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眾所周知，歐洲社會由幾股不同的力量組成，這幾股勢力時而相互聯盟，時而相互攻擊，始終保持著一種相互制約的局面。久而久之，歐洲各國的統治者也厭倦這種無謂的紛爭，開始努力尋找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力圖從意識形態上消除各國之間的分歧。然而，在文化分歧的背後，是巨大的利益糾紛，歐洲文化的大一統也就成了一種口號和宣傳，根本沒有事實基礎。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歷史產物
實際上，歐洲學者自古就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即如何通過文化來區分自己人和外族人，並在後來衍生出一種寬容外族人的文化。這一文化的發展起初被拋給了基督教，基督教也因成功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而迅速壯大了自己的實力。可惜到了16世紀以後，強大的基督教內部開始分裂，自身問題已經讓基督教疲於應對，幫助歐洲社會維持和諧繁榮的文化任務也就無從談起了。
基督教的精神象徵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學者開始改變以往的思路，將消極對待變成積極面對，尤其是對於一些和自身觀點相左的思想，紛紛被學者們納入了學術研究的範疇。可惜，學術研究只能把問題解決於學術層面，當各國君主的權威和利益受到侵犯時，所謂學術研究就顯得太微不足道了。比如在公元1589年，歐洲學者曾促成法國國王發佈《南特赦令》，但是後來，赦免對象逐漸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以致侵犯到了國王的利益，於是國王立即下令將這些人再次逮捕或驅離了法國。
南特赦令的簽署
當然，也有部分學者真心希望打造統一的大歐洲，他們主張恢復古典文化時期的聯邦制度，將中央集權改為民主共和。為此，基督教會甚至列出了一個具體的清單，分別給出了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具體的議會席位，甚至還給出了伊斯蘭國家的席位。對於這出近乎鬧劇的事件，當時的很多歐洲學者都無法接受，各國統治者也就更覺得荒唐了。但是這一文化卻並沒有因此泯滅，而是在此後的歐洲歷史上被數次提出，並且最終促成了今天的"歐共體"。
如此一來，這一文化的具體內容也有了實際價值。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是自由，因此必須具有強大的力量來保護自由，具體來說就是正義的力量，也就是國家軍隊等武裝力量。在此，基督教還有一個值得玩味的進步，即提出了關心並容納非基督徒的觀點，但條件是基督教必須站在正義的一方。事實上，這一進步有很大水分，因為正義與否的判斷標準始終掌握在基督教手中，所謂異教徒要站在正義一方，實際上就等於站在基督教一方，那麼這些所謂的異教徒也就成了基督徒。
歐共體成員國
後來，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最初階段還想和印第安人和睦相處，並得到了印第安人的熱心幫助，體現出了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特點。但是，由於利益矛盾的不斷激化，歐洲人很快將槍炮對準了印第安人，而只有長矛和弓箭的印第安人自然不是敵手。因此，除大量被殺和被俘外，剩下的印第安人很快消融在了基督教文明當中，當初的理想社會也淪為殖民地，並最終蛻變成了今天的美國社會。在此基礎上，此次文化運動也關注到了國民教育的重要性，並且將其提高到了社會必要組成部分的高度。
哥倫布踏入美洲大陸
文化和政治的融合
自公元16世紀開始，歐洲社會以民族單位建立起來的國家紛紛出現，國家概念和民族概念也就此重合在了一起。至於文化的發展，自然也要適應這樣一種新形勢，歐洲文化界不僅及時捕捉到了這一歷史信息，而且迅速開始了自己的思考和行動。在這一時期，一個很明顯的社會現象，是學者開始向統治階級靠攏，而統治階級也需要文化鞏固自己的權力，這就為新古典主義時期的政治文化融合創造了大環境。
新古典主義代表油畫
在此之前，歐洲學者還想著復興古典文化，但是當他們放眼歐洲數百年的文化發展之後，發現當時的文化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古典時期。因此，如果想要恢復古典時期的繁榮，就必須在古典主義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和創新，這就是新古典主義文化誕生的歷史契機。而且當時的學者也清晰地認識到，雖然統治者標榜文化是為了給政治加分，但是學術界同樣可以利用這一點發展文化，從而與統治者達到一種雙贏的目的。
