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日本政治體系,比戰前秩序更有競爭力,也更多元

當然了,日本官員在加強對平民百姓的控制時,不會認為自己出於有問題的動機,提出了有問題的方案。日本的官僚傳統讓他們深信,如果放鬆警惕,社會就會被破壞;公民有自主決定的政治權,這個想法對他們來說還是陌生的。

儘管沒有確切證據表明日本官員在為遙遠的未來規劃控制措施,但他們為了所謂長期控制的利益,毫不避諱地利用當下的環境。就拿日本的女性來說,她們不能輕鬆地獲取避孕藥物。官方理由是,這種"新"藥據說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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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在1986年一年全球最新推出的40多種新藥中,幾乎就有一半得到厚生省的許可在日本銷售。這40多種新藥中,大部分藥品都是日本發明的,也只在日本得到過測試。為什麼不讓日本人獲得有效的節育措施?一個常規的解釋是,這會破壞利潤豐厚的流產行業(一年有100萬—200萬例流產),日本醫師會也確實利用它曾經令人生畏的權力。

不讓"避孕藥"出現在日本市場上(除非是用於調節月經週期,不過會使用另一種強效藥物。這樣,就證明了對避孕藥副作用的指控)。厚生省(內務省的殘餘)是在積極地參與實施這種控制,還是出於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目的而歡迎來自醫生方面的壓力?無論如何,結果就是,日本女性被官僚控制在官僚想要的位置上。日本官場知道,得到解放的女性公民可能會擾亂國內勞動力市場,而禁止避孕藥就能從大部分日本女性手裡剝奪西方認為女性社會解放中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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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現在的日本政治體系比戰前秩序更有競爭力也更多元。這當然不是全無依據的。為了維護公共和平而必須做出行政上的調整時,有許多的聲音會參與進來。官員們當然比1945年之前更擔心"民意";從這個角度來說,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要"民主"多了。不過,九一八事變前的幾十年裡,可以見到各精英團體之間更激烈的權力爭鬥。

儘管有著系統性的阻礙,但明治時期嶄露頭角的政黨,那時已經發展到可以參與權力鬥爭了。他們和大企業有關係,並聯合起來一起制衡軍方。在軍方與官僚聯合起來制止之前,大正民主究竟能有多民主?對這個問題有很多爭論,但各黨派至少在爭奪組閣或結盟的機會,也對軍方和官僚的影響力產生了真正的挑戰。1918年原敬首相組閣之時,兩大政黨(民政黨和政友會)也影響著他們吸收的官員。在這兩黨輪流執政的時候,地方官員也經常替換。

20世紀最初30年的政治秩序,相比於20世紀80年代來說更不穩定,因為其中公開競爭的程度要大很多。相比今日的系統,它經歷的騷亂也要激烈得多。這是眾多身居高位的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們非常清楚現實情況和天皇護佑之下的家國統一理想之間存在的差異。20世紀20年代,地方衝突越來越公開,有成為常態被民眾接受的風險,這就完全違背了國體中"和"這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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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進程中的多元主義,還有國會外的公開權力鬥爭表明了政治的無序:對那些自視為日本神聖秩序捍衛者的人來說,這簡直就是詛咒。結果就是,20世紀30年代,人們開始關注新的計劃,以增強精英之間的團結,讓公眾對展現日本的偉大之處更有熱情。日本社會各領域中的革新官僚和他們的同僚,不管最早是受到納粹主義還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都認為"只有建立一個單一的、極權的、基於大眾的政黨,並將其與政府緊密連接在一起——就像德國和意大利那樣——才能達到"這些目標。

近衛文麿內閣在1937年當政以後,上文中提到的新體制運動,開始將重點放到"日本性"以及包容性政治組織的神聖性上去。改革派提案的最終產物,以及由近衛文麿幫助在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贊會,遠遠不及之前的宏偉計劃。大政翼贊會實際起到的作用,不是一個龐大機構將所有日本的能量聯合起來,為其國際主張指明一個共同方向,它反倒像一個大規模的宣傳工具,為早就廣泛接受的政府擴張主義目標爭取更多的支持。

它最初的目標從來沒能實現過,因為不同的掌權者團體一旦意識到,更強大的政治中心將意味著他們自己的權力相對喪失,就會停止合作。平沼騏一郎治下的內務省、右翼、一些軍事派系和司法官員,都反對由近衛文麿領導的中央組織政府。他們擔心會出現獨裁者,破壞自己的權力;當陸軍帶頭努力將一個具有完全極權特質的"新秩序"變成系統時,企業家、官員團體以及敵對的軍方派系都站了出來,提出有力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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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進入官員、審議報告和媒體喜歡說的"信息時代"或"後工業社會"時,它的政治經濟似乎正在漸漸地接近大政翼贊會藍圖中的願景。從1945年到1955年間,政黨力量的分佈與20世紀30年代的情形類似。接著,植村甲午郎和其他前官僚企業協會領導人努力要達成的"保守"黨派合併實現了。雖然此次合併沒有給自民黨政客階層帶來和平,但將官方政府永久地置於單一組織的掌控之中,會為政界帶來具有重要意義的秩序。

正如我們在第十二章中所見,這一政治安排,連同受意識形態影響而產生的、無傷大雅的反對黨,被稱為"1955政治秩序"。這一安排看起來幾乎已經實現了20世紀30年代改革派的主張。一黨制保證了官僚控制的政治系統的延續性,不會受到真正的企業家和真正的政客那樣的不可預測的政治因素干擾。日本今天維持的社會政治"秩序",是自德川時期以來從未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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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族等級為系統提供了血肉,公司管理者和官員一起保證工人和中產階級辦公室職員都處於受控地位。農協和農業省中那些農業官員的行為,再加上更多地從政治目的出發而不是從實際需要出發的永不停歇的建築工程,讓日本農村處於受控狀態。

教師也受到了控制。醫生已經得到了利益。黑幫繼續幫助保證犯罪本身是"受管轄"的。現在,在系統的範圍內,激進的勞工運動和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的反對派甚至也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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