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晚年對如何在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即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要擺脫固有觀念的束縛和進行改革創新，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放在工作的首位，必須利用好商品經濟機制和非公有經濟。
列寧晚年的這些思想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成為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的源頭活水。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新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將列寧晚年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列寧晚年思想是指1920年底以後，結合蘇俄社會主義建設現實所進行的理論探索，主題是關於在經濟文化發展落後的國家裡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思路：“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要擺脫固有觀念的束縛和進行改革創新
列寧認為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拘泥於固有的觀念。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從理論走向了實踐，但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卻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蘇俄領導人只能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關於未來社會的簡單描述，並結合緊張的戰爭環境的客觀需要，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結果是讓農民承受了沉重的負擔，造成了工農尖銳對立的嚴峻形勢。
面對這種複雜局面，列寧沒有拘泥於社會主義的固有觀念，而是在尊重實踐的基礎上勇於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出現的失誤，包括脫離俄國經濟文化落後的客觀實際，企圖通過直接而迅速的手段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按照共產主義原則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來組織全國產品的生產和分配。
列寧曾經批評教條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書呆子，因為他們“單靠引證馬克思關於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複雜的問題”。據此，他能夠直面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失誤，與時俱進地鄭重宣告“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列寧開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先河。列寧順應時勢的現實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改革措施，如：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允許商品經濟和一定範圍的私人貿易，允許部分工業企業的非國有化，允許私人開設小型工業企業，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加強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與合作，等等。
這些切合俄國實際狀況的改革創新之舉，在實踐上取得了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經濟發展逐漸恢復正常，工農聯盟獲得鞏固，社會形勢趨向穩定。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列寧晚年思想中汲取了豐富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他們從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出發，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大討論，擺脫了極左思想的束縛，衝破了各種形式的本本主義和僵化教條，認識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
因此，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新的實際進行了大膽的理論創新，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等新的理論概括。例如，鄧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全面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而在理論層面上把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區分開來，深化了列寧晚年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在實踐上，中國共產黨人在認真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認識到只有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才能發展社會主義，從而開始系統地糾正“左”的錯誤，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開放舉措，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
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放在工作的首位
堅持人民性原則是列寧晚年思想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共同價值取向。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人民最迫切的需要無外乎是改善自己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要實現人民群眾的這個願望，必須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工作的重點。
列寧在晚年明確提出，評判工作狀況和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新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夠在實踐中取得顯著成效，就是因為它從俄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實際出發，尊重廣大農民和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願望，把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為工作重心。
與此同時，考慮到俄國小農占人口絕大多數這一客觀現實，建設社會主義首先要謹慎地對待農民，也就是需要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此，俄共（布）在列寧的倡議下，果斷廢止了阻礙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餘糧收集制，代之以農民喜歡的糧食稅，並逐步放開農民的自由貿易；放棄了創辦農業公社和勞動組合等形式的集體農莊設想，主張改行合作社這一容易為農民所接受的簡便易行的組織形式。這些政策賦予了農民一定的經營自主權，改善了工農關係，從而很快實現了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標，帶來了國家政治生活的平穩發展。
與列寧晚年主張一樣，中國改革開放也主要是為了解決生產力發展緩慢和農業發展落後的問題。事實上，社會主義優越性歸根到底主要體現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用黨的十九大報告的話來說就是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個新時代的主要矛盾。
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後我們一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將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評判改革開放是非曲直和得失功過的標準。
在實踐上，中國同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類似，將改革農村生產關係作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突破口，充分尊重廣大農民群眾的個人意願和自主性要求，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決了中國幾千年都解決不了的溫飽問題，快速改變了物質匱乏的落後面貌。率先開始的農村改革不但為隨後的全方位改革開放奠定了實踐基礎，而且還釋放了約80%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為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提供了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生力軍。
1978年我國實行聯產承包制
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利用好商品經濟機制和非公有經濟
由上可知，要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首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實現生產力的又好又快發展，而要實現生產力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除了上述的調整農業政策之外，還需要利用一些發展生產力的現代手段，特別是要利用好商品經濟機制和非公有經濟，這是列寧晚年思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個共同點。
首先是要利用好商品經濟機制這個手段。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列寧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商品經濟和商品交換的思想。他鑑於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因為消滅了商品經濟而“沒有促成生產力的提高”的問題，認識到商品經濟機制有利於生產力發展，是蘇俄擺脫經濟困難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道路，所以在新經濟政策中包含了充分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如流轉自由、貿易自由和商品交換。
他還提出要在國營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要在包括工人、農民、蘇維埃職員在內的所有勞動者當中實行獎勵制度，在各個部門實行個人負責制。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國家與市場相結合的思想，指出建設社會主義要“以市場為基礎”，要在“國家的正確調節下”活躍國內商業，把蘇維埃經濟整個“同市場、同商業”直接聯繫起來，從而在某種意義上突破了社會主義就是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的思想觀念。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但繼承了列寧關於發展商品經濟的思想，而且將其發展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新階段，成為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正確的，提出“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命題。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一直沿著市場化導向進行經濟改革。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和市場作為區別社會制度根本屬性的僵化觀念，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此後，我國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越來越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不斷提升，長期被壓抑的市場活力也得到了火山般的爆發，進而迅速提高了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
其次是要處理好社會主義與非公有經濟的關係。充分利用好非公有經濟，包括國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以租讓制、租賃制等作為表現形式的國外資本主義經濟，是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又一個突出創新。
列寧根據俄國小農經濟和宗法式經濟佔優勢的實際狀況，認為不利用舊有經濟基礎而直接過渡到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想法，是“左”派幼稚病的表現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他指出作為小商品生產和自由貿易必然產物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內得到發展，蘇俄只有將資本主義“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也就是他說的“有可能通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
列寧還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是絕對的對立關係，而是批判、繼承的關係，學習、借鑑的關係，利用、改造的關係，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而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無產階級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的資本，學習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文明成果，才能建成社會主義。
他還為此提出了一個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為了創造學習和利用國外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良好環境，他批判了狹隘的愛國主義論調，主張要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實現與它們的和平共處。
列寧關於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思想，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適應市場導向的改革進程，我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和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從而逐步由較為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轉變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非公有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已佔據了中國經濟版圖中的半壁江山，貢獻了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崗位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
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既有對立鬥爭的一面，又有繼承、學習、借鑑、利用和合作的一面，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的相對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據此，我們首先作出了當今世界處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的重要判斷，努力改善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外交關係，不搞軍事對抗，不搞意識形態競爭，加強同他們的友好合作和經濟交往。通過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與深度，我們充分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建成了世界近乎完整的產業體系，成為了世界的製造業大國，擁有了世界龐大的供應鏈能力。
作者：王文章，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文章來源：《前線》雜誌2020年第4期，原標題“列寧晚年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啟示”
責編：沈聰
版式：山中石
圖片來源：人民網
監製：李愛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