隨後，由於文化界的巧妙騰挪，文化發展很快被統治者納入國家體制內，藝術學院、科技學院和大學等文化機構相繼出現。作為交換條件，文化界也開始大肆幫助統治階級裝點門面，以加強統治者的權威。首先是篡改歷史。所謂統治者，都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正統情結，於是文化界便開始按照統治者的意旨編寫"正史"；其次是藝術發展。藝術雖然可貴，但藝術家也要吃飯，任何藝術形式的發展都離不開經濟支持，而當時願意並有能力資助藝術家的只有統治者，藝術家們創造出來的作品，自然也就不能違背統治者的意旨了。
在法國，統治階級尤其善於利用文化光輝美化政治，並且將七大藝術的學者全部納入官僚體制，死死地將文化和政治綁在了一起，從而開了學者進入官僚體制的先河。比如在公元1635年建立的法蘭西科學院，不僅成為整個法國的科研中心，也成為統治者對法國科學文化的控制樞紐，從而將整個法國的文化活動完全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並且逐漸趨於民族化。此外，德國也緊緊追隨法國腳步，建立了很多學術機構，但時間上要略晚於法國。
法蘭西科學院夜景圖
英國的文化和政治融合後，主要促生了建築和音樂藝術的繁榮，並且以復興古典主義時期的藝術風格為標榜。這裡之所以說標榜，是因為英國並沒有盲從當時的藝術潮流，而是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加以流行藝術風格的選擇和開創，實際上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當然，為了表現自己的文化正溯地位，英國的藝術風格也號稱繼承於古典文化，儘管它們的藝術風格實際上直接來自其他歐洲國家。
最後，俄羅斯為了擺脫自己的孤立地位，同樣接受了新古典主義文化運動的洗禮，其最主要的藝術表現形式也在建築方面，同時夾雜自身的民族特色。比如克里姆林宮的建築風格，就帶有明顯的古典主義色彩，而宮牆外的聖巴西略教堂，又帶有十足的俄羅斯民族風情。在公元17世紀末，俄羅斯統治者還發起了一次規模浩大的識字運動，並仿照歐洲各國，開始興建科學院和大學。
克里姆林宮夜景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歐洲各國都在努力發展文化，但主要還是在發展自己的文化。以歐洲規模最大的法蘭克福書市為例，到公元18世紀，只有不到4%的書籍使用歐洲通用拉丁文刊印，其餘則全是民族語言和文字。
文化界的"潛規則"
遊學和朝聖行為的興盛，最終促生出一個跨越國界的文化平臺，並且整個"平臺"還希望促生出一個擁有共同文化的大歐洲。然而由於國家輪廓的日益清晰，這些學者和藝術家最終還是被國家形式和民族意識隔斷，基本上只能靠書信進行交流。如此一來，印刷術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因為書信不僅可以傳遞信箋，還可以傳遞書籍等一應信息載體，從而保障了歐洲始終存在一個跨越國界的文化階層。
在這些通信的學者中，有曾經謀面的，也有素未相見的，但只要進入這個文化階層，就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學習和交流。據史料記載，當時的各國學者，少則與數十人保持書信聯繫，多則有數百人，往來信件經常堆滿他們的書房。至於這些書信所輻射的社會範圍，不僅十分廣泛，而且極為深入，這是因為書信形式具有天然的匿名性，上到王公大臣，下到村野走卒，都可以毫無顧忌地發表自身觀點。
早期的歐洲書信
此外，這些學者的通信大多具有公共性質，即某位學者收到信箋後，內容並不是給他一個人看的，而是給他所在的整個文化圈子，所以他們都會將信中內容公諸於眾。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阻撓，學者之間的信箋傳遞也可能無法送達對方手中，比如政治審查或者氣候阻隔等。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學者們通常會把同一封信複製若干份，然後寄往同一個文化圈子中的不同學者，以此來保障信息的及時傳遞。而且由於印刷術的出現，當時的書籍價格大幅下降，因而底層民眾也具備了一定的購買能力，從而大幅促進了信息和文化的傳播。當然，促成這股文化潛流的還有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它就是資產階級。商人是單純以經濟利益為目的存在的，由於文化界能夠消耗大量文化商品，商人和學者的利益就綁在了一起，因而在學者和統治者的博弈過程中，商人至少在文化商品上站在了學者一邊。其中，
