾”皇太后聖心，還在太后要求他撥款修繕一座廟宇時，表面答應，回頭卻下旨斥責太后身邊的太監“不知事務”（《清高宗實錄》）。
對親近的人尚且如此，對中央和地方官員更要嚴防死守了。
權力都是自私的，尤其是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總是以自身能達到的最大限度進行擴張。
而一個過分集權的中央卻又會使地方政治逐漸衰落，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如何在保持國家穩定統一的情況下，增強地方活力，這也是我們後世需要研究的。
制度必須符合國家實際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還處在國家轉型的探索期，人人都在談論變法和革命。有人提出，只要我們借鑑國外被證明是好的政治制度，國家就會向光明的方向發展。
對此，錢穆認為，從歷朝歷代的經驗來看，制度應該是與當時的人事相配合的。忽略國家活的人事現實與文化，僅僅靠生搬他國死的制度是很難成功的。
制度要與國家實際相配合當然正確。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不符合實際”也經常是我們墨守成規，安於現狀的藉口。
近代有老人乘坐汽車感到頭暈，就說汽車是洋鬼子的東西，不適合中國人的體質。而如今中國市場的汽車銷量已經連續九年排名世界第一。
一種制度如果不合國情當然應該摒棄，但在此之前我們是否應該先考量所謂的“不相配合”，是真的與實際國情不匹配，還是我們自身思想僵化、過於保守？
我們需秉持這樣的觀念：既不盲目奉行“拿來主義”，也不排斥外來事物、認為只有我們自己的東西才最好。
應該抱著開放、學習的心態，充分吸收有助於自我提升的知識理念，並結合自身實際加以運用。
我們讀史的意義在於，通過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得以認識前人的行為及其得失，以此指導我們當下的行動。
錢穆的這本《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是非常鞭辟入裡政治制度史，從中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歷代中國統治階層的執政目的、理念，以及對應的政策制度是如何影響這個國家千百年來的歷史走向的。
錢穆作“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系列演講並整理完成書稿是在1952年。
那是中國剛剛完成新舊時代的交替，大量徹底否定舊制度和傳統文化的觀點甚囂塵上。
錢穆作為深諳歷史發展規律的一代大儒，深感有必要澄清歷史，還原我國曆代政治制度的實質和真相，讓人們通過學習，正確判斷那些制度的利弊，從而為我國新的政治制度建設指引方向。
當然，由於成稿時期的特殊輿論背景，錢老出於對極端觀點撥亂反正的目的，在講稿中有不少意圖為“專制”正名的措辭，現在看來難免有矯枉過正之嫌。
但我們如果用錢老本人動態的觀點來看他當時這些言論，站在那種情景之下也就能理解了。
這也是錢老所說的，我們看歷史不要以自己的“時代意見”取代前人“歷史意見”的含義吧。
總而言之，無論是錢老，還是如今拜讀他思想結晶的我們，共同目的都是儘可能客觀地評價歷史中真實的政治制度。
只有深刻理解歷史，做到鑑古通今，才能更準確地形成自己對當今世界的判斷，清醒地把握住時代的脈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