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吵不休的夥伴:美援與中美抗日同盟》一書中,任東來教授認為,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所有援助,都是與美國保護其在中國和亞太地區利益的考慮分不開的；如何保護並實現這些利益就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而援助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重要手段……
二戰期間,美國對華援助遠遠少於對英國和蘇聯的援助,是因為美國曆來奉行“歐洲第一”“先歐後亞”策略,認為幫助英國、蘇聯與德國作戰,才是對美國利益的首要維護,在亞洲,對華援助,能夠維持中國的國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即可。
利益,利益,還是利益……歷史從不因為人類的善良想象而前行,觀察20世紀西方國家對華的歷史,尤其是二戰期間的那段歷史,不可否認有“道義”的存在,但是在“利益”面前,“道義”又能有多大的棲身之處?
日本侵華戰爭,是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工業國家,對一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家的全面侵略。在擁有燦爛文明的中國,日本人姦淫擄掠,血腥屠殺,中國一度到了亡國滅種的悲慘境地。那些以文明國家自詡的西方國家,難道不知道嗎?但他們真正在乎的是什麼?
“萬一中日交戰,英國應該立即遠避,中國不可空望援助。”這是英國的態度,早在盧溝橋事變前,英國財政大臣就曾對中國明確表態。英國在東南亞有巨大的殖民利益,最懼怕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盧溝橋事變後,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內閣會議上強調:如果英國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慫恿下,對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性打擊。所以,英國的選擇是:裝作沒看見日本的暴行。
蘇聯是“七七事變”後第一個向中國提供物力、財力和人力支援的國家,抗戰初期,蘇聯空軍曾經在中國血戰長空。蘇聯亦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自近代以來,蘇俄就與日本勢不兩立,同時蘇聯又是世界大國中唯一與中國接壤、與日本相鄰的國家,支持中國,使中國有力量在本土拖住日軍的主力,就可以避免與法西斯德國開戰時蘇聯出現東西兩面都需作戰的被動局面。
德國的威脅越來越大時,蘇聯開始與日本媾和。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條約最重要的一條是:“當締約國一方成為一國或兩國以上的第三國軍事行動對象時,締約國另一方面須在糾紛的整個過程中保持中立。”日蘇簽訂中立條約的前提是:日本須尊重“外蒙古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聯須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國就這麼被出賣了。
蘇聯停止援華,好在美國國會此時通過了《租借法案》:二戰期間,美國向同法西斯作戰的同盟國借貸或出租武器、彈藥、戰略原料、糧食和其他物資。其中的五分之三供應英國,五分之一供應蘇聯,其餘的供應法國、中國和其他國家。雖然各國所得的租借物資極不平等,但對中國來說,這是雪中送炭。
美國人此舉,是看到了日本人南下的企圖。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受到極大威脅。
這世上,哪有免費的午餐?
無論蘇聯還是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都獲得了巨大的回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展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戰略上策應和支持了盟國作戰,配合了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戰略行動,制約和打亂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戰略配合的企圖。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後方基地,為盟國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對他兒子感嘆過:
“假如沒有中國——日本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衝向西——和德國配合起來,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併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三
這就是人類文明的悲哀:強者對弱者,往往充滿了傲慢與偏見、算計與利用、犧牲與出賣。待到識見大家本是命運共同體時,已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一個弱國,在“強肉弱食”的國際環境下,是何等痛苦的存在?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12月9日,中國的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此時,距離“九一八”事變已有10年零3個月,距離“七七事變”,已有4年零5個月。著名學者金一南評價說:“盧溝橋作為戰爭爆發地是恥辱,美國人宣戰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就不是恥辱麼……侵略者早已明火執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個中國被侵佔了,竟然還未向對方‘正式宣戰’,一邊進行著抵抗,一邊琢磨著妥協,一邊盤算著退路。”
這就是一個弱國的悲哀。從前人的回憶錄中,能夠看到當年中國抗戰的艱難:經濟因戰爭瀕臨崩潰,財政幾近山窮水盡,根本無法養活一支龐大的軍隊。歷史學家黃仁宇抗戰期間從軍,他後來在《近代中國的出路》一書中回憶說:當時的軍人“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士兵的月餉只有法幣十四元,還要扣除副食,只夠在街上吃四碗麵。而附近土匪標價收買輕機關槍,每挺高達七千元,折算是一個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餉。身為少尉排長的黃仁宇,很多晚上睡不著覺,生怕士兵把機槍偷去賣了……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中國一直寄希望於國際調解,當時美國等國也確實進行了調解,日本對此反應非常憤怒。美國曆史學家約翰·託蘭在名著《日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寫道:
“(面對美國的指責,日本人理直氣壯地認為)為什麼美洲可以實行門羅主義而亞洲卻要實行門戶開放原則?日本佔領盜匪橫行的滿洲同美國武裝干涉加勒比海地區有什麼兩樣?此外,像美國那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怎麼能理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在折磨日本的問題?為什麼英國和荷蘭可以理直氣壯地佔領印度、香港、新加坡和東印度群島,而日本仿效他們卻犯了罪?靠欺騙、烈酒和屠殺從印第安人手中掠奪土地的美國,為什麼對日本在中國的同樣做法如此義憤?”
