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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並非源於分封制。而是源於夏朝確立，西周最終完善的宗法制。
宗法制也可以理解為嫡長子繼承製。
簡單來說，天子的嫡長子是下一任天子，其他庶子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是下一任諸侯，其他庶子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是下一任卿、大夫，其他庶子為士。一張圖可以看清宗法制的傳遞規則：
而士這個階層的庶子就是平民，平民階層的庶子就是奴隸。
可見，自西周始，自士階層向上，就是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
又因為在這一時期，有學習知識資格的只有統治階級，所以後來士又成為了知識分子的通稱。
後來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招攬人才擴大影響，讓手下的卿大夫廣泛招攬“有識之士”為其出謀劃策，其他的士為了生存擁有了一技之長，或是出席紅白喜事，或是擺攤經商，或是設壇講學，其涉獵之廣泛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一個群體。
▲春秋時期的晉國六卿，是歷史上有名的士族群體
戰國時期，士階層出現了專門為諸侯國擺事的群體，他們能代表一國出使他國，充當說客，成為縱橫家，甚至是刺客。
秦漢時期，士階層分化為士大夫和士人。士大夫泛指在軍隊或京中/地方任職的官員，而士人則專指文人知識分子階層。
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的確立讓士族階層迅速強大。九品中正要求選官必須是官員後代，由政府根據士人的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評定不同品級，然後授予各種官職。士人階層成為做官的主要群體，而非士族的庶民則無權入朝做官。
九品中正制一直持續到隋唐時期。科舉制的出現讓庶民也有機會成為朝堂之臣為國效力，士人壟斷做官資格的時代也就此結束。
▲不分出身，不論貴賤，想要做官，必須通過科舉考試
但士階層在朝堂依然廣泛存在。自魏晉以來，政局混亂，社會動盪，基層陷入無政府狀態，形成了如塢堡、自然村一類的自治組織，這些組織被以士紳為首的強大宗族牢牢掌控。從最初的穩定地方和平到後來的壟斷地方統治，儼然成為了地方自治政權，甚至影響周邊地區，威脅中央政權統治。北朝時代，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維護統治，不得不啟用士族階層穩定政權，這也是一種妥協與無奈。
▲源自王莽之亂的“塢堡”，是一種民間修築的自我防衛性建築(圖片轉載自中國國家博物館）
回過頭來說說宗法制和分封制。
有人會問，這兩種制度互為表裡，有什麼區別？
周朝崇尚禮法，宗法制和分封制就分別是禮和法的表現形式。分封制是制度化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則是分封制的血緣基礎。若無血緣之紐帶，也就無分封之依據。
綜上，士族源於宗法制，而不是分封制。
歷史迷小段
士族的起源不是源於分封制
含義不同
商周時期實行分封制，形成了貴族統治階層內部的森嚴等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分封制下的“士”是貴族之末、庶民之首，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貴族，依附於卿大夫。
而士族的起源應該是
春秋戰國時期的有知識或者有技能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導致上古三代貴族文化下移，“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學術下移，士由此興起。從出身來說，此時的“士”與分封制下的“士”完全不同，如蘇秦、張儀等等。
士族的發展
隨著官僚制度的興起，士大夫登上政治舞臺，但是其勢力還不足以形成一個政治集團。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許多官員都是以經術起家。
西漢後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豪強地主勢力龐大，東漢政權就是在其扶持下建立起來。由於書籍難得，經學基本在門戶內流傳，對知識的壟斷就是對官位的壟斷，豪強地主實際上把持了當地州郡的政權。
而此時主要通過察舉、徵辟出仕，被舉、被闢的人又成為其門生故吏。
大地主與門生故吏結成集團，政治力量龐大，累世公卿。整個三國時期，士族勢力與皇權不斷鬥爭，曹魏時期建立的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最終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馬氏取得天下。
東晉王朝的建立，標誌著士族發展至巔峰，其權利凌駕於皇權之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後期由於士族子弟不務實事，多居於清顯要職，寒族子弟得以崛起。
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積極推行“寒人掌機要”，削弱士族力量。隋唐時期建立科舉制度，更是將選拔人才的權利集中在中央手中，士族已經失去了法律的保護跟經濟的支持。
文史小棧
“士族”和“士”不是一回事。
“士族”，是個“專有”名詞，特指東漢以後逐漸形成的，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特權的“世家大族”，亦稱“世族”或“勢族”。
《晉書.許邁傳》曰：“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
《宋書.恩倖傳序》雲：“郡縣摶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也是在東漢以後，非“世家大族”者，稱“庶族”或“庶民”。
還是《宋書.恩倖傳序》：“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所以，“士族”和分封制沒任何關係——從西周始分封算，前後差著大約一千五百年呢。
“士族”形成於東漢中後期，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皇權的衰微。
東漢中期以後，太后稱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權、豪強自重，一方面使東漢皇權風雨飄搖，另一方使權臣和大地主們迅速坐大。
其次，始於西漢的“察舉”選材制度，到東漢完全變味。
那時，“考試”無足輕重，“舉薦”才是根本。
王充在《潛夫論》中說：“察舉”“既不能昭練賢鄙，又劫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填門，禮贄輻輳。”“察舉”完全成了權臣貴族和大地主的出名進仕之路。
再次，皇權式微，無力掌控經濟，於是世間財物特別是土地，大多落入權貴豪強之手。
這是“士族”迅速崛起的重要經濟原因，同時也使最廣大的農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於是東漢末爆發了規模巨大的“黃巾之亂”。
因此，東漢以後的所謂“士族”，即謂有別於“庶族”的豪門——不僅指包括家族累世位居高官的“世族”；亦指家有權勢且掌有巨財的“勢族”。
曹操於曹丕，曾試圖改變東漢末年的這種局面。曹操推行“唯才是舉”；曹丕稱帝后實施“九品中正制”。這些措施，儘管有過些微作用，但已經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歷史大勢。
一俟司馬氏三代掌權，完全將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轉移到各大世家大族方面，就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是“士族”橫行的時代。
《新唐書.柳衝傳》記述了南北朝士族大姓的狀況，其曰：“過江則為僑姓（按：指南逃避亂的北方士族）：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按：指吳國舊地貴族）：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首之。”
隋唐開國的楊家和李家，其實也是士族。
但到了唐朝，原有的“士族”勢力開始衰微。劉禹錫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無奈，又有新起的“藩鎮”軍閥取而代之了。
於是，宋朝吸取唐朝教訓，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軍閥不可能坐大了，但軍隊戰鬥力也大大下降了，以致抵禦外侮屢戰屢敗。
說到這裡，對本題目的回答可以畫上句號了。
關於周朝的“士”，再另外多說幾句。
周朝的“士”，首先是“官名”。
《禮.王制》說：“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這是說，在諸侯這一級下面還有這五等，其中有三等是“士”。
“士”，還可以是掌管刑罰的官員。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帝舜任命皋陶擔任掌管刑罰的官，官名叫“士”。
正因為“士”是官吏，因此才有“士民”的說法。
《詩.大雅.瞻卬》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市民”就是“官民”。
後來，到了春秋時期，“士民”成了“四民”之首。其他三民是——商民、農民、工民。
此時的“士民”，仍然有別於“庶民”，是正在學習做官的人。
正因為這樣，那個時候的“士”字的本義，是做“事”。同時，“士”又通“仕”，“仕”也是為周王或者諸侯做事。
所以，說周朝的“士”，是最下層的貴族，當無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