很多學者為了不被掣肘，本身就兼具了商人身份，後來還衍生出了一種文化商人的新概念，這對於新古典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期階段，意大利成為整個歐洲的文化傳播中心。這不僅因為威尼斯商人建立了覆蓋整個歐洲的商貿網，還因為當時逃亡到意大利的東羅馬帝國學者，帶來了最純正的古典文化，意大利因此成為古典文化的根據地，以及新古典文化的發祥地。後來，由於佔領東羅馬帝國的奧斯曼統治者不允許基督教出版書籍，所以東羅馬帝國的基督徒只能到位於西歐的意大利求購，這無疑再一次加強了東西歐之間的文化交流，從而為整個歐洲的文化一體進行做好了鋪墊。
後來，隨著意大利經濟的衰落，文化傳播中心曾一度轉向其他國家，如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與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等。總而言之，由於這股文化潛流的存在，歐洲社會不僅始終延續著正統文化（即古典文化）的傳承，而且從未放棄過統一歐洲的偉大構想。
文化交流的幾個知名群體
通信方式將歐洲各國的文化界連成一體後，學者之間的交流便從此開始，各種文化不以國界為限制，形成了一個文化層面的共和國。緊隨其後，整個歐洲文化平臺出現了幾個文化群體，並且由他們共同組成了統一的歐洲文化。不得不說，當時歐洲各國的底層民眾對外界知之甚少，很多國家和民族都帶有盲目的傲慢，對於其他國家和民族充滿偏見，如果不是這些學者積極奔走，他們之間很可能連基本的溝通都無法完成。
17世紀末，以克里斯遜·康斯坦汀·魯姆夫為首的文化群體首先成形，此人常年穿梭於荷蘭和瑞典的政界高層，同時又與兩國的文化界多有接觸。魯姆夫當時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幫助瑞典學者購買所需書籍，因為當時的瑞典在出版和印刷方面還比較落後，政府在書籍方面的禁令也比較嚴格，而且瑞典及周邊國家常年處於戰亂之中。如果沒有政府背景庇護，即使從境外購得所需書籍，也很難安全帶回國內，而魯姆夫作為荷蘭外交使節，則能夠輕易辦成此事。
與此同時，魯姆夫與其他文化圈子也保持聯繫，其中就包括一位重要人物——斯拜·庫伯。 庫伯不僅是荷蘭政界的高層官員，同時還是一名古典語言教授，在古典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極深的造詣。庫伯身邊，聚集著大量文化學者，並且包括很多藝術學院、科技學院和大學裡的教授。這些人不管是出於政治目的還是文化目的，都在不遺餘力地幫助魯姆夫搜尋書籍，然後再由魯姆夫帶去荷蘭。
和魯姆夫一樣，庫伯也和多個文化圈子保持聯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蘭富商尼古拉斯·韋森。韋森雖然是一名商人，但本身具備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蘊，他不僅收藏了各種書籍和文物，還將這些東西對外開放，從而為荷蘭民眾的文化教育作出傑出貢獻。在韋森的資助下，荷蘭學者得以擁有充足的物質條件，從而開始思考一些世界性的問題，並且已經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東方。
尼古拉斯·馬伕洛克達託斯
到了公元18世紀20年代，希臘著名學者尼古拉斯·馬伕洛克達託斯與荷蘭大學者尚·勒柯勒克開始接觸，從而組建了一張全新的文化網絡。其中，馬伕洛克達託斯也擁有自己的圖書館，並且孜孜不倦地探索著古典文化，其學術研究成果也曾轟動一時。勒柯勒克主要成就在人文學科方面，同時也是當時歐洲難得的地理學家，其著作對後世的航海家提供了巨大幫助。
最後，在公元18世紀末期，荷蘭藏書家格哈特·梅爾曼也組建了一個文化圈，同樣受新古典主義文化影響很大。梅爾曼不僅是一位資深的藏書家，同時又是一位外交使臣，早年還曾到歐洲各地遊學。其中，對梅爾曼影響最大的是西班牙著名學者格列高里歐·瑪揚思·西卡斯，二人雖然一生未曾見面，卻保持通信長達20餘年，彼此之間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幫助。就這樣，在國家概念日益強化的歐洲，卻由各國學者組成了一個文化上的共同體，並且一直維持到19世紀初才宣告結束。
結語：歐洲文學的繁榮是歐洲逐漸走向聯合的一種標誌。其實在新古典主義復興的時候，歐洲的文學融合就開始處於一種萌芽狀態，而到了近代之後歐洲的文化融合與民族交融進入了發展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