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下,自己的利益至高無上,誰會在乎一個弱國的感受?誰會傾聽一個弱國的聲音?誰會為一個弱國去奔走呼告、鼎力相助——除非觸及了自己的利益。
1905年日俄戰爭,卻在中國東北進行,中國人的生命財產,損失無數。孱弱的清政府,卻只能宣稱保持“中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無比恥辱的一頁。
並不僅僅只有中國遭遇如此恥辱。在中國軍民苦苦支撐的1938年,在歐洲,英國、法國、納粹德國、意大利四國首腦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割讓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也被召到了慕尼黑,卻一直被排斥在會議之外。《慕尼黑協定》簽訂後,一直在隔壁房間裡等候的兩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才被帶進會議廳,告之協定的內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之一馬薩里克博士後來回憶說:“一個法國人用一種十分粗暴的態度向我們解釋說,這是一項無權上訴,也不可能改變的判決。”
這世上,哪有什麼救世主?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摒棄前嫌,共御強敵。著名作家王樹增在《抗日戰爭》一書中寫道:“中國共產黨認為,在大敵當前的危難時刻,民族之心的凝聚和振奮生死攸關。共產黨方面有兩個著名的口號:一個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說的是指望天上掉餡餅的人肯定要餓死；二是‘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說的是指望別人的恩賜,任何事業都不可能成功。”
王樹增寫道:“中國近代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民族屢屢面臨危機,而危機的拯救永遠不可能依靠外來勢力,每一次指望列強隨之而來必是更大的一場噩夢。就像1901年,大清王朝在被迫逃亡的遭遇中與列強簽下《辛丑條約》,導致不但為鉅額賠款需要向列強借款,同時還要允許列強的軍隊駐紮在中國,於是三十多年後的中日戰爭在宛平城外的盧溝橋爆發。救中國只能靠中國人自己同心同力——從對世界乃至中國歷史的洞察而言,中國共產黨遠比國民黨人清醒得多。”
四
中國人的傳統,是知恩圖報。
從上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是中華民族遭遇的一次莫大劫難。在艱苦卓絕的抗戰中,中國人民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從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慘案中為中國難民提供幫助的外國朋友,到同中國軍隊並肩作戰、冒險開闢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從不遠萬里前來中國救死扶傷的白求恩、柯棣華醫生等外國醫護人員,到真實報道和宣傳中國抗戰業績的外國記者,再到在中國戰場上英勇獻身的蘇軍烈士……蘇聯、美國、英國、朝鮮、加拿大、印度等國的反法西斯戰士和國際友人,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結下了深厚友誼。
對於國際友人的支持,中國軍民傾情回報:1944年6月,在雲南蘭坪,為了讓美軍飛機著陸運走重病的飛行員羅伯特·威瑟爾霍夫特中尉,當地軍民用三天三夜時間修好了一條跑道；1944年8月20日,新四軍獨立團在蘇北某縣以犧牲戰士4人的代價,營救了5名美軍飛行員；1945年1月,美軍觀察組的艾斯·杜倫陸軍上尉到冀中根據地考察,日軍偵悉其行蹤後包圍了其所在的皮裡村,杜倫上尉隨我軍民進入地道。日軍找到了地道口,打槍,灌煙,要活捉美國軍官。坑道里,一位母親為了不暴露位置,用乳房堵住懷中啼哭的嬰兒,嬰兒窒息而死。地面上,房東大娘拒絕說出美國軍官去向,被鬼子砍掉四根手指,一名民兵被烙死……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的援華物資,均未分配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但後者並無怨言。1944年,為迎接美軍觀察團來到延安,八路軍使用原始工具鋤鎬鏟鍬、扁擔籮筐來整修延安機場,美軍觀察團為之感動,也參加了勞動,至今還能看到當年留下的珍貴的老照片。
中國共產黨與美國人的交惡,並非始於解放戰爭期間美國人對國民黨軍的武裝,而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赤裸裸干涉中國內政。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激怒了,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作家李峰在《決戰朝鮮》一書中寫道:朝鮮戰爭爆發後第二天,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發表了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推翻了“二戰”中一切有關臺灣問題的國際文件,違背了他幾天前還信誓旦旦不介入臺灣問題的親口承諾,“這項聲明是如此出爾反爾,以至於中國共產黨從此失去了對美國政府哪怕一絲一毫的信任；而它的邏輯又是如此荒謬,以致許多美國人自己都為之搖頭,中國人乾脆稱它是‘20世紀世界外交史上最無恥的聲明’……”
美國人低估了中國共產黨對上百年來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極端反感,以及對於維護新中國主權完整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1950年元月,北京通知美、法、荷蘭等國,廢除他們過去利用不平等條約中所謂的在北京的“駐兵權”,收回了西方列強在北京的外國兵營,“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在新的基礎上另建新的平等外交關係。在這種強烈的獨立自主的訴求下,當美軍不顧警告越過“三八線”後,新中國排除一切困難,毅然出兵朝鮮。
朝鮮戰爭的失敗,是美國人的慘痛記憶,美國曆史專家、《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一書作者貝文·亞歷山大回憶說:“(中國共產黨人)不理解美國有何必要來為傷害他國人民製造合法的口實。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中國的領袖們一定會感到,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既無信用又不可靠的國家。難道這還有什麼奇怪嗎?本來紅色中國就沒有派出過一兵一卒,中國共產黨政府也沒有說過一句威脅的話,然而共產黨中國卻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七艦隊又被安插到中國大陸與臺灣省之間,中國共產黨人把它看作對中國主權的直接挑釁……”
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的名言,也因此傳誦至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五
朝鮮戰爭期間,節節敗退的美國人,對新中國進行多次核訛詐。被逼著走自力更生之路,不是壞事。新中國決定:勒緊褲帶,也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紀錄片裡,當年科研工作者朝著蘑菇雲歡呼雀躍的鏡頭,至今令無數中國人熱淚盈眶。
多少中國人為此付出巨大犧牲!鄧稼先就是其中一位。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大半輩子隱名埋姓,為了保密,甚至改變了自己曾經活潑的性格。令人難忘的細節是:他不愛拍照,卻在杭州參觀岳飛廟時留影,背景是四個大字:精忠報國。
鄧稼先的故事,感人至深,卻也有人不以為然,認為他當年若留在美國不回來,會有更大的科研成就。
這就是立場的問題吧。無論是看待歷史,還是今天,秉持何種立場,非常關鍵。是從中國立場出發,還是有意無意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色?近代以來,不少中國人的不少困惑,就在於落入別人的話語陷阱,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聚焦問題的眼光,唯獨沒有從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出發。但是當年,對鄧稼先來說,他的選擇其實很簡單:少年時在北平求學,正是“七七事變”後不久,日寇佔領北平,他作為一箇中國人,卻被迫要向太陽旗鞠躬。13歲的鄧稼先,難以忍受這種屈辱,當眾撕碎了一面日本國旗,並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幾腳。他因此無法在北平立足,只能逃離,千里迢迢南下,最終在昆明考入了西南聯大,又以優異成績赴美留學。新中國成立後,他毅然回國,從未後悔。臨終前,他說:來世要再當中國人。
幸運的是,歷史上,有許多像鄧稼先這樣的中國人。有支援時,懂感恩,無支援時,也不會怨天尤人。
中國人,最終還